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赵国的军事改革与移风易俗

[摘要]战国时期,赵国的变法寓军事改革于移风易俗之中,尽管始终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胡服骑射”倒是“很爷们”,其变法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推近中华民族大融合。

战国时赵国的军事改革与移风易俗

画作中的赵武灵王(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上最血腥野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变法的开端。两百年中的谋略计策,依旧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齐国变法中的这两招虽然很有效,但这场变法的内容十分有限,主要是加强吏治和君权,没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那个完全靠土地吃饭的年代,哪个国家如果不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想使变法变得很彻底,变得很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诸侯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因而,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这个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这个皮毛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不懂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真是害死人啊!

赵国的变法寓军事改革于移风易俗之中,尽管始终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胡服骑射”倒是“很爷们”。

战国初年,赵烈侯在位时用公仲连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致使国富兵强,南攻魏,西败秦,东破齐,直至公元前359 年魏国围攻邯郸之前, 赵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一直占着上风。但是,真正使赵国强大到令列国刮目相看的地步,乃是在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制度改革之后。

赵武灵王为说服上上下下的反对者,多方采取措施,才使此项变法得以顺利实行。他与反对者反复辩论时,始终坚持“制国有常,而利民厚国为本”的原则,贯穿着一种不泥古、不盲目自大,衣服器械、法度制令永远应根据需要而“各顺其宜”、“各便其用”的与时俱进精神,最终赢得了官心、军心、民心。“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通过着胡服这一装束来转变赵国民众以中原文明自居、蔑视异邦先进文化的闭锁心理,进而通过“招骑射”、“建骑邑”、“致胡兵”、“用胡马”等多种手段,在赵国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军团。

世界上有很多文化板块,里面内容丰富,各有所长。赵武灵王能够放下身架主动接纳异邦文化,实为难能可贵,也给自己的国家打上了一支“强心剂”。虽然凭此实力攻克秦国的战略因后来的政治变故未得如愿,但“略胡地”、“灭中山”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而且,正是凭借“胡服骑射”后军事上的强大,才使得战国中后期赵国成了秦国在东方六国中最为强硬的对手,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现在胡服虽然远离了汉人们的视野,但赵武灵王企盼民族大融合的美好意愿,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镌刻出不可磨灭的丰碑,昭示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能有这样的勇气,真是有点“纯爷们”的气魄,要说赵国变法的最大历史贡献,莫过于此了。

然而,单纯的军事变革是难于长久下去的,没有经济发展作基础无异于空中楼阁。长平之战的惨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没有发生这场战争,赵国最终也会被秦国吃掉的。

这个赵武灵王生前始终没有给自己封什么王,“武灵王”是后人给他封的。这些后人也真是的,封什么“王”都行,却偏偏封个“武”字。的确, 这个赵武灵王真是偏执于“武”,最终“武”不下去了。

楚国的变法在战国七雄中属于时间最短、力度最小、深度最浅的一次改革,虽然曾一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变法运动,并且这个“半截子工程”的句号画得“很血腥”。

楚国的王族芈熊氏是中原人,受封赏跑到湖北那里统治教化当地的土著蛮民。也就是说,当时楚国王族在黄河边上受了封,尔后跑到南方去支边的。

公元前390 年,吴起在魏国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投奔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已经政绩卓著,军功赫赫,名声在外,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地方官,当了宛(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市)守,主要任务是防御韩、魏两国的骚扰。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大业。(文/顾伯冲 摘自《战国:一部改革史》)

战国时赵国的军事改革与移风易俗

顾伯冲 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duffzhang]

热门搜索:

    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