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来称作“国宝”的徐森玉

[摘要]我最后一次见到森老,是1967年在上图举行的一次上海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上,他是作为批判对象被带来的。

被周恩来称作“国宝”的徐森玉

如今,似乎顶着“大师”、”国宝”冠号的人物,时时有所耳闻,媒体的大肆宣传也推波助澜。细想之下,有些是自己自封的,有些是“托儿”说的,名不副实者何其多也。

说起徐森玉先生,很多年轻人不一定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徐森老是浙江吴兴人,著名的文物博物馆学家,上海博物馆馆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业内人士多尊称他为“森老”。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就已经这样尊称徐先生。

“徐森老是国宝”,这句话可是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亲口说的。1964年12月,森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总理在接见森老时说:“森老,您是我们的‘国宝’啊!您这样高龄,理应让您休息了,可眼下咱们的年轻人一时还接不上,就请您老再辛苦几年吧。”在国內,能当得起“国宝”者又有几人?森老,那是何等的人物,他的经历有许多传奇,又岂是我等后生小辈所能想像的。现今版本目录学这一领域,见过森老的人,尚健在的大约仅沈燮元先生、吴织和我(沈今年89岁,吴83岁,津亦向“古来稀”挺进),在台北的曾和森老共过事或聆听过他教诲的几位老人,也早已驾鹤西去了。

六十年代初,他有时会來上海图书馆善本组,找顾师廷龙先生说事。每次来之前,汪庆正(森老的学生、秘书,后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就会打电话来通知,说“森老要到上图,请顾馆长准备”。于是,我马上通知大门口传达室,森老的汽车一到,马上告知我。森老的汽车是一种老式的龟式小车,上海滩上很少有的,那个年代,一般领导干部是没有专车的,森老是例外。上博在河南中路16号,上图在南京西路325号,都在黄浦区,小车一开,十分钟就到。所以,顾师即早早率潘师景郑、瞿师凤起先生、吴织和我步出办公室,在三楼口的电梯旁列成一排恭候。不一会,楼下便会传来森老那声若洪钟、中气十足的声音。森老胖胖的身躯,拄着拐杖,在我们的办公室不会待很久,一般也就半小时而已,每次讲的是什么內容,全都不记得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森老,是1967年在上图举行的一次上海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上,他是作为批判对象被带来的,还算好,不知是哪位善良的人拖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不然的话,老先生虽是拄着拐杖,但站立二三个小时那可是吃不消的。1971年5月19日,森老由于“文革”中“四人帮”的迫害而去世,享年89岁。

我以为对徐森老最了解的当推汪庆正先生。大约是2002年,我回沪探亲,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兄知我到上海,就约我中午在上博见面,记得那天中午,我11时半到上博,见时间还早,就先去了汪的办公室。和汪先生这十多年中仅见过一次,那是在潘师景郑先生的追悼会上,在互道问候后,我就说,森老的事您最熟,怎么没见您的回忆文章?汪说:很想写,但这些年太忙了。我知道,汪馆长因为业务上的事,再加上出差、应酬,确实没时间。最遗憾的是,过了几年,连他也走了,真是天不怜才。

森老早年考入山西大学堂,学的是化学,曾编译过一本化学方面的书。当时的教师是李提摩太。其时,山西巡抚赵尔巽幕中,有叶景葵、陈理初、陈莱青等,皆与森老熟识。森老毕业后,获钦赐举人,《宣统政纪》上有名。宣统三年(1911)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叶即推荐森老去东北创办测绘学堂。民国初年,森老在北京被派接任印铸局局长,但前任移交问题颇多,森老慨叹官场之腐败,不久即辞职。森老曾接替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在教育部任职时,又和鲁迅同为佥事,又做过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顾问、中央博物院理事,1924年11月,他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追回了不少清宫文物。在抗日战争中,他参与做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比如金代重要佛典“赵城藏”,就是因日寇派人千方百计寻觅,情急之中,森老获得消息,找到郑振铎转告中共地下组织,由八路军协助抢运出來。

森老曾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在北平沦陷前夕,即主持将馆藏善本装箱运沪,分存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及震旦大学图书馆。后日军进入租界,形势紧张,为求善本安全,森老又四处求人帮忙,分别搬运寄存各私人住宅。若无森老以个人盛名及保护国家文物图书感召,要使这批善本书安然无恙,实非易事。

