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热情来自于尽职

[摘要]止庵说:日本非常现代非常传统,非常保守又非常开放,非常繁荣又非常质朴。

腾讯文化实习生 崔倩 编辑整理

 日本人的热情来自于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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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向往的文艺胜地。我们从日本文学或日剧电影中得到的日本印象,是真实的日本吗?9月21日,2015文景艺文季在北京77剧场举办,作家止庵、刘柠和旅日音乐人程璧一起畅聊日本的寻常一面。

日本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正如止庵所说“非常现代非常传统,非常保守又非常开放,非常繁荣又非常质朴。”程壁也觉得多元融合最好的东京,十分适合现代人。日本人对自然的变化有特别的敏感度,刘柠认为“日本人那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性更强烈。”提到日本人的客气和礼貌时,止庵提出,“日本人的客气一个是出于礼貌,一个是人与人之间会保持距离。礼貌是需要教育的,父母老师都要懂礼貌,这种传承也会是递减的。与其说日本人热情,不如说他是尽职。”

以下为嘉宾发言精选:

日本做到了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止庵:我以前觉得京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结果去一看发现不是这样,古老只是京都的一部分。我觉得想象的日本跟真实的日本还是不太一样,去奈良感觉更好。这些年我去过一些小的不太知名的地方,这些地方更接近于我原来想的那个日本。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特别是文学类的书。其实人文的日本已经不太存在了,像我们读川端等描写的日本,在我去了日本多次之后,我认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或者很少有了。现在的日本,它是很现代又很传统的,非常保守又非常开放的,非常繁荣又非常质朴的。

像中国都解决不好现代和传统的关系,不是现代过头了就是传统过头了,该现代的时候传统,该传统的时候现代。但是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处理的很好,就是把传统和现代比较融合。这是我比较粗浅的认识。

刘柠:刚才在止庵老师的一席话中,我觉得他已经触及到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的一面。日本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制服社会,一走下成田机场,一上巴士或者坐列车,列车员或者国铁的工作人员都有他们的工作服,换车的时候,地铁的检票员和司机也有他们的工作服。沿途看到的女高中生有她们的校服。不同职业的人,不同身份的人,从他的服装上有清晰的判断。

他们的制服穿的非常整饬,系着领带,里面的西装都熨烫过。并且制服的设计能够看出非常精良的设计感,当时这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还是从文化上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它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它的制服社会并不给我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但是后来我读了罗兰巴特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理论的东西,我开始深刻思考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文化背后的背景,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制服文化。

随便到六本木或者东京超一流的港区等地段,你可以看到非常豪华西式的公寓里,起居室可能是西式的,但是住的地方是榻榻米。或者一个现代化西式的大厅,大厅里面的陈设会放一些非常和风的东西,让你觉得实际上是传统的。在这样一个完全是钢混结构构成的现代空间里,实际上里面的核心要素依然是和式的,是传统的。

程壁:我生活的城市是东京,刚才止庵老师说好像京都没有那么传统,但是对我来说京都相比东京来说很传统了。我在东京生活的过程中,我很享受它的一个地方是,它有非常传统的街区又有很时尚的元素,融合地非常好。我感觉现在的人们并不是说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吃一种食物。他们已经很适应今天是印度咖喱,晚上就是火锅,这种各个地方的美食、文化、传统和现代都留在这个城市里。我觉得这种很多元化的生活很适合现在的我们的需求。

日本人对自然的敏感度高,追求精致之美

刘柠:日本人跟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自然的变化,这种敏感程度是不同的。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四季变化非常的明显,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风光。日本传统的家居生活推开门外面就是自然,所以说他跟自然的距离,我觉得比中国人跟自然的距离要近。都会的人是这样,乡下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日本人性格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性比中国人更丰富。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一种叫岁时记的文体。每个节气都有不同节气的表达,非常契合自己的心情。我个人觉得中日两国所谓的乍看上去同文同种,其实从民族性格,到文化,相差蛮远的,我有时候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更加接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程壁:像我们唐诗提到的自然更多的是隐喻他们对政治的向往和对大的壮阔的比喻,如果仅仅是针对于纯粹的一棵植物的抒情,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认为它是小的,是不够大气的,觉得有点颓废,觉得你只欣赏纯自然美的东西,好像缺乏了点什么。这个在日本的审美文化里是完全没有的,反而是相反的。他们认为人生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存在于一棵花和草里,这种对小的东西的审美,我觉得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如他们的茶道文化,在整个茶室里就放一枝春天的插花,它隐喻的是整个自然森林,而不是布满整个茶室。这就是用很小和很简单的东西让大家来想象,留白一个大的空间的审美取向,这是我觉得他们在整个审美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

