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和《读库》的十年

[摘要]2016年《读库》的轻型化改版,让看惯了它十年模样的人难免有点猝不及防,网上也有一些争议甚至质疑。

“老六”和《读库》的十年

从2006年的0600期到2016年的1600期,江湖人称“老六“的出版人张立宪,主编《读库》正好满了十年。年初,最新的1600、1601期如约到了订阅者手里,但令他们多少有些惊讶的是,在这第十一个年头伊始,《读库》变了模样,变得还不小。

对于这本意为“大型阅读仓库”、双月出版的杂志书来说,改版不算是件平常事。它的外形曾十年如一日:永远317页,永远水泥色的封皮,永远在上方正中竖着排出“读库”两个楷体字和每期期号,而下方空空一无所有。只有书脊上反白嵌着“读库”二字的色块不断变换着颜色,默默标示出时间的流动。这些都令它凝结成为出版界的一枚标本,也成就了它令人印象深刻的辨识度。

新版的《读库》则开本变小,页数变厚,拿在手里给人一种轻便之感:去掉了勒口和藏书票,封面换上最常见的250克哑粉纸,而内页更是换上了瑞典进口的轻型纸——这种纸是老六寻觅了若干年才找到的,它在海外图书印刷中司空见惯,能让书更加柔顺地展平在桌面上。从旧版的特种纸、特规纸换成常见纸、常备纸,老六自己称之为“萝卜青菜”式的革命: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老六做了许多年书,一直奉行着一个“对”。因此,为自己珍爱的《读库》上下求索一张纸,使之成为更合适的样子,对他也就成为了一件极容易理解的事情。他向来质朴、低调,对于行业,是恪守工业化标准的专业出版人;对每一本书,则是一位悉心锤炼的工匠、一个辛勤哺育的园丁:用什么字、用何种纸,用怎样的开本、平整度如何、墨色如何、手感和松紧度如何……多年的出版经验让他对这些元素信手拈来,同时也让他不会错漏任一个微小的细节。此次《读库》改版,亦是老六和他的团队从规格、尺寸、用纸等诸多方面,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进行“试错”后的结果。

如同读库官网上写着的那句话,“我们把书做好,等待您来发现”,从“做书”、“做好书”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样貌改变,但《读库》还是十年前的那个《读库》,老六也还是十年前的那个老六。

十年前,为了打破“一眼望到底的”、“别人安排好的”生活,老六按照他设想中“书应当有的样子”,编起了《读库》,并责无旁贷地担任起组稿、编稿、设计、印刷等全部类型的工作。十年里,出版业起起落落,和其他诸多行业一样,也受到了一波波来自互联网的冲击,老六虽紧跟时代给《读库》开了网店、开了微博和微信,但却并未被时代所裹挟,依然低头耕耘着这本迄今为止还属于小众读物的纸书,不在意行业里畅销书呼天啸地,或是电子书甚嚣尘上。十年后,《读库》被他和他的朋友们创造成了一个品牌,他还是接着在这个品牌下继续做他想做的书,“编到老,编到死”,从未想过偏离。

“有趣,有料,有种”,是他编的书,也是他自己。《书乡周刊》走进《读库》工作室专访老六,在书的生产空间内,探寻人的往事。

《读库》: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每两月推出一期。于2006年正式创刊,奉行“有趣、有料、有种”方针。

“老六”和《读库》的十年

老六:原名张立宪,因喜好数字六,自称“老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名出版人、作家。出版随笔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

《读库》工作室位于车公庄大街一幢旧式写字楼的六层,最顶上两层便是它的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到的时候,主编老六正在开会。他从会议室出来,关照工作人员带我先去他的办公室里坐坐。

拐进左手边一个玻璃墙大开间,再拐进左手边一个玻璃门,就是老六的办公室了——看起来,其实更像是在大开间里隔出的一方小空间,逼仄得够可以。除开开门所需的必需空间,勉强能摆下一套办公桌和办公椅,一只客用的单人沙发则只好小心翼翼地窝在墙角。然而沙发对面的墙上,却是顶天立地的一墙书架。一个个正方形的开放式白框小格子从地面顶到天花板,里面满满当当又整整齐齐地塞着各种各样的书和杂志,和堆满文件、册子、书本、明信片等各种大小不一纸制品的杂乱桌面默默形成了呼应。

会开完后,老六引我到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去。正对面的他,一件暗红色毛衫,一张他自称的“坛子脸”,说话很精练,字数不多,却以干货居多。十年来,关于《读库》和编辑生涯他写过许许多多的文字,不少都保留在每年初的第一册00号里,作为内部交流之用。“写完了就像是从C盘转移到D盘,脑子里不会存。”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回顾自认为“讲滥了”的创业故事,不想因此在公众眼中塑造出一种悲情或伟大的符号。

对话中,他喜欢说的词是“模糊”和“不确定”,从来没有试图对行业做出一些有姿态的评论,或者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些后顾式的总结以及前瞻式的预测。从一个人,到许多人,《读库》怎么走,向哪儿走,仿佛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惟一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是“把书做对”,做出一本书“该有的样子”。

“老六”和《读库》的十年

改版:

《读库》的一场实验和试错

2016年《读库》的轻型化改版,让看惯了它十年模样的人难免有点猝不及防,网上也有一些争议甚至质疑。在他们看来,《读库》令自己长久地信任和钟爱,和它带来的阅读仪式感、至少是一种在电子时代难得的来自纸的厚重感有相当的关系。

老六也认为这种“不习惯”、“不喜欢”很正常,但不觉得这将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起码从目前来看,订阅量没有减少,还能支持新方案继续往下走。他常说“把书做对”,但如何是“对”,却是在不断变动当中,并没有一个一贯的、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对书的理解不同了,这是不可逆的。我们在十年前做不出这种设计(新版),但现在会觉得,原来那种设计不如这个好。”

“不如这个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现今的中文图书有一种超过其必要性的大和重。三年前,老六在和原三联书店副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以及设计师陆智昌聊起“把书做对”这件事时,就做出了三个减法,希望做书者能够减轻读者财力、视力、体力上的负担,也就是不要设计过度,不要让读者拿着觉得费劲,而是有一种舒服、舒展的感觉。

从2015年最后一期1506到2016年第一期1600,新的版本来得挺突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其实却“蓄谋已久”,是多次实验和试错的结果,只不过读者大概从未注意过。这两年,原版的《读库》如约按期出着,实验和试错却在《读库》出的其他图书上悄悄进行着。什么样的开本规格,什么样的版心尺寸,什么样的内文用纸,每张纸重多少克,就这样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确定了下来。

老六说,原来的版本并不是“不改不行”,相反正是因为还能“继续往下走”,才让他们多了些宽容悠然的时间和空间来探讨各种新方案。因此,《读库》如何变化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专为迎合十周年的节点。

应该说,早在诞生之初,《读库》内在就蕴含着变动的因子:拒绝一成不变的专栏面孔,拒绝读者们看烦了的熟名字,拒绝那些在网上一搜就几万条的人事,而是每期都去不辞辛劳地挖掘一些陌生人写的陌生故事,不吝篇幅地把他们放在头几条稿子上。后来,又鼓捣出了一系列精美又别致的笔记本,卖得比书还好,成了不少人的伴手礼;鼓捣出了各式各样的书册,其中不乏《青衣张火丁》、《护生画集》、《永玉六记》这样的“高端”制作;鼓捣出了《读库》的直销网站和微信微博,以至现在每一册书后面勒口上印着四个大得无法忽视的二维码,取代了原先计划经济气息浓厚的“