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编辑最多是作者仆人

[摘要]即便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天才一起工作,甚至共同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编辑最大的难度不是面对书,而是面对人,人永远都比书重要,也永远都比书难。

腾讯文化 实习生崔倩整理

“你们必须记住,编辑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之一珀金斯给自己的职业定位,作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文学巨匠的幕后推手,他如此定义编辑的角色,会不会让从事编辑职业的人有一些失落?

刘瑞琳:编辑最多是作者仆人

沙龙活动现场

7月31日晚,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办人刘瑞琳做客单向空间,从珀金斯传记《天才的编辑》谈起,讲述了自己做编辑的心得体会:“我们都只是普通人。然而,即便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天才一起工作,甚至共同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编辑最大的难度不是面对书,而是面对人,人永远都比书重要,也永远都比书难。”

那么,“理想国”是如何与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的呢?曾经有一篇报道《广西师大出版社是如何搞定陈丹青的》,刘瑞琳对这个耸动的标题很不认同,“我们和作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搞定’或‘搞不定’的问题。我觉得,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都应该是书,应该是出于对于一种文化愿景的共同追求。就像珀金斯所说的,‘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

刘瑞琳分享了与白先勇、梁文道、杨奎松三位作者合作的故事,解读编辑与作者的相处之道。

错过了白先勇的“文学梦”,别再错过“昆曲梦”

刘瑞琳:白先勇是华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能够出版他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每一个出版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和白老师最初结缘,要追溯到2004年他策划推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这是当年华人世界的一大文化盛事。我们获得台湾远流出版社授权得以推出白老师策划主编的同步记录《姹紫嫣红牡丹亭》。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华语传媒图书大奖,以及“中国最美的书”称号,总共印了1万多册,谈不上畅销。但我们因此而成为了白老师的义工,随他一起,推广昆曲,推广《青春版牡丹亭》。

我们帮着白老师张罗媒体宣传、新闻发布等等事情,甚至派出两位同事,投入几个月的时间,协助完成《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家大剧院的摄影展布展工作。这昆曲的义工,我们一做就是好多年。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做这么多的事情,缘起只是一本书。但大家乐在其中。

到了2011年,《青春版牡丹亭》圆满演出了200场,白老师推广昆曲的事业也暂时告一段落。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他父亲生平的研究中去,我们也随着他,进入了一段新的旅程。

2012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出版。这本书的缘起是2004年底我去台湾出差,为了给我主编的《温故》选照片去白老师寓所拜访,看到桌子上有十几本影集,于是动员白老师精选父亲的老照片并亲自配上说明文字。我们也清楚,白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家,来做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有不得已之处,也有自己的局限。但我们看重的是更高层面的一个意义,就是对历史的还原。而且我们很清楚,历史学家可以有时间从容来研究,而白先勇作为儿子、作为作家,来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做传记,这个事情没有时间再耽搁。几经折腾,7、8年后,繁简体终于同时出版。

为了宣传这本书,我们也打了一场大战役。首先,是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新书首发式。然后去南京做了学术研讨会,读者见面会,大学演讲,最重要的是在总统府做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览”。随后,我们又挥师桂林,回到白崇禧的故乡,举行了一个集合两岸研究者的有关白崇禧将军在30年代的广西建设的学术研讨会。然后我们去重庆、去武汉、去广州、去上海、去西安、去长春。这些活动前后跨度两年,凡是白崇禧将军曾经留下重要足迹的地方,我们都一一造访。今年,我们又出版了《关键十六天》。讲述白崇禧和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关系。

我们和白老师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作者与编辑、作者与出版社的模式。我们当然可以很自豪地说:白先勇是我们的作者;但更让我们开心的可能是:白老师把我们当成了他可以依赖、可以依靠的一个团队。

白先勇老师的“文学梦”,我们没有机缘参与,只能出版现成的作品,但他的“昆曲梦”、“父亲梦”,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其中,而且几乎是忘我地投入。当然,我们首先是受到了白老师人格魅力的感召,才会不辞辛苦做这些事。但对更高的文化价值的追求,在激励我们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无论是“复兴传统”还是“还原历史”,本身就是我们做出版所追求的东西。幸运的是,在白老师的带领下,在追寻他的文化梦想的过程中,实现了我们对于出版的追求。

这或许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有机会能够超越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日常琐碎的工作,只有放在更大的文化框架下,才真正有意义。也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赋予我们平凡的职业生涯以意料之外的光彩。

