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把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带到台湾

[摘要]一提口述史,就会想到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其实,唐德刚只参与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胡适回台湾“中研院”任院长,就把哥大做口述史的方法完整地带过去了。

华人口述史的游击队和正规军

活动现场

采写:石岩,腾讯文化特约撰稿人。

“口述史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仅仅与书面文献相联系的未来,它将访问这种最古老的技艺交回历史学家手中”;口述史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每个人都爱听故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的故事”;口述史意味着“共享历史话语权”,意味着“历史信息民主化”……历史学中恐怕再无哪一个分支像口述史一样,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如此多的美好愿景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大众传媒中风生水起,却无助于学科内部的“妾身未明”。2014年10月27日到28日,来自中国内地、欧美、港台、新加坡等地的口述史行尊级人物齐聚湖南图书馆,在此间举行的“图书馆与口述历史及地方文化”国际会议上,历数口述史在各自国家、地区内的缘起与现状。

口述史,该归学者,还是归大众

“在台湾历史学界,口述史一分都不算。”台湾口述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说。在台湾,口述史往往是历史学者的副业:治妇女、社会等专门史时无可利用的史料,只好从口述材料开始收集。

事实上,在华人世界,台湾做口述史起步很早。196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即开始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项目合作。成立于194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是全球第一家收集口述历史材料的档案馆。从1958年起,任教哥大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Ho)开始有计划地组织人手,对寓居美国的中华民国卸任军政耆要进行访问。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等都在被访问者之列。

“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提口述史,就会想到唐德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或者《胡适口述自传》。其实,唐德刚只参与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胡适回台湾‘中研院’任院长后,就把哥大做口述史的方法完完整整地带过去了。”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告诉腾讯文化记者。

许雪姬介绍,从1952年到1972年,“近史所”开始做1949年“撤退”到台湾且淡出政坛的外省耆要的口述访问。但一直到1982年,“近史所”第一本口述史《凌鸿勋先生访问纪要》才获出版:戒严期间受访者有诸多忌惮,即便接受访问,也不愿意口述记录出版。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的口述历史获得井喷式发展,访问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政军耆要到各方人物。从主政者到政治事件的受害者。据许雪姬统计,到2013年,仅近史所出版的口述历史类书籍就有96种。此外,台湾从事口述史的机构还有“国史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国防部”、台北文献会、高雄文献会、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林忠胜赞助的台湾口述历史研究室。其中,“国史馆”到2013年出版49种口述历史书籍;“国防部”46册口述史类书籍。

实践催生组织。1991年“近史所”召集成立台湾口述历史工作会议。2009年台湾口述历史学会成立,该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开办“台湾白色恐怖专题工作坊”,把台湾地区政治案件受害者及其家属请到工作坊现场。

从1987年之后,“政治案件的口访”一直是台湾口述史中重要的一支。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很多台湾大学开始了口述史类课程,并被赋予“从庶民角度挑战传统史学”的使命。

口述史在台湾学界享受的待遇让定宜庄羡慕:“台湾很多大家做口述史,像王明珂、黄克武、赖慧敏……国内好史学家不屑于做口述史。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在台湾是学者引领口述史的风气,而大陆是新闻媒体、文学界。”

定宜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与台湾同行一样,因学术研究缺乏史料,二十年前定宜庄开始搜集口述资料。近年参与的口述史项目包括:中国知青口述历史、旗人妇女口述历史、老北京人口述历史、新北京人口述历史、同仁堂口述历史。

在定宜庄看来,口述历史在历史学界冷,在大众传播领域热是一个值得审视的现象。“做口述史需要学术素养。一个好的口述访问者,需要民族史理论、社会史理论、政治史理论的支撑。”定宜庄强调口述史的门槛,这与到会的美国参议院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的主张大相异趣。在口述史界,里奇有一本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著”《大家来做口述史》。

定宜庄以自己的研究经验为例,说明她的“门槛观”:“在中国,长期一元化的声音,让人们对任何人物、事件都有先验化的理解。媒体和业余作者很难摆脱旧有的观念。比如,一提到北京文化,很多媒体先验地认为北京文化存在于南城,理由是南城是汉人的地方,城里是满族的地盘。但事实上,我做了口述史我知道,南城大量商人是回民。很多重要商号都是回民开的。但回民社区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已经彻底被人遗忘。”

“中国近一百年历史上发生的断裂太多。辛亥革命前后驱除鞑虏造成满族历史的断裂。今天北京满族90%是从东北来的,而不是在北京生活了300年的满族。”定宜庄说。

目前,定宜庄做了6年的同仁堂口述史即将出版。电视剧《大宅门》的热闹在前,定宜庄仍然对同仁堂感兴趣是因为她发现,同仁堂远不止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同仁堂大于资本家”。定宜庄寻访了诸多同仁堂的老药工。她也关心1954年公私合营之后,化工学院和学西医出身的管理者怎么管理这家中药老字号。

