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忆“文革”:扫厕所可以躲红卫兵“造反”

[导读]在“文革”这一特殊条件下,杨绛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有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杨绛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 头”,抹掉了那个“十”字。而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不久,杨绛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样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黑”稿子《堂·吉诃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成“阴阳头”。当天,宿舍里有个“牛鬼蛇 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在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 漂净,敬献革命群众。

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杨绛回家虽然较晚,但进院就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 人,她一见杨绛就偷偷摆手。杨绛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间,只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她努努嘴,示意叫她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杨绛了,提着名字喝住,她只好走上台阶,站在丈夫旁边。

杨绛夫妇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猛抽杨绛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杨绛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 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其中。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杨绛则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就由她剃光了半个头。

当时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而杨绛没有帽子,大热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

钱钟书急得直说:

“怎么办?”

杨绛安慰他说:

“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她的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她用手帕包着藏在柜 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她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丈夫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她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 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

就这样杨绛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顶假发,害得钱钟书整夜没睡安稳。她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杨绛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才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 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她原来的黑发色泽不同——因为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有花 白。

第二天,杨绛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她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她的假发,对她大喝一声:

“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杨绛连忙声明自己不是“黑帮”。

“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售票员看着杨绛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她。她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她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从此一年之内,杨绛不敢乘车,全靠两条腿走路。

即使走在马路上,杨绛也时刻担心惹出是非,遇到不测。她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 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像一只过街的老 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然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杨绛也在其中。他下令从此以后每天清早上班 之前,不准乱说乱动,只准扫大院,清除垃圾,改造思想……不胜其烦。杨绛心想: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 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拒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 “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腔”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此时,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这时候,杨绛家里的阿姨顺姐被迫离开了。他们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他们家送煤。他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

即便是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杨绛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她:“你是什么人?”杨绛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丈夫交换任务:他买菜,自己买煤。

杨绛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后搭在肩上,因为她在所里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她 的。他们明知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她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她进厂,叫她把钱放在案上,任她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间杨绛:

“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

“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她说。

他们听她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杨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她送了一车煤。杨绛央求他给同在难中的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这位师傅也给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行动。

“文革”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按照“颠倒过来”的原则,文学所原来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小刘当起了领导,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杨绛和 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陈翔鹤等专家都属她监管。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正常的业务活动均被取消。

杨绛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杨绛干的是小刘原来的活儿。杨绛仔细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她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于是她就置备了几件有用 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她把两个斑驳陆离的瓷 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门窗墙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的积污,这样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翻 译家潘家洵的太太对杨绛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杨绛还回忆说:“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 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 子,马上就拿给我。”这种话只有幽默感十足的杨绛才说得出,叫人忍俊不住。在“文革”这一特殊条件下,杨绛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本文摘自《文化博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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