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王俊秀等共话“意义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全文实录

时间:2013.12.29 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中关新园9号楼

主办:《文化纵横》杂志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

高超群(《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我们今天的会议题目是“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是《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缘起是因为信息社会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意义互联网”的报告,《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杂志刊登了这篇报告。我们认为,这篇报告很有分量,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中文互联网学界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而此前《文化纵横》也刊登过一篇赵汀阳教授关于互联网未来的文章,“现代性的终结全球性的未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来展开讨论。

严格来说,关于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影响,这个话题还没有进入中国的学术体系,甚至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视野。只有一些喜好制造耸人听闻的概念的评论家和互联网从业者,在关注和谈论这个话题。但一方面,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个领域的已经非常深入,它成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反过来,它也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互联网正在重组我们的社会经济,而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关注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和产业的层面上。这明显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两篇论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论述互联网的,我认为它们在中文的互联网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对互联网我是技术外行,是旁观者,关注的是互联网或许导致的新权力问题。早在1996年或者1998?万圣的刘苏里就组织出版过一套关于互联网的文化意义的书,是郭良主编的,作者有胡泳等。高超群先生让我继续说说技术与权力的问题,我那篇文章已经说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还有一些没有写到的更加不成熟的想法,今天就一并向大家请教。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关于未来的预测往往错比对多,而且即使说对了也无法断定是好是坏,因为未来属于未来人,我不能替未来的人去想象他们的标准,因此,未来的生活方式是否令人满意只能由未来的人去判断。

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新技术的,并不限于互联网,互联网只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项,同样重要的技术还有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生物学等等新技术或许导致整个世界的游戏状态的一个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游戏正在终结,现代游戏规则早已成熟而稳定,但是正在被新技术运动所打破。新技术带来的游戏状态非常接近一个新的初始状态,当然不是文明开始的状态,而是新旧游戏的转换时刻。初始状态可以是霍布斯讲的自然状态,还有罗尔斯设计的初始状态,总之是某种意义上的开端时刻和条件。一种具有开端性质的初始状态,它意味着新旧交替,原来游戏的稳定性失去了,各种规则和制度都被挑战,而新的规则和制度也正在形成。总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我相信一个假定:权力从来都不会放过它能够生长的任何机会,权力不会消停,不会接受一个稳定结构,不会安于本分地接受监管,限制自身,放弃最大可能的利益。权力一定会去寻找能够让它生长的新机会、新条件或新空间,甚至变形而获得力量,就像病毒一样,这是永远值得警惕的问题。能够让权力迅速生长的地方一定是相对无序或者未受充分控制的新空间,权力不会放过新空间,不仅是对新空间的殖民,而且能够通过新空间而影响甚至支配社会。新技术给权力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新机会。新权力可能会与新技术联手而试图占领未来。当然,同时可以想象,也会出现反对权力的新方式。权力与反权力是一个不断消长的运动过程,类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辩证过程。

即使只是技术的量变,增加一点、扩大一点,速度快一点,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的质变,这是新技术的现象。就是说,那些貌似量变的事情在全球化的速度上往往导致的是质变,而未必需要古典观念所想象的实体本质变化。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在非洲大草原上所有的蹄类动物时速都由60公里提高到100公里,结果狮子全都饿死了。量变足以导致致命的变化,何况按照科学家们的预料,新技术还将带来某些实体本质变化,据说人和机器将可能合为一体。

今天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这已经导致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和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多人已经高度依赖新的生活方式。依赖性蕴含着权力的秘密。现代开始时,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信息就是力量,而在以新技术为依托的未来里,我看是“服务就是力量”。服务,或者说足够好的服务,导致消费一方的高度依赖性,也就构成了权力的新基础。新技术,比如说互联网、智能系统、基因技术最有可能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种资本与新技术的系统有能力提供最广泛、最平等、最全面的服务,就能够生成最大的权力。普遍依赖就是普遍被支配。

新权力和新技术体系可能改变许多概念的意义。比如说,自由可能变成是技术服务所提供的选项,人们确实还是在自愿选择,但自由已经被定义为给定的选项,尽管那些选项几乎“应有尽有”。当系统和技术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选项,所谓优良服务,人们感觉既舒服又方便,而舒服和方便就足以让人接受被系统和技术所支配。情愿被支配,这是新权力的问题。民主和市场都是通过每个人的选择形成的公共选择,民主和市场与新技术条件的全面服务系统之间有着契合关系,这意味着,市场和民主将支持新技术全面服务系统的专制,不过,这是民主和市场所选择的专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迟早总会被现代民主推翻,这是现代社会日程表上的既定步骤,已经不是疑难问题,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日程。现代的解放通向自由和民主,颠覆了传统概念的的专制,可是现代解放是否能够解决未来技术专制的问题?因为技术专制正是市场和民主所支持的。当然,这未必是个坏消息,技术系统的新权力试图把所有人变成客户,因此倾向于提供人们需要的良好服务。