止庵:我插一句,对两位说的,唱一点反调,日本确实干净,但是我有一年九月十几号去日本,我发现雾霾是有好处的,因为阳光没那么强。它们那儿是直晒,我走在街上简直痛苦不堪。我想一些事确实有利也有弊。还有我在日本买的旧书,书籍都晒成黄色,可见阳光紫外线太强也不好。

日本人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荣光感

刘柠:我曾经在日企服务过十五年的时间,我也自揣比较了解日本所谓的企业文化,大企业是日本经济的既得利益层,身上体现着日本主流社会的特征。加班什么的,肯定是有的,加班也是蛮残酷的,但加班也是无畏劳动。其实都是一些年轻人,年轻人的薪资不够就要靠加班弥补。日本是一个法治社会,比如公司5点45下班,过了5点45你还工作的话,就进入加班,加班通常是每个小时1.5倍的工资。休息日2倍,节假日是3倍等等,这些都是会记入到你的工资的。很多年轻人实际上也是为这份额外的加班费,跟女朋友约会,很多都是从这里出。所以说日本人的加班很残酷,但是不可一概而论。可以说近十五年来这种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都觉得日本人是一种所谓的工作狂,日本人中也有诸如此类的表述。但是日本工作狂这方面在今天已经被中国人赶超了,而且日本大企业现在不鼓励职工过度的加班,鼓励放松工作。这个也是高增长期形成的公司风景,我觉得在今天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程壁:我觉得在大公司是服从团队来做事情,但是艺术家和音乐家都是独立的,做自己的工作室,和工薪阶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在东京工作的时候,晚上我会去我喜欢的咖啡馆,里面有小的live,那里的人让我感觉到他们把音乐当做生活。在我观念里做音乐的要么像流行的、大众的商业歌手一样,要么就是生活难以维持和贫困潦倒的状态。但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种平衡,做音乐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打一份工或者做兼职工作,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剩下的时间我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看到他们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没有把做音乐和做艺术想象成是一件很难的事,或者不被大家认可或接受的事,这种很平常的心态一下让我受到感染,也可能是我当时觉得也要这样生活的一种契机吧。

止庵:刚才讲到对音乐的热爱,我也去咖啡馆等地方看过这样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确实热爱这份工作。但是我觉得有些工作确实不那么值得热爱,甚至挺烦的,就像开火车,开火车这个工作多烦,每天就开这一条街,但是他们却很专注和兴奋。

还有你到日本的一个早市看农民卖菜,你看菜摆的样子的漂亮,你直接可以拍一个照片。其实菜摆没摆都不影响卖不卖的出去。有时候可能一天都没有人光顾他的菜摊,但是他还是摆的很好。我们经常在说一个词,叫“安居乐业”,我不太知道日本人安不安居,但是日本人乐业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回国跟朋友聊天,我说在公司或者政府机关,甭管这个人职务多高,他都特烦自己的工作。你给他涨工资也烦,给他升了迁还是不高兴,但是像日本底层工作的人员,对自己工作都很专注和热情,保持一种兴奋状态。像到药妆店看收银员的兴奋状态,我想到的就是“乐业”这个词。

刘柠:一天做着完全同样的工作,开同样的车,同一条线路,像月山,就是从山底到山上一千里地,15分钟一趟,上去再下来,严格的按照时间表走。他可能从四五年前,半个世纪前就是这样开了,那个车都是非常老旧的,两个人在山路上错车的时候,两个人都会伸出左手,向对方敬礼。包括走在高速上的巴士,对方的巴士过来,这边的司机也都会行礼。他们心中有一种职业上的荣光感,觉得自己操持的职业从内心是很荣光的,感觉是很满足的。所以这点我觉得跟中国确实不同。

嘉宾介绍:

止庵,随笔、传记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著名书评人、藏书家。出版有《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校有《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多种兼具分量与品质的作品。多年行走日本,对日本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与品味。

刘柠,作家、学者。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服务日企数年,以对日本深度细致的观察著称,国内诸多媒体的日本评论文章皆出其手。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竹久梦二的世界》等。

程璧,旅日音乐人,词曲创作者,独立民谣女歌手。以一把古典吉他为诗歌谱曲,被称为“离诗歌最近的声音”。硕士毕业后旅居日本,曾在原研哉设计研究所工作。迄今发行专辑《晴日共剪窗》《诗遇上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获得中国诗人北岛、西川,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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