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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作者金宇澄:耳闻的故事集中成了小说

2013年04月09日09:30时代周报赵妍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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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好故事听到了,我不做笔记,就是在心里过一遍,到写的时候集中起来,无意中就呈现了一种城市生态。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

《繁花》开启海派新貌 传统话本体写尽30年蜕变

金宇澄的手绘地图也是《繁花》的一大特色和看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金宇澄所著小说《繁花》正式发表于去年底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同时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3月26日,上海作家协会举行“《繁花》研讨会”。

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35万字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

而《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文以沪语行文,金宇澄解释如此安排为“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明确拒绝追问内心世界

故事一开篇讲上世纪90年代,步入中年的上海男人沪生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一来一回,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从陶陶的老婆聊到光顾蟹摊的女主顾,其间沪生慢悠悠回忆前女友的往事,陶陶讲了一段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

有关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无论是阿宝与李李、陶陶与小琴还是康总与梅瑞、徐总与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协会近期举行的“《繁花》研讨会”上,甚至有评论家打趣说,这部小说“写尽了时代情欲的洪流”。

但这恰恰只是《繁花》中比比皆是的“表象”之一。“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个母题(意指偷情)在《繁花》中的重复出现,没有往昔的阶级批判或都市迷惘,而是显示着个人与意义的断裂。《繁花》中成年男女欲望的放纵,不过是贪恋‘荷花根’以摆脱黑暗的泥泞,希冀攀上天堂,反而跌下地狱。”评论家黄平在《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一文中这样诠释,“这种基于食色的欲望化的生活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高度静止的,小说意义上的‘人’不复存在,生命的成长已然终结,一切支离破碎。”《繁花》中的男主人公之一小毛说:“饭局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人生也如饭局,在金宇澄笔下,无论荤素,都是悲的。

整部小说完全放弃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作者明确了“拒绝对内心世界的追问”。扉页题记首先就来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众多人物间除了对话,频频可见“小毛不响”、“沪生不响”、“阿宝不响”,让题记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小说结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沪生和阿宝站在苏州河畔,沪生问:“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

“不响”似乎就成了这部看似没有主题的小说最好的引线,几十、几百个“不响”将两段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联起来。“潜意识没有历史,对于潜意识的压抑则是高度历史化的”,无论穿越如何热闹的生活,上海人的骨子里也是沉默的,这份内心的沉默同样维系着阿宝与沪生成年后的个人尊严。

网上连载让“写作进入现场感”

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好评、意味深长、形式新颖的小说,最初以网上连载的方式成文—在上海的“弄堂”论坛上,金宇澄以网名开帖,每天用本地语言写两三百字的漫笔,“开无轨电车”(沪语指跑火车),漫述城市的昔日场景。

金宇澄生在上海,早年在黑龙江插队,回沪后工厂待过,喜欢交往,熟知上海滩许多地方的马路弄堂,凡流行风尚、吃喝娱乐也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职《上海文学》。早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动笔。作家西飏提及,“老金在写小说之前,主要是‘说’。在各种聚会、饭局中,他滔滔不绝,包袱,大故事套小故事,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拉出花来。《繁花》是他中止小说创作时间20年后重新拾笔之作,也是口头故事的纸面淀积。”

“《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金宇澄这样介绍创作过程,“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网名,上去开帖。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在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

帖子发出去,开始有人蹲守等候。“老爷叔,写得好。赞。有意思。后来呢?爷叔,结果后来呢?不要吊我胃口好吧。”类似这种的跟帖吆喝,对长久习惯于阅读纸稿的金宇澄来说,显然颇为刺激。“写作进入一种现场感,以前的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帖,忽然就明白,一旦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我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而是如何串联,如何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

来自网上的直接反馈或许正是成就《繁花》“好看”的最主要原因。5个月后,初稿30万字的《繁花》成文,金宇澄再一次四处找来圈内好友—反复阅读,提修改意见。最终成稿35万字。

“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有一次,我退了投我们杂志的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有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

于是不难理解,金宇澄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各地读者对《繁花》的阅读体验。上海人读来怎样?江浙人读来怎样?东北人读来怎样?同龄人读来怎样?小辈人读来怎样?传统文学读者读来怎样?网络文学读者读来怎样?在金宇澄的心里,《繁花》的读者绝不仅仅只是上海人。