同样,民主也会发展演进。意思是,人民意志的直接加总或许会变成由新技术和系统权力所推荐的公共观点选项所代替。既然公共观点是自由选择的选项,因此仍然是民主的。这类似于好莱坞大片,尽管是系统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是大概符合多数人“喜闻乐见”的选项,当然,这种接纳方式也是被系统所塑造和培养的。公共观点不是卢梭空想的公意,而是现实公观。公观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选择?这是需要思考的。或许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会认为,只要公观是基于理性讨论的,就有可能是更好的;或许罗尔斯会认为,不通过讨论的无知之幕下的公观才是更好的。问题是,这些方案都是基于现代条件的,而未来将提供什么样的新条件和新平台而使问题发生变化,还有待细心观察。互联网天生是个民主言论广场,类似城邦的agora,在这里人们本来可以自由发言。但也有个问题,在互联网广场上,公共观点有可能淹没少数人观点,因此失去一种本可在场的讨论对方。这个问题有别于删贴问题,删帖是残留的传统专制,是传统暴力,随着现代民主的进程,这种暴力注定会被减弱。而技术系统的新专制是非暴力的支配,并非强制。不过,还是这句话,权力与反权力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未来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反权力的技术手段,同样也非目前所能想象的。

互联网所提供的新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它会形成另外的社会和另一种存在方式。既然互联网这个世界目前还具有初始状态性质,游戏规则和制度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初始状态就可以类比为江湖。古代的江湖是在官府支配的社会之外的体制外社会,并非没有规则,而是其游戏规则不是国家法律,不是由一个最高权力所设定和承认的制度,而是一个各种势力高度互动下的尚未稳定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有某些方面类似于江湖,人们在互联网空间里有更多的自由博弈和未被限定的机会,有着未封闭的可能空间,因此有更多的自由行动。互联网的江湖性质一方面使它具有高度活力和演变前景,但它是否也有可能跨界导致公民社会的江湖化?这是个问题。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单独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有着通道,甚至可以直接映射为现实世界。既然互联网的江湖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活跃,也就具有引导能力,事实上更有活力的世界总是能够影响相对稳定、比较惰性的世界。在互联网江湖里,社会关系、身份认同、新族群、新的意识的共同体,都在不断生成和变化中,它将形成什么样的均衡和制度?或者总是在流变中,都有待观察。

我的问题是新技术所定义的未来可能有一种新奴役方式。不过这样说恐怕过于严重,听起来像是海耶克或波普尔的词汇,因此还是使用中性的说法:一种支配方式。技术将使每个人之间越来越平等,技术本来就是推广平等的力量。但同时每个人相对于技术系统来说却越来越弱小,技术系统越强,每个人就越弱小,因此对系统的依赖度就越来越大,高度依赖使人们感觉不到被这个系统所支配。假如每个人的自由其实是被一个系统的选项所定义的被动自由,那么,现代所树立的自觉自由,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自由(autonomy)会慢慢消失,而只剩下自立的独立自由(independence)。其实,自立只是自由的表面,自治才是自由的本质。

最后还有一个疑虑。由金融资本和新技术所定义的新权力,会把“运作”的问题变成主要的政治问题。一切事情取决于运作,而不是意义和理想。所以说,服务就是力量。掌握了运作就控制了一切。这一点和传统的政治有些不同,传统的政治问题关键在于占有,比如说什么叫做一个国家?就是占有土地和人民,就拥有了权力。在未来,占有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更突出的问题或许是“运作”,谁掌握了运作,就实际上掌握了一切,因为运作很可能会成为控制一切事情的关键环节,成为纲举目张的那个纲。不过,假如未来技术的发展并非仅仅强化了系统的支配能力,而同时也强化了个人终端的自由能力,或许就能够看到权力与反权力的辩证平衡。

最后我想说,这些想象都可能是错的,未来说了算。

王俊秀:互联网将如何改造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王俊秀(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原来我们讲信息,完全就是比特。香农在写《信息论》时,他也意识到信息对应的是一个物体,是有意义的,但他马上声明他的信息论是有关通讯的,是通讯工程,和意义没关系。为什么“意义”这个事情不断的浮现出来呢?事实上跟互联网发展高度相关。最重要的是从2.0之后,原来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只不过是介质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一个通讯工具,后来2.0发展起来,社会化软件发展起来,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了。“意义”问题就开始凸显了。

如果说过去我们谈的是技术的互联网、商业的互联网的话,今后十年应该到了一个意义生成,讨论意义本身的问题了。现在讲“意义”更多的是关系型的,流动的。这个正好可以跟目前互联网状态是吻合,所以我们称之为“意义互联网”。

“意义互联网”最深层的逻辑,就是还是想找到一种新的权力,用新的系统的权力、平台的权力,来抵挡目前真实世界的单一权力。从这个角度我愿意把这个“意义”搞成关系型的,是一个对立的、分裂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找到政治、经济、社会三块的对应物,那就是“互联网经济体”、“网络国家”和“数字化社群”的概念。

这十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原来大家都是小网站差不多,现在的确是大的平台兴起了,成为了一个系统,成为了一个生态。他们的组织生产完全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生产是成立一个公司,现在很难讲平台是公司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的变化,现在基本就是租用型的,平台有控制权,但是开个网店是租用了个空间。控制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

第三块是消费者权力。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商业模式的变革。像张瑞敏讲的,原来的商业是消费者是交了钱就结束了,现在是交了钱商业服务才刚刚开始。厂商开始对用户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然后不断地提供服务。另外整个生产也成为并行生产,原来是一条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造商,到品牌商到销售商是一条链,可以通过广告、营销把产品推出去。而且产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没有什么个性。互联网出现使得生产以用户为中心围绕价值网络配置资源,这也是一个变化。

就政治而言,1996年,巴罗写了一个《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说我们这个虚拟空间不欢迎政府,“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不适用.那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但在赛博空间里没有物质实体.在这里,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因此,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利益的追求中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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