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书: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摘要]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仍责怪子侄:“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

谢觉哉家书: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图为1949年谢觉哉任内务部长时于大四眼井住宅全家合影。左一为谢飞,右一为谢飘,正中为王定国和谢觉哉。进入1950年,谢觉哉写给湖南的家信出现两大主题:劝阻子孙辈进京找工作;要求家里人“过土改关”。(谢飞供图/图)

19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谢觉哉曾带王定国去看何敦秀:“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谢觉哉带王定国上楼,何敦秀说: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最近,已过耳顺、古稀之年的谢家兄弟在重读父亲谢觉哉的日记。作为中共元老之一,谢觉哉日记1980年代出版过,“但删了三四十万字,而且只到1949年”,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的长子谢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谢家兄弟计划完整出版父亲的日记,要把日记原本一页页扫描,比对并增补被删除的内容。在这个大工程完成之前,谢觉哉手迹会先出版。谢觉哉是书法家,延安很多地方留有他的墨迹,早年日记里也频繁出现他为亲友写挽联、寿幛的记录。

先于谢觉哉手迹,《谢觉哉家书》已在2015年8月出版。

“对我父亲他们这代人来说,写信是一种生活方式。”著名导演谢飞在《谢觉哉家书》的首发式上说。自谢飞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1971年,他从干校回京结婚,碰到的是父亲葬礼。1984年,为拍电影《湘女萧萧》,谢飞第一次回老家,看到父亲原配夫人何敦秀的照片。几年后,谢飘回老家,看到父亲写回湖南的家信,被择要放大、张贴在墙上。

相比1980年代出版过的《老革命家家书》及《谢觉哉工作书信集》,刚出版的《谢觉哉家书》有很多新内容,新就新在湖南家书部分。

“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冬秀:

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任人使用……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何敦秀的信。前一年,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离开宁乡,到长沙办《湖南通俗报》。夫妻开始通信。何夫人通常由长女代笔,女儿不在,只好提笔“蛮写”,抬头是“夫君大人”“焕南老兄”。谢觉哉回信纠正: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1920年代,谢觉哉的家书以家务事居多,细到子弟是否继续读书,家里应该喂养几只鸡鸭几头猪。乱世里时局即生计,家书里不会不提及。

“湖南兵打败仗后,到处劫掠,比较七年还要狠些”,“现正议和,只怕广东兵等趁机开进湘来,那就更不得了”——此信写于1918年。

在写于1922年9月的信里,谢觉哉说:“据我的眼光看,老百姓暂时总没有好日子过。”当年爆发第一次直奉大战。写信时,战争已在四个月前结束,但余波仍在。身在长沙的谢觉哉指点留在家乡的四弟如何办团防。

1927年开始,谢觉哉与家乡的联系中断十年。“马日事变”后,他遭通缉,从长沙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家中男性子嗣也外出避难。有人来搜捕,何敦秀一人应付。

1937年春天,国共合作已成定局,谢觉哉给暌违十年的妻子写的第一封信是一首诗。“冷冷关中月,飕飕塞上风。星霜忽十易,云山犹万里。忆昔少壮时,春出归必冬。蹉跎三十载,汝妪我老翁……”

1939年,谢觉哉接到孙子学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谢觉哉回信: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应该写一封。在寿文中,他对何夫人说:“……可惜得很,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信的落款:“你的丈夫在一万里外于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隔你生日尚有三个月。”

在湖南宁乡南馥冲,谢觉哉寄回的家信被珍而又重。生于1933年的谢延仁是谢觉哉和何敦秀四子谢放的长女。1949年前,谢延仁一直跟奶奶何敦秀一起生活。她记得,晴好的天气里,二伯父谢子谷经常跟奶奶拿出那些被层层包裹的家书,晾晒、防虫。

就在敦秀、子谷母子晾晒家信的时候,身在延安的谢觉哉已经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王定国在“组织安排”下结婚两年。组织说服王定国的理由有两条:谢老年纪大,需要人照顾;谢老做统战工作,需要有人以夫人的身份从旁协助。