国之重宝居延汉简,也是凭着森老的胆识,夜闯北大而得以妥存。那是在日军占领北平之后,森老偕沈仲章(北大毕业留校工作)潜往北大,将居延汉简全部取出,乘小汽车直奔天津,然后改换轮船转赴香港。这批汉简到港后,又运往美国,交驻美大使胡适,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战后,因种种原因,汉简被运往台湾,现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39年7月26日,森老自贵州安顺致函叶景葵,告以“七七事变”以来转移古文物之艰辛历程。有云:“宝(注:徐森玉名鸿宝)前岁七月,自旧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长沙四越月。得青岛友人电,居延汉简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潜回北平,设法将简二万余运出,送存香港(现在港影印,年底可竣)。去岁春,为鸠集故宫移出品物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行车不慎,竟至折股,在昆明医院疗治五越月,始能蹒跚拄杖而行。今岁季春,来黔西安顺读书山小住(洪北江榜书匾额尚存)。苗寨獠川,环拱左右,芦笙铜鼓,淆集听闻。山鸟如啼,野花似血,揽兹风物,频动离索之感矣。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均为仅存之文物谋置善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罪为功,不能自卜。惟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芦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令人最痛心者也。”(原件,《尺素选存》)

抗战胜利后,森老任行政院接收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据顾师廷龙先生回忆,当年接收陈群藏书是一大事。陈群藏书甚多,除藏南京颐和路泽存书库外,又有部分存于苏州、上海诸妾宅中。上海陈氏妾联名函请森老派员前往接收,藏书后集中于多伦路某号(原亦陈宅)。但苏州藏书却为“军统”接管,江苏特派员蒋复璁派人到苏州接收,军统人员在门口架机关枪拒之。据说,戴笠拟在上海江湾办一图书馆,因此他控制的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的图书文物均不愿交出。戴笠死后,情况有所改变,军统管理图书文物之人为廖某,此人信佛,森老亦素好佛学及慈善事业,相见如故,聚谈甚得。因此苏州陈群藏书始允运沪梵王渡路76号点收,并编造清册。

森老曾鉴定敌伪产业处理局所存书画。由于该局隶属“军统”,所以仗势不给教育部所属机关检视,故由行政院出面成立行政院敌伪产业管理处,以森老为主任。但森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看到的文物字画却是赝品充斥,真品字画偶有一二,且均为小名家。因担心社会上会产生疑问,所以开列清单,注明真伪,由保管单位油印若干份,上报行政院和教育部,该单位旋即结束。

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西书局,2012年),就是森老主编的。抗战胜利后,为索还被日军掠去的大量文物图书,包括香港沦陷后,被日军运往日本的中央图书馆藏一批明刻本,教育部委托森老主持目录编纂工作。完成后,有关方面曾据此赴日交美军部,要求索还诸物。遗憾的是,虽经各方努力,仅有亚洲文会图书馆及中央图书馆两批书得以原封领归。

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建立,都和森老有关。早在1946年5月,森老就被选为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董事。1949年5月,又当选为常务董事。1953年6月,“合众”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董事长张元济委托森老为代表捐献,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森老又负责筹建上博和上图,并提议筹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他主持接管了某仓库所存甘肃出土的彩陶,没收了敌伪遗留下来的一批图书,接受了多位收藏家捐献的图书文物,同时也收购了不少流散的图书文物,参加华东文化部抢救“废纸”工作。他为国家征集、鉴定大量文物,对新中国文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郑振铎曾动情地说:森老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华东方面千万要拉住他,不可放松”(《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

森老的学问也是众人所推崇的,早在1940年12月19日,郑振铎致张寿镛函即云:“昨日下午,曾偕何(炳松)先生访徐森玉先生长谈……森玉先生为版本专家,有许多事正可乘便请教他,诚幸事也!(前引书,173页)而1950年6月11日,郑先生致唐弢函,则云:“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

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中,记载了1941年5月10日晚,刘氏在寓所宴请何炳松、徐森玉、郑振铎、瞿凤起、顾廷龙、张乃熊等人:“席间闻森玉、西谛二公所谈所见之书,渊博极矣。见闻多,记忆力强,真可佩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牟润孙回忆早年在北京买书情形:“我常向徐森玉先生请教。森玉先生,版本目录之学冠绝当世,也很乐意指导后学新进,我能略知清代书籍的版本,多数得益于徐先生。”(见《海遗杂著·买书漫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森老和文物打交道由来已久,他的老师宝熙(1871-1930)是清朝宗室,工书法,能诗,学问很大。据顾师廷龙先生回忆,森老的老师宝熙与端方同住一宅,端方所藏钟鼎彝器、文房四宝、明清字画、书籍碑帖,收藏之丰富,在当时无出其右者。时端方由两江总督革职回京,森老得与宝熙、端方商量探讨,亦得机缘摩挲赏鉴,遂于文物之学,突飞猛进。

