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摘要]所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实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实则危机重重。

“上海女逃离江西年夜饭”的帖子持续引爆舆论圈后,最终被证实是一则炮制的假消息,这颇有点啼笑皆非的闹剧意味。相比而言,发生在1768年乾隆朝的“叫魂妖术”事件,则堪称一出标准的“荒诞剧”:眼看着起于青萍之末的一句“剪辫叫魂”的谣言,像滚雪球一样最终震动朝野,令举国上下疲于奔命,冤案四起。

叫魂: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叫魂》,孔飞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这样的乌龙事件何以会在“盛世”发生?一则“剪辫”谣言又何以让皇帝焦灼忧心,让行省大员诚惶诚恐,让平民大众惊慌无措?这构成了孔飞力先生《叫魂》一书的书写主题。孔飞力对“叫魂”一案的关注,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好看的故事。乾隆朝晚期在孔飞力学术视野里,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因此对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也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其后续作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乾隆朝晚期”因为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因素,隐含有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意味。)

叫魂: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事实上,在有关清朝制度的研究中,已然不乏成果,但关于相关制度的详细运转,从皇帝、官员到民众之间的反应和互动的研究却不多,而《叫魂》就是一个出色的样本。孔飞力能紧抓“叫魂”一案,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重视角综合切入,这涉及到他对“事件”一词的理解:“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在这场“事件”反应中,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革命叙事逻辑下的“民众”或“人民”,不再具有光辉的色彩,而表现为一种“丑陋”的暗影。长期处于权力链末端的民众在“叫魂”案中,突然在僧、道、乞丐、游方郎中等边缘人群身上找到了无拘束的权力感,并肆意攻击、诬陷他们。刘仲敬在《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一文中,曾将《叫魂》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关于此主题,详见专题中的《叫魂——叫乌合之众的魂》一文。)

叫魂: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乾隆

而相对恐慌的民众,乾隆和群臣之间在“叫魂”案的博弈上,各自有着清晰的意图,也可视作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一场拉锯。对乾隆而言,“叫魂”案切中了他作为异族统治者,对官僚集团的防猜心理和汉化的忧虑,因此他想借此案重整官场规范,巩固皇帝威权的目的。而面对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官僚集团则始终试图按部就班的、日常化地处理这一事件,因此也成了整个案件中一个缓冲的中间力量。这就必然涉及到官僚集团与皇帝之间的意图错位和博弈,与此相关,对消息控制的争夺,以及叫魂事件的定性,都成了关键的博弈点。(关于此主题,宋志标的《叫魂案:乾隆与群臣的角斗》和张鸣的《<叫魂>的多余话》都有精彩的论述。)

综合三方反应,孔飞力提出的一个判断是:所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实只是一个“镀金”时代,实则危机重重。他写道:“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有趣的是,因谣言而甚嚣尘上的乌龙“叫魂”事件,后来真实地发生在1810年和1876年。(详见专题中的《江南叫魂案:谁剪了我的辫子》一文。)可见作为“事件”的历史总在不断重演,也正因此,孔飞力先生才有此问:“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文/胡子华)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eironhu]

热门搜索:

    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