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重续被打断的沈从文写作

[摘要]当中国叙事处理中国性的内部结构的时候,它可能更需要的是一元化的努力,需要自己平衡内部彼此对抗的多种话语。这样来看,阿来的《空山》为将来的中国叙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腾讯文化 梅阳

《空山》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部长篇作品。阿来的写作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到了新世纪,仅仅十来年时间,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广阔而深刻的变化。在不少评论家看来,《空山》既是非常当下的,有效地切入了时代中国的叙事,同时又与沈从文的《长河》、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等作品有主题和艺术上的呼应和发展,为将来的中国叙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刘永春:《空山》是个半成品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的写作开始出现对现代革命史的反思与解构。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开始出现对当代中国史的反思与解构,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叙事。

《空山》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视觉。我在读《空山》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三个问题是:《空山》写的是谁的历史?也就是小说里的历史主体;它以谁的视角去进行写作?也就是说它的所描写的历史中心在哪里;还有它写的是谁的文笔?在中国叙事的背景中,阿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当代历史发言的角度、姿态、方式、结构、修辞以及介入的程度,值得思考。

《空山》重续被打断的沈从文写作

《空山》

在《空山》中,有这样一句话:“生活就这样继续着,表面气势很大地喧哗,下面却沉默着自行其是。”这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生活,它的主流与支流形成了非常明显的相互竞争的话语关系。在这种角度上,《空山》把叙事的场域放在机村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藏族村落,以多侧面、多时空、多视角的形式展示了它的历史,这种叙事形态就充满了丰富的文化视觉观念和属于作家本人的诗意的叙事结构。

这种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化空间方面,三部曲分别从历史性的历史进程、共识性的汉藏关系、伦理性的群体关系等线索展现了机村的历史,在历史当中又重点突出了道德、地位以及村子里人性的变迁。在变迁史中,阿来塑造了一系列新与旧的魔法,在中间他采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宗教、民间传说、知识分子与民间话语等,这是不断的转换。二是在文化结构方面,三部曲分别从不同侧面、以不同人物为焦点,形成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叙述,而每部分的叙事都是现实的,合起来就变成全知视角。这是这个小说非常明显的特点。这种形式结构的特征与这部小说的文化诗学也有本质的联系。三是在人性塑造方面,三部曲很好地解决了人物形象的文学性与历史叙事的宏大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它一方面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自身塑造,另外一方面也很顺畅地建构起整体性小说中所要展现的随着历史进程而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变化。

总体上,《空山》三部曲在叙事、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个性特质,具有宏大的叙事视野,完整的文化探析与深入的人性剖析,所以它既有历史的跨度,也有人性的深度。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反思与解构,如果将《空山》与早些年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夹边沟纪事》、《甘南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做一个对比的话,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也是直面历史,揭示苦难,但是他所采用的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方式,而《空山》采用的是块状化结构。《命运三部曲》让读者自己组织一段历史的进程,而《空山》是个半成品,在半成品与成品之间的缝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

当中国叙事面对世界性的时候,它必然要寻求多元性。在多元化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反过来,当中国叙事处理中国性的内部结构的时候,它可能更需要的是一元化的努力,需要自己平衡内部彼此对抗的多种话语。这样来看,阿来的《空山》为将来的中国叙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刘志龙:《空山》是《长河》的隔代重现

《空山》是阿来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创作。把《空山》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里观察,它和沈从文的写作传统有着非常自然的契合,也是沈从文最有雄心的长篇小说——《长河》的隔代重现。两部小说的基本精神几乎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长河》是沈从文在抗战时期,也是在他写作最鼎盛的时候希望完成的小说。它的写作背景是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企图推行新生活运动——一个道德复兴运动,但是它引发了乡村生活的井喷,大家都在喊新生活来了,却像看怪物一样,不太了解。

《空山》重续被打断的沈从文写作

《长河》

沈从文的写作里,有个东西是过去没有得到认真重视的,就是他揭示了现代性的阴暗面。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和海德格尔的思想非常契合。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海德格尔把人界定成了第一性的主体。好像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但是事实上,在把人看成是第一性主体的同时,世界就在人面前整个展现出一种图象。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进程,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图象的世界进行规划、增幅、改造的过程。那么规划、增幅和改造的过程里,人类有暴力性的一面,那么现代性进程是要把所有的差异性、复杂性、地方性的知识全部抹平,进行同质化的过程。于是,在沈从文的这部小说里,他对世界正要到来的新生活,或者对现代性,有种无意识的、不明觉厉的恐惧。从今天来看,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沈从文可能是唯一对现代性的阴暗面有非常强烈的反思的作家。《长河》可能是他最有意识想从这方面对现代性做描述的小说。这样来看,《空山》跟《长河》在基本精神方面,都对现代性的阴暗面或者是现代性的暴力面做了非常深刻的揭示。