梁文道如何变成“不拿薪水的同事”

与梁文道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最初我们希望能够出版梁文道写的一些专栏文章,相约交谈之后,发现他十分认同我们的出版理念,所以出版的事情谈得很顺利。

2009年,我们出版了梁文道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公民阅读的一个标志性读物,他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位作者。

2010年筹备第一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时候,我们邀请梁文道作为此次活动的创意总监,他也理所当然地做了全程的主持人。那两天,恰逢他患了重感冒,活动中他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咬牙坚持到最后。到了2011年第二届沙龙,他更是连续三天从头主持到尾。此后,凡是重要的活动,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请梁文道来做策划、主持,只要时间允许,他从不推辞。这些策划、主持活动,完全是义务的。我们渐渐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位不拿薪水的同事。

他随时给我们推荐书,比如舒国治、骆以军,因为是经他推荐出版的,他也就担负起了为这些书写序言,以及在营销宣传时帮忙站台的责任。他总是很忙,序言往往会拖延,我们的编辑就会不停地催促他。到后来,只要听到梁文道的声音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就会有编辑追出来催他交稿,这时候梁文道往往会很不好意思地说:“好,今晚通宵也要写出来。”

我们心甘情愿地做了白先勇老师好多年的昆曲义工,而梁文道简直可以说是理想国的一位高级义工。

很幸运,我们拥有梁文道这样一位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和劲头的作者和伙伴。没有他,理想国很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开阔的格局。

但我有时候也会忐忑不安,我们凭什么能让梁文道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理想国的事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还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团队。在靠谱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的共鸣。对于梁文道来说,以他的才华与精力,原本就是要做很多的事情,恰好有这样一个机缘,我们和他能够一起共事,他的很多想法,有了一个落脚之处。

我们日常所做的,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都是琐琐碎碎的具体事情,但这些事情很重要。再宏大的梦想,都是建立在这些细节之上的。所有的可能性,也都是建立在靠谱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之上的。

如何与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一句话,不是靠想、靠说,我们需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去做。

“全新的杨奎松”是怎样炼成的?

2014年,我们推出了“理想国讲堂”这个公益项目。每年会邀请一位在自己的专业内举足轻重的学者,请他制定研究计划,然后面向公众,做一系列公开讲座。这个讲堂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能够反映重要学者最前沿的思考,第二是原创学术成果的首次发表,是高端学术同时也要面向公众演讲。

讲堂的第一位讲者,我们选择了杨奎松老师。当然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因为他的研究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杨老师的著作向来以扎实的史料见长,而且他的学术风格是尽量把观点融入历史叙事之中,很少明白地宣示自己的历史观。这样一种风格,对于普通公众,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2014年9月,我们在“理想国讲堂”开启的仪式上请杨奎松做了首讲。这次试讲之后,反响可谓泾渭分明,有的听众觉得比较冗长沉闷,有的听众却觉得很扎实,有干货。无论如何,做这次试讲真的是很关键。杨奎松,一位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现在要面对普通大众,讲出有品质而不失吸引力的内容,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挑战。我们没有给杨老师具体的意见,只是表达了我们对“理想国讲堂”的期待,以及对它的定位的理解。我们相信杨老师。

后来,他花了多少时间,修改了多少次稿子,已经很难说了。但差不多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今年6月7号到6月13号,杨奎松一口气做了《历史评价的尺度》八场讲座。对于所有去听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杨奎松。连他自己的博士生都感到惊讶:他既不是讲国民党史,也不是讲共产党史,而是围绕着“文明”这个概念梳理自己最近若干年的思考,表达自己研究历史的心得。依然是注重史料,但他引用的大量都是欧美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电影方面的材料,也包括近几年的许多社会热点。在严谨的外表下,我们看到了他内心蕴藏着的巨大激情。我们也才发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现代史学者,这其实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杨奎松的夫人后来对我说,选择理想国,选对了。我想这个对,不是指我们出版的杨老师的书多卖了几本,而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我们对于品质的追求,以及我们对于文化理想的一种坚持,得到了作者的认可。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可能会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激发出更大的能量,甚至超越自己。

珀金斯说,编辑是在帮助作者释放能量。这句话说得太准确了。做出版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与作者心心相印,彼此激发。有时候,作者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能量有多大,而编辑能够预见到,并且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作者能够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去发挥,或许到最后,作者会做出超越他自己期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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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unj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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