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年谱】萧也牧与新中国文坛第一场批判运动

[摘要]1950年1月,共和国成立刚好三个月,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刊登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尔后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坛冤案。

【禁区年谱】萧也牧与新中国文坛第一场批判运动

延安时期的萧也牧

【禁区年谱】萧也牧与新中国文坛第一场批判运动

郑君里导演 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妻之间》

新中国成立伊始,意识形态的高压日渐增加,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情趣、浪漫与革命话语背道而驰。在政治正确压倒一切剥夺一切的年代,试图表现新生活与“旧”思想的冲突、尝试追求精神生活的萧也牧及其作品《我们夫妇之间》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尽管这个短篇从文学角度来讲算不上的佳作,但却由于受到大规模批评成为新中国第一篇被批判的文学作品,与同期被批判的《武训传》一前一后成为当代史上绕不去的话题。

1950问世:城市题材及日常生活描写在建国初文坛独树一帜

1950年1月,共和国成立刚好三个月,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刊登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后易名吴小武,抗战期间从上海来到晋察冀边区,进行群众抗战宣传工作,担任共产党报刊的编辑记者。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

作为从解放区走出的红色知识分子,他敏锐地意识到进城干部思想上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了《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灵感。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克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他试图追求精神生活、享受城市的舒适与安逸,但他贫农出身的妻子却过不惯这种生活,认为城市人懒惰、追求享乐,两人矛盾频出。从社会现象来看,这篇小说也是某种真实情形的改写。进城后,大量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抛弃了农村妻子,找城里的女学生为妻,形成了建国后一次大规模的换妻运动。萧也牧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篇作品虽然描写了妻子的一些缺点,和她对城市生活的抵触,但整体上了还是歌颂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的高尚品格。①但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萧也牧也未一味地将李克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品味打翻在地,在小说最后也让妻子做出了某种让步,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为适应城市生活做出妥协。

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先后有近二十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国文曾回忆到:“我还能记得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不胫而走,口碑载道。”

读者对小说的欢迎,推动了《我们夫妇之间》由小说向连环画、话剧、电影的改编。

1951年1月,《我们夫妇之间》被改编为连环画,由上海五星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个月后再版。同年,上海群众书店出版了金文田改写的《我们夫妇之间》话剧版。与此同时,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投资,著名导演郑君里执导,赵丹、吴茵、蒋天流等当红影星主演的电影版也拍摄完成,上映在即。

1951批判:丁玲等批评萧也牧提倡低级趣味 脱离人民立场

然而,在小说发表的一年之后,舆论环境突然出现了逆转,萧也牧及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成为文坛的众矢之的。

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陈涌的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最早向萧也牧宣战。标题中提到的“一些倾向”,在正文中有明确回答:“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的出现,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个忘记了替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里,便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②

6月25日另一文坛重镇《文艺报》刊载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中称萧也牧“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女主人公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将萧也牧定性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我们夫妇之间》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③。三十年后,丁玲在1982年召开的天津文艺座谈会上披露,这篇脱离文学批评范畴,措辞严厉、充满战斗意味的读者来信,出自时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雪峰之手。

此后,一大波批判的浪潮随之袭来。时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丁玲,在8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上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中,丁玲指责萧也牧的小说丑化了共产党员的形象,说小说虽然“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的形象。在信的结尾,丁玲劝告萧也牧:“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④这无疑认定了萧已经偏离了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

丁玲的加入,对萧也牧及《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扩大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各大刊物上纷纷发表批判文章,表明态度和立场,萧也牧也发表了检讨文章《我一定要切实的改正错误》,直到1951年底这场轰动文学世界的大批判才告一段落。

为什么《我们夫妇之间》在发表之后一年多后突然招致如此批判?甚至丁玲、冯雪峰这样位高权重的文化名人都加入了对一个文坛后辈的讨伐?

尽管我们无法一一验明每位批判者的意图,但却能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文化大批判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1951年5月,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指导撰写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为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正本溯源。一个月后,对萧也牧及《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正是在批判《武训传》的热潮之中,在全国上下“擦亮眼睛”、噤若寒蝉的氛围中酝酿出来的。

虽然萧也牧的本意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但他所采取的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试图挣脱红色文学的创作模式,将作者的写作意图隐藏于人物塑造和文本结构中,这种背离传统的表现形式,无法为文坛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并且成为萧也牧成为被众人攻击的把柄。

1957悲歌:萧也牧告别文坛 被打成右派笔名成负担

大批判过后,萧也牧再也没有文学作品问世,身为作家的萧也牧告别了文坛,也告别了萧也牧这个曾给予他光荣,也带给他无尽痛苦的名字,他改回自己的本名——吴小武。不久,萧也牧从团中央“贬谪”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编辑。以另外一种形式与文学保持联系。

在中青社期间,吴小武编辑出版了《红旗飘飘》丛刊,发掘了《狼牙山五壮士》、《红岩》等一批为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声誉甚响。

1954年,刚刚年满二十岁的王蒙,把自己的处女作《青春万岁》送到吴小武手中,不免心怀伤感:“一个作家而多年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其可怜与可悲,即使幼稚如当时的我,也是完全明白的。”⑤

尽管弃用了萧也牧这一名字,吴小武最终还是没能摆脱1951年大批判给他带来的厄运。

1956年“鸣放”期间,受到“气候影响”的萧也牧写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回忆自己被批判后的改名风波:“自从被批判后,自己作为编辑出去组稿,不用‘萧也牧’这个名字了。然而这也不行,有人说这是萧也牧经不起批判,连真实姓名都不敢用了。”⑥⑦

1957年,有过被批判历史的萧也牧,很快在他的只言片语中被抓住了小辫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文革浩劫中,又被列入牛鬼蛇神另册,进了“牛棚”。

1979尾声:萧也牧死于文革武斗 文革后作品终得平反

1969年被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

进入1970年,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混日子,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9月4日,萧也牧被住在隔壁的军代表毒打。从这天起,小便严重失禁。

10月6日下午,因为晒草无力,在遭受了一顿毒打之后,萧也牧病情急剧恶化。在床上躺了10天之后,因为无人照料,也没有医疗救治,10月15日,52岁的吴小武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活活打死。因为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他被扔在一个乱坟岗里。⑦

1979年,萧也牧得到平反,他的冤屈在他去世的9年之后得以洗刷。这一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萧也牧作品选》,引起共和国文坛第一场批判运动的《我们夫妇之间》也静静地躺在其中。

结语:作为作家的萧也牧,在中国文学史的浩荡长卷上并不突出。但是,由他的作品引发出建国后的一桩大规模的文学批判,却无法让人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批判,及此后发生的无数场类似的批判,引发了几乎整个作家群体对创作题材和写作手法的主动规避,形成了“十七年”文学城市文学稀缺、疏离日常生活、排斥正常情感的整体格调。

参考资料:

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版

②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③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 《文艺报》第2卷第5期

④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文艺报》第4卷第8期

⑤王蒙,《萧也牧——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⑥萧也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发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⑦邵燕祥,《乱花浅草》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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