因为各种原因,《长河》没有写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性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还没有非常充分地展开。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现代性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完全地展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遗漏,甚至每个人的生活都全部卷入到里面去。于是,《长河》表达的东西得到了合适的情境;《空山》和《长河》达到了无形的契合。

王春玲:当下乡村文学处在“房子叙事”阶段

我觉得当下时代存在四种不同的汉语写作。第一种是大陆汉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它是一种母语的写作行为,这是构成了汉语写作的最主要的一支力量。第二种汉语写作叫做大陆原住民族的汉语写作,像阿来,像扎西达娃,像乌热尔图、玛拉沁夫、张承志等这样的作家,也非常多,构成一种现象。第三种汉语写作是港台、澳门的特定区域内的汉语写作,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政治体制规约之下的汉语写作,所以港台作家可能跟大陆作家的写作会形成某种差异。第四种汉语写作是,海外作家的汉语写作,这一批作家的创作有跨文化的体验、文化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生存经验,影响到他对世界的人性的人生的理解和判断,这种汉语写作很明显跟前三种汉语写作也会形成差异。像严歌苓的创作,像高行健的创作,像张玲的创作等等,这个是新世纪以来,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新文学发生以来,五四运动以来,到现在为止将近一百年的乡村叙事,我觉得有五种乡村叙事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启蒙叙事,最早鲁迅先生为突出代表的、包括二十年代的那一批文学研究或乡土作家,他们的写作站在启蒙的思想价值立场上来关照探取乡村生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乡村进行国民性批判。这种写作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第二种乡村叙事是田园叙事。沈从文是田园叙事最突出的代表。他是对乡村世界进行理想化书写。叙事价值立场上,存在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的二元对立,作家站在肯定乡村的传统文明的角度,对现代的都市文明进行批判,带有强烈的、突出的对现代性进行讽刺的价值取向。所以,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陶渊明底下的桃花源世界,能让我们联想到乌托邦世界,其实是对现代都市的一个讽刺和批判。第三种乡村叙事是阶级叙事。到了阶级意识推行之后,第三个十年的解放期文学,从1949年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为止,期间,乡村叙事基本上被笼罩在阶级意识的影响之下。作家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乡村生活,关注的是乡村世界中的社会政治涌动。第四种叙事是家族叙事。到了1980年代,它是文化热的一个产物。家族叙事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浮躁》等,包括阿来的《尘埃落定》。最后一种叙事形态是房子叙事。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以来,整个乡村小说领域就出现了一批房子叙事的作品,典型的有贾平凹的《古炉》、《秦腔》,有毕飞宇的《平原》,有铁凝的《笨花》,有阎连科的《受活》、《炸裂志》,也包括阿来的《空山》。房子叙事体现了当下时代一批中国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本土化追求,从而努力对抗文化全球化,对抗文化帝国主义。

李天武:文学是一种想象构建

新世纪以来,作为文学艺术基本要素的想象已经上升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问题。很多批评家都在用有没有想象力作为评价小说创作水准高低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缺乏想象力的小说仍然是小说,只不过是有严重缺陷的小说,是失败的小说。

现实比小说更精彩。每一个时代和民族的作家其实都置身于他们的现实,也都需要面对现实,以自己的写作做出自己的回应。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可以这样来界定他们的现实:没有最离奇,只有更离奇。文学来源于现实,更加准地说,文学来源于对现实的叙述或者虚构。我们通过大部分媒介所了解的所谓现实实际上也是关于某种现实的叙述话语。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对于现实的诉说也是一种话语。这些话语与文学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也相互渗透。文学可以叙述已经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间,它既存在着某种话语的同构关系,也存在着文学话语对现实话语的遮蔽或者敞开、模仿或者涂改、顺应或者颠覆。在文学的世界里面,不可能存在着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实的统一性认识。文学是文学家对于现实当中反复多变的各种各样的因素的选择,想象其实也是这样。

有人认为秘闻之中才有想象,或者认为想象只存在于小说家对所谓魔幻现实的虚构之中。他们把想象当做了猎奇,与我们日常的平淡乏味的生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阿来的《尘埃落定》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魔幻现实的一种,它是异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

每个人的现实实际上取决于他究竟如何认识现实。你的现实来自于你认识它的方式而不是你叙说它的方式。每一位作家当然都有他自己如何认识现实的方式,而每一种认识现实的方式都可以说是临时的、不完备的,有缺陷的。文学应该重新恢复我们对于现实的模糊性、困惑性、不确定性的体验和感受。这就需要情怀和真诚。福楼拜在他的书信当中说,我们的抱负要更紧,我们的诚实尤其珍贵。是这样的抱负、这样的诚实决定着小说这门想象的艺术的最终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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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ol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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