以口述对抗遗忘

王惠玲做了14年口述史,她向受访者提出访问要求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没有啦。我都是没有什么的人。”在王惠玲看来,口述史面临两个挑战:让学者认同人们的生活经验可以成为好的研究材料;说服普通人他们自身的经历也是历史。

王惠玲供职于香港大学。她参与过香港大学的三个口述项目:中国研究中心主导的口述历史档案项目开始于2001年。这是一个以学界为目标使用者的项目。为了便于学者搜索,王惠玲和她的同事把口述材料数字化,并特意对摘要进行书面语化处理。但学者对这些档案的兴趣似乎并不高。“香港记忆计划”始于2006年,到2014年完成。顾名思义,这个项目侧重于市民生活。最初,王惠玲和同事把“香港记忆”的条目摘要上网。一位受访的香港市民来电责问:你们这样做对得起香港市民吗?你们手机我们的口述历史,却不让我们听到。此后,“香港记忆”的呈现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王惠玲和同事们把每一条持续2到4小时的口述访问,抽其精要制作成若干时长1分钟左右的音频文件。使用者点开每一位受访者的头像,都可以看到一小段对受访者的文字介绍。如果再多一点耐心,还可以听他(她)的若干段自述。一位中学生打电话告诉王惠玲,他听了一位卡车司机的口述,对香港制造业有了基本了解。

事实上,市民团体对“香港记忆”的热情远高于学者。王惠玲目前从事的“香港大学同行记忆”尝试把社区居民的口述史变成地区史。该计划选定的社区是位于香港南区的香港仔。历史上,香港仔曾是渔民聚居区,很多渔民要到南中国海捕鱼,同时拥有香港和内地的身份证。渔民在水面上用船构造出街巷的结构,在船上交易、生活。

“都说香港曾经是渔港。有多少人还知道渔港当年的生活样貌?”王惠玲问腾讯文化记者。她和她的团队计划在口述史的基础上,办展览、导赏团和工作坊,并以此带动社区失业人口的就业。“历史可以成为社会资本。”王惠玲说。目前,“香港大学同行记忆”隶属于港大学生事务处。

相比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口述史在新加坡受官方重视程度更高。1979年,新加坡前国防部长吴庆瑞提出设立一个口述历史中心来记录新加坡的历史。

已从事二十余年口述史访谈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副主任蔡志远告诉腾讯文化,新加坡的口述计划是从二战开始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历史不应该从上到下,应该从下到上”,所以要“收集各方面不同看法、不同观点”。为此,5人采访团队采访了华人、马来人、印族、欧亚族、英国跟澳洲的战俘。对同一场战争,不同族群,同一族群的不同个体的记忆大相径庭:受最大苦难的是华人,因华人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不少人帮助中国抗战筹款,所以华人最遭日本人憎恨。可是也有华人回忆说:没有啊,日本人对我很好,还给我糖吃。相比华人,马来族的处境好很多。英国战俘的战争记忆也大相径庭。一个英国战俘告诉蔡志远:我到死为止也不会去日本,因为我恨死他们了。另一个却讲:我以为我到死为止也不会去日本,我很讨厌日本人,可是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日本青年,完全改变了我对日本人的看法。

“所有这些看起来矛盾的讲述,我们都记录下来存档。我们也不知道学者和大众喜不喜欢这些说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尽量搜集不同方面的、不同角度的资料。”蔡志远告诉腾讯文化。

从最初的二战口述慢慢扩展,目前新加坡的口述历史有一个极完备的架构:新加坡先驱、日据时代、新加坡政治发展、多元种族社会、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史、劳工运动、知名人士和小市民自传等。

这个宏大的架构并只盯着上层建筑。蔡志远做过的最让她感受到口述历史魅力的项目是“消逝的行业”。在这个项目中,她和她的同事采访了倒粪工人、印籍舞蛇人、手工工匠……现在,这笔口述资料已经成为相关学者几乎唯一的研究资料。

“口述历史的魅力在于它至少能够帮忙记录一些被历史有意无意遗忘的东西。”蔡志远说。

从2014年起,口述历史课程进入新加坡中学课堂。尽管中学生搜集的资料往往达不到专业水准,基本没有史料价值,各界对这个举措仍十分看重:“主要是启发他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让他们认识一下口述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搜集口述史料的训练对他们以后从事专业研究也大有裨益。”蔡志远告诉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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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老人在口述中提到自己九十多岁了还没有社保。经官方核实,有些项目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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