仪式当晚,王定国不肯进谢觉哉卧室:“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做夫妻的意思。王定国要时间考虑,她有个恋人在四方面军。她希望组织帮她打听清楚此人是死是活。听说恋人已在西征时去世,王定国同意与谢觉哉结婚。

1951年9月7日,何敦秀接到谢觉哉最后一封亲笔信:“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在是新世界……”“婚姻法就是我父亲起草的。他不能带头违反。”谢飞说。

谢延仁记得,1950年代末困难时期,谢觉哉带王定国去看何敦秀:“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谢觉哉带王定国上楼,何敦秀说: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谢觉哉家书: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36年在延安的谢觉哉。(谢飞供图/图)

谢觉哉家书: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51年儿子谢放为何敦秀烧的瓷像,时年72岁。(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如果你们不改变不要再写信给我了”

又大婆婆: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你嫁来的那天,穿一件蓝色棕衣,肩上披着缀红绿珠子的东西……那时我才十二三岁,能唱礼了,一边唱,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你披着那怪东西和又哥拜堂。我父亲在旁边看着也笑了。现在,又哥死了三四十年,你我都做了人家的祖宗,也快要死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生、长大、结婚、生儿子、生孙子、头发由青而白而掉落,牙齿由整齐而动摇而脱去,脸皮由好看而打皱。酒席场中被人推在上座,一直把你推到神台上去,看着酒席吃不得……

这是1944年4月21日,离家17年的谢觉哉写给堂嫂的祭文。当时“又大婆婆”健在,她要挑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以儿子的口气写祭文备用。

秀才出身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向“又大婆婆”交代:“人死了是不能吃也不能听的;我离乡太久,你儿子有甚话要说,我无从知道。不如我祭你罢,且趁你活的时候祭。”寄出之前,谢觉哉把这篇祭文誊抄进自己的日记里。他一生寄出信札无数,留底的就一两封。

在家信中,谢觉哉一直保持着他从南馥冲走出时的乡村知识分子本色。

进入1950年,谢觉哉写给湖南的家信出现两大主题:劝阻子孙辈进京找工作;要求家里人“过土改关”。他告诉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穷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土地法颁布后,子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他颇有情绪,认为“土改在我家是‘由有到无’”,父亲写信安抚儿子:“由有到无”其实是“从不对到对”,此举“天公地道”。

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在信中仍责怪子侄:“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又安抚:“要知道今后吃得开的不是岳三老爷、颜满老爷或什么老爷先生之类,而是周大老倌、姜二一木匠、肖十瓦匠他们出来管事。”

安抚归安抚,1949年之后,谢家子弟纷纷走上了向城市迁徙的道路。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有12个孙子辈都吵着要出来,要干事、要读书。”谢延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57年,离乡三十年的谢觉哉第一次回老家时,家中子弟已纷纷离乡,接待谢觉哉的是一些“穿白衣的招待员”。谢觉哉只在祖屋住了一晚。为确保他的安全,县公安局局长光脚绕着他家走了一晚上,唯恐把他吵醒。

1960年正月,谢觉哉再次回南馥冲。只“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当地连夜抢修了一条可通他屋门的“走汽车的路”。谢觉哉很生气:“桥坏了你们都不修,这条路一下雨就冲毁了,我走一次就再无用处。”

“院子里站了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走到哪里吃饭都是几桌人跟着,“好像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个不停”。

谢觉哉不甘心就这样被隔断跟家乡的联系。他给家乡县长、乡长写信,请他们转告乡里:谢觉哉愿意跟人通信。在信中,谢觉哉跟县乡长讨论养猪、稻田养鱼、林木保护、豆腐店、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1955年4月,谢觉哉把写给父母的碑文寄给长子廉伯。父母的生年,谢觉哉都用公元纪年加民国纪年或清朝年号。

(文/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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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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