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墙的兴废映照城市进程

[摘要]上海筑城460周年学术会议在文庙召开。上海建县到现在721年,正好一半时间有城墙,一半时间没有城墙。上海筑城是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上海城墙的兴废映照城市进程

虚线标注位置,现人民路中华路,即上海460年前修筑的老城墙所在地。 刘筝 制图

上海城墙的兴废映照城市进程

位于上海老城厢大镜阁的明代古城墙(上图)和翻拍于上海老城厢大镜阁史料图片中的老大镜阁城墙(下图)。位于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镜阁城墙是上海市区唯一未被拆除的旧城墙。

上海建县到现在721年,正好一半时间有城墙,一半时间没有城墙。上海筑城是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12月14日,“纪念上海筑城4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文庙明伦堂召开,与会学者叶舟引用美国夏威夷大学章生道教授的话如此论述城墙对传统中国城市的意义。

今年是上海县筑城460周年,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联合举办了这一研讨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数百年前上海建县筑城对未来上海的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近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今天随着大都市上海的快速发展,淹没在这座城市中央的古时的上海县、上海镇、上海县城几乎不见了踪影,关于它们的历史背景、建置情况、具体位址、地界划分、旧城旧物在人们记忆中也越来越模糊。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学者有意识地推动对筑城史的研究。

城墙的建筑在上海

城市史上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于筑城、拆城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多种面相。”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研究员在致辞中说,1292年上海建县以后,有约260年没有建筑城墙,到明朝嘉靖年间(1553年)才筑起城墙。城墙的建筑,在上海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墙建筑起来以后,中国古代一般城市的功能,上海都具备了,包括防卫、贸易、行政、教育、祭祀等。上海城墙共存在约360年,1914年拆除。上海建县到现在721年,正好一半时间有城墙,一半时间没有城墙。上海筑城是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筑城的直接原因,是抵抗倭寇的侵扰。但倭寇来侵扰,也表明这里经济、社会比较发达了。城墙的拆除,也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筑城、拆城都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内在关联。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关注的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在上海筑城中所起的作用,据其研究,原先对筑城最热心的是地方官员,如上海知县,因为关乎一方“平安”,有了城墙,管理上也方便,所以一直就主张筑城。到了嘉靖年间,倭盗日益猖狂,频频袭扰上海县治及周边地区,烧杀抢掠,损失最大的士绅与工商户于是各方奔走,四处呼吁,并愿意出资出力,帮助官府组织团练、修筑城墙。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县治所在,在四月至六月间,因无城池可据,就接连遭受五次寇祸。上海士绅迅速动员起来,顾从礼更是写了一篇长长的奏疏,向朝廷反映上海士绅要求筑城的强烈建议。那时上海的文人社群日趋扩大,影响力剧增。有明一代,松江一府共出进士460余名。在这些拥有极大功名地位与声誉的士绅中,有陆深、钱溥、潘恩、顾从礼等,在此前后,还有董其昌、徐阶、徐光启等人。这些人在朝野都有较高的名望,他们呼吁建城有一定的效果。加上当时上海各级地方官员也在活动,强烈要求筑城。时任松江知府的方廉就认为再也不能迟疑了,说:“斯城不筑, 是以民委之盗也。”于是,朝廷准许筑城。官府、士绅合作,上下联动,仅几个月,上海县城就修筑起来,但那时是泥土版筑的,后来才陆续改为砖石。这就是明代上海首次筑城的缘起。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又新增20座箭台、3座瞭望哨,还有三座高台城楼——镇武台、制胜台、万军台。几经修葺,上海县城愈见整齐森严,它是明中叶以后几个世纪上海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一直保存到近代。“上海筑城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其直接效果是抗倭,它也影响到周边市镇的数量和空间格局,对河流走向和周边生态也有较大影响。”马学强说。

城墙的兴废承载

城市变迁和民族主义情绪

青年历史学者叶舟对近代上海的城墙功能之弱化及其拆毁更有兴趣,据其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此后来沪的洋人逐渐增多,英国驻沪第一任领事的公署最初设在城内东西大街新衙巷上,而一般的洋人则居住在南市城外沿黄浦一带的民房中。1845年,经上海道同意,划定城北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为租界。此后美法相继在上海城的西、北、东三面划定租界。小东门至西门的城壕更成为县城和法租界的界河。从此之后,上海县城墙不仅是城与乡分界的标志,更成了华界和租界的分野。而租界的存在从此之后也成为影响上海城墙修建的一个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上海县城从此开始逐步打破了之前三百年破——修——破的因循格局。

租界在城外迅速繁荣并不断扩张其空间。英租界早在1861年就开始越界修建道路,到1890年,英美租界已经开辟界外道路20公里并一发而不可收。法租界也修筑越界道路二十余条。法国人甚至设想将上海县治移设闵行镇,拆毁县城,以其地并入法租界。而相对而言,上海老城却相形见绌,租界俨然成为上海的中心,而华界则由中心沦为上海的边缘。

叶舟说,租界取代县城成为城市象征的同时,城墙日渐失去军事防卫功能,同时作为旧城市最醒目的标志物,它成了阻碍对外交往,影响地区经济和城区空间发展的障碍物。在上海走向现代的过程之中,城墙越来越成为封闭而古老中国的象征,而在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城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障碍。比如“走进上海县城可颇费周折”,城门开闭的时间规定也无法适应新的需求,开埠初期,上海各城门“按时启闭,民间有事进出,钟鸣六点为期”,不准深夜进出,否则就受到“枷示”惩罚。如果确实需要闭门后进出城门,必须持有官方发放的“对牌照会”。《申报》曾记录了这种场景:

老北门城口汹汹然,人声千百,或笑或訾,疑而询之,则咸因门闭不得入,故群俟于此也。俄而有传呼大人来者,不验对牌,不索照会,急启锁纳之,于是入者出者相率纷驰,如水归壑,是时人虽得遂所欲,而犹口出忿言。迨阅片刻,则城门内外又纷集如鹜,此情此景数夕于兹……

此后城门关闭的时间几经调整,越来越迟,正是不能满足城内外频繁往来需求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拆城的提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据上海文化名人和政治精英李平书回忆,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五月”。1906年正月廿六,姚文枬、李平书、莫锡纶等31人联名上书上海道台袁树勋,正式提出拆城。当时“保城派”极力反对拆城,认为祖宗留下之物不可动,有城墙在可以“保全地方”。两派之争非常激烈,当局采用了折中的方法予以调停,即城墙不拆,于1909年新辟尚文门、拱辰门、福佑门三道城门,拓高放宽宝带、朝阳、晏海三门。

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新政权“沪军都督府”成立。李平书通过革命成为上海地方政府的实际负责人,在城墙的去留问题上即刻获得了主导权。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新任上海民政总长身份下令即日拆除城垣,争论长达7年的拆城之议就此结束。上海市政厅成立经办拆城的“城濠路工事务所”,负责筹款、召集民工等。拆城过程也并非顺利,它不仅涉及城根住户的利益,还与城北法租界和英国士兵墓地有关联。经多方反复协商,最后到1912年7月间,正式动工拆城,同时填没城墙外围的环城城壕,在下面埋设排水管,在城墙地基和填没的城壕上修建环城大道。“拆城以及环城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中华路的修筑,曾被视为老城厢向近代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现代道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老城厢开始。”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说。

在详细地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墙兴废的过程之后,叶舟指出城墙的兴废并非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方便与否”的问题,在租界的映照之下,城墙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更成为保守和落后的象征,同时又夹杂着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上海县城从建城以来,便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想象和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站在460年之后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会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和体验。”叶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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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上海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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