1915年,森老年35岁,风华正茂,以教育部统计科科长兼秘书出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其时,他与袁克文时相往來。克文为袁世凯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乙卯日记》中有关于森老购书、赠书的记载十五则。如赠克文者有清余集过录曝书亭校宋本《白石道人诗词》一册、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元宾文编》五卷、明安氏桂坡馆仿宋刊《初学记》三十卷、明嘉靖刻本《宗忠简公文集》六卷、明南监本《南宋书》五十九卷、明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明刊本《贾子新书》及《人物志》、日本旧活字板《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清叶廷琯手校影写巾箱本《叶先生诗话》三卷、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四六文》残卷、明刊《离骚集注》八卷《后语》六卷、宋绍兴修补本《文选》〔残第二十五卷〕、唐印《恒河沙泥佛顶经》、大字本《韩非子》二十卷等。

森老自己也有一些藏书,但多已散去,我曾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甲申日记》,内即有“徐鸿宝藏书之印”。又有《金石集录》一部,也为森老早年手拓。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森老手校或收藏的元刻明递修本《晋书》、明万历书林童思泉涵春楼刻本《墨子》、清康熙泽存堂刻本《群经音辨》等。《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于先生有云:“百尺珊瑚不染尘,太丘道广为流尊。千元百宋随缘了,只作烟云过眼人。”又云:“先生读书万卷,气息渊雅,文采斐然,工诗词,擅书法,尤精小楷,曾谓少时学黄自元,以致不能脱馆阁体,其谦逊如此。”

森老之于文物鉴定有较高的水平,那是因为有环境之孕育,有师友之交流,也有本人之努力,这绝不是靠自己夸耀、朋辈吹捧可以达到。1924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森老参与清点工作,所接触的文物,既广且富。“文革”中,曾有人批判森老不懂鉴别,对文物图书的真假,随意说说。对此,顾师廷龙先生甚为不平,顾先生认为:“森老从事文物工作数十年,若虚假蒙人,在短时期内,少数人面前,或能不暴露,岂能在全国范围内,应对专家学者之请教?”

我对森老的过去,也想多了解,可惜的是,所见第一手材料太少。前些年,我写过一篇《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是在抗战期间,郑先生和森老、张元济等人,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陈立夫、朱家骅等人的支持下,与中央图书馆蒋复璁先生合作,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大量珍本古籍和文献。文章发表后的2000年,我又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特藏组保存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档案里发现了森老致蒋复璁的信十七通,凡七千余字,内容涉及当年与郑振铎等在沪为中央图书馆购买善本图书及转移善本图书至香港事。

2008年春,我在上海休假,花了一天时间,和顾诵芬院士在先师旧居里整理遗存的杂件,居然发现了章钰、闻宥、王献唐、王大隆等人致先师函札,还有先师的一些随手札记及回忆草稿,都是2003年我编撰《顾廷龙年谱》时所未发见的,其中有一份涉及森老,想来先师生前很想写一篇回忆森老的文字,遗憾的是却没有完成,其中有些內容,或可补苴《徐森玉》专著之遗漏。

我以为,记录人物活动以及哲思底蕴之真切,可谓重要的文化财富。森老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重要事件,以至传奇无数,他的所见所闻,正是一代文化史之见证。森老对于文献的认知和贡献,应该有专人去研究的,至于一些重要古籍,如《萝轩变古笺谱》等,都和他有重要关联。

还是引用牟润孙先生《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中的文字来作结尾吧,因为牟先生所说最为真切,最能概括森老的一生成就及品格:“轻贵富易,轻没世之名难。山林枯槁寂寞之士,盖亦有置没世之名于不顾者;特其人多孤芳自赏不与世同休戚,斯孔子有鸟兽不可与同群之叹也。旷观今日士夫,莫不以富贵为趋,以声华相逐,由是以害群毒类,亦悍然安忍为之,世变之酷,殆根于此。顾其中有一人焉,和其光,同其尘,涅而不缁,皓皓乎超富贵声华而上之,勤勤焉,恳恳焉,惟以淑世为心,则吴兴徐先生森玉是矣。”(文/沈津,著名版本学家,现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著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书林物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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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y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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