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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有奖销售让我血本无归
国务院来个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一律废止，我当时一听就傻了，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
1986年是我当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国家积压很多物资，推销不掉，厂区的瓜子卖不掉，国家的货物堆得像山一样，钞票在人民手里，国家银行没有钱，要汇款的话一个月两个月钞票才能拿到，他银行没有钱，钱在人民手里，看到很多人搞有奖销售，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参加，要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这样钱活动了，“傻子瓜子”的知名度也大了，可以压倒竞争对手。在与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印刷奖券150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一个，为上海小轿车一辆，二等奖10部摩托车，彩电100部。
我从年初就开始筹备，同时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10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30多家媒体做广告。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1角。我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我盘算了一下，每斤加1角，三个月至少卖到1000万斤，多赚的100万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销售1000万斤，毛利有500万，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170万，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100万元。
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我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3月6日，上头就来人，把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国务院来个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他们还说我这种行为是变相赌博，我当时一听就傻了，你们是管干部的，怎么又管起商业来了？后来又来了一个概念，说我是暴发户。
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瓜子都变质了，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来了，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这是我碰到的最大的挫折了。
贪污案却判了流氓罪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3年，最后是判贪污罪的证据不足，却判了个流氓罪。
接着麻烦也来了，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我哪里是贪污呢？我去市委里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请儿子吃饭，我讲，你们财产赶快转移，爸爸最多两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但没判我刑，我还在派出所蹲着，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贪污我怕啥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就把我推出来了。除了贪污罪，又说我犯了流氓罪，说我强奸厂里10个妇女。我说好，那我干脆给你凑够一打吧，我说那就算12个吧！
我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3年，最后是判贪污罪的证据不足，却判了个流氓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关于流氓罪，1997年新刑已经取消该罪名)，就跟没坐牢一样，回去算了！他们就是想整我嘛！我抗诉，一直抗诉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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