《繁花》式传统话本体:

背景1:上世纪60年代,十岁的阿宝与六岁的邻居蓓蒂热爱搜集邮票。

有一天,蓓蒂对阿宝说,私人可以印邮票,阿宝想印啥。阿宝想想说,上海好看的花,是啥。蓓蒂说,我欢喜栀子花。阿宝说,树呢。蓓蒂说,梧桐树对吧。阿宝说,马路上卖的茉莉花小手圈,小把栀子花,一堆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三张一套邮票。蓓蒂说,赞的,还有呢。阿宝说,梧桐树四方联,春夏秋冬。蓓蒂说,不好看。阿宝说,春天新叶子一张。6月份,梧桐树褪皮一张,树皮其实有深淡三色,每年部分褪皮,好看。秋天,黄叶子配梧桐悬铃一张。冬天是雪,树叶看不到,雪积到枝丫上,有一只胖胖的麻雀,也好看。蓓蒂说,不欢喜。我其实欢喜月季,五月篱笆的“十姊妹”,单瓣白颜色,好看。阿宝说,一枝浓杏,五色蔷薇。以前复兴公园,白玫瑰,十姊妹出名。蓓蒂说,粉红,黄的,大红,紫红,重瓣十姊妹也好看,可以做一套吧。

背景2:上世纪90年代,陶陶为沪生讲述菜场里一对露水鸳鸯被捉奸。

下面望风的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这一记吵闹,还得了,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

“小毛去世关掉了我的一扇门”

时代周报: 《繁花》出世前,大众对你不熟悉,但其实你出道很早,据说跟孙甘露同一年代。

金宇澄:我从1984年开始写作,曾获过1985-1986年和1987年的“萌芽短篇奖”、1988年的“《上海文学》短篇奖”。1986年,甘露与我参加了作协办青年创作班。之后,甘露的《访问梦境》与我的《风中鸟》,刊于该年9期《上海文学》。甘露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才华,引起文坛震荡。我的《风中鸟》完全是现实主义写法。

时代周报:后来二十多年间,你没有再写?

金宇澄:对,1987年我到了《上海文学》做编辑。做一个好编辑需要挑剔,因此很难在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收获》发了数个小说后,工作影响了创作热情,因此停笔,

时代周报:再一次提笔就写出了《繁花》。

金宇澄:这部小说看上去有很多故事,别人都以为我记忆力超群,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刻意搜集。很多故事就是在饭局上听来的,比如那个日本老头的故事,那个小保姆嫁外国人的故事等。但只要听那么几句话,精神头就有了,关键的、鲜活的、意料不到的东西也有了,你完全可以发挥。再比如小琴的故事,就是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好故事听到了,我不做笔记,就是在心里过一遍,到写的时候集中起来,无意中就呈现了一种城市生态。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我心里有数,上海的一些曲艺人士会来我这部小说里找好玩的地方。

时代周报:可以说这部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金宇澄:是的。只是有些作了大量嫁接。文中的小毛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是我好朋友,当年一起去黑龙江务农,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回沪后他就在工厂里看门,虽然我后来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的交往还是很多。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去世了,这扇门就关掉了。我心里很难过。

时代周报:小说里有没有你自己?有人传言你就是小说里的阿宝。

金宇澄:虚构作品,意味着这句话,“请勿对号入座”。但是现实主义写作,如有了原型参照,就会更有力,当然,这肯定是作者揉碎了的、消化了以后的想象中的人了。有一位80后读者讲,《繁花》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她讲得很对。人生很多时候的交往场面就是这样的,她看出了我对原型的处理用意。

时代周报:你故意安排小说里的人物不表露内心世界,但有人读出了“《繁花》里面有大恨”。

金宇澄:我确实借《繁花》的人物说过这层意思—中文是非常智慧的文字。我们眼前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一个一个故事出现,一种接一种价值观形成。中文里的“牺牲”与“牺牲品”,只一字之差,就有了云泥之别。我的问题是,谁是“牺牲”?谁是“牺牲品”?这是令人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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