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艺术家作品中看不到痛苦

[摘要]1990年代末以来,70后的“青春残酷”成为一种借用当代艺术形式的、没有精神史视野的自我感觉的表达,艺术放弃了其内在讨论,而关注艺术与艺术制度、艺术市场的关系。

年轻艺术家作品中看不到痛苦

朱其(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标题:年轻艺术家的抽象化痛苦)

我在高校做讲座,与年轻艺术家讨论创作问题、接受访谈,谈到艺术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症结在于逃避痛苦,80后面对的问题则是痛苦的抽象化。我的每次讲课或艺术讨论基本上是与80后、90后对话,愿意来听的人不少,但他们与20年前我做文艺青年时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们提不出什么问题。每次我讲完下面通常一片静默,即使有提问者亦多是有关市场或网络上时髦的维权政治之类,鲜有个人从人文历史本身对艺术进行思考。

当代艺术圈悄悄兴起了对年轻艺术家后继乏力的讨论。年轻一代在技术上越来越精致,趣味上越来越漂亮,当代艺术品越来越像奢侈品或时尚产品,但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精神。在创作和听课时提不出有质量的精神史视野的当下问题,可以说成为新一代的文化特征。

“文革”后,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当代艺术有一条较为清晰的主题脉络:走出“红光亮”、伤痕美术、乡土主义、黄土地的“寻根”、玩世主义、消费主义批判、前卫的本土化、女性主义、底层题材、公民社会的艺术等,这些随时代变化的主题系列本身就构成当代艺术的精神问题史。

1990年代末以来,70后的“青春残酷”成为一种借用当代艺术形式的、没有精神史视野的自我感觉的表达,艺术放弃了其内在讨论,而关注艺术与艺术制度、艺术市场的关系。艺术在自我感觉的名义下,似乎怎么肤浅都是对的,它的价值是在制度(艺术双年展或美术馆展览的名声累积)和市场(作为商品或金融衍生产品的资本化)体系的自我实现。

除了面对公民社会和底层问题的纪录片等创作,当代艺术放弃了其批判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解放。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的环境不再有批判对象及内在的精神问题,年轻一代的内心仍有着焦虑和成长期的痛苦,但这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理论上,艺术的深刻在于文化批判和表达痛苦,但年轻一代的艺术越来越漂亮和技术化。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代人的痛苦开始抽象化。大部分艺术青年从十几岁开始学,到美院毕业,基本上不直接接触底层社会,即使在网络上看到底层的痛苦,亦无切肤之痛。他们会因学院不公、两极分化、经济致富、就业压力等现象产生焦虑,但这种焦虑的对象来源是结构性的,对结构性的焦虑即是一种抽象化的痛苦。

如何表现一种结构的、间接的、抽象化的痛苦,成为这一代人的艺术症结。他们习惯将直接的本能体验作为创作资源,比如校园、超市、教室、酒吧、地铁、影院以及网络等日常经验;他们还以从小耳濡目染的商业文化的形式作为可吸收的视觉特征,比如广告、海报、家具等商业设计,卡通艺术和插画,MTV、电影特效和电子游戏等影像,这些商业艺术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艺术。

不含有精神史视野和批判性吸收,全凭自我感觉的新一代艺术,在画面或者艺术视觉上表现出一种内在空洞的漂亮。因为底层的劳作之苦、贫穷的环境和结构性不公,都不在年轻一代直接的对象化体验中,他们从直接对象获得的都是漂亮的资本主义环境设计和小资经验。目前并不缺乏像上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各种批判理论,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后殖民主义、媒介理论、帝国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空间理论和德勒兹的感官逻辑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未进入美术学院的选修课。

由于社会维权和微博民主的广泛影响,年轻一代关注艺术的社会干预,也热衷艺术政治议题。但新的时代下不可能返回上世纪的“左翼”艺术或宣传木刻,亦不可能重回1990年代初的波普艺术,或者以玩世不恭的光头青年形象出现。这个时代的艺术需要一种语言政治,而不是一种抗议性的政治艺术。后者试图表达一种日常经验中的直接痛苦,但这种痛苦逐渐退出了年轻一代的感官触角所触及的范围。他们需要在哲学化的结构上揭示一种更抽象化的痛苦,通过语言本身揭示的深层危机来实现一种精神政治。(文/朱其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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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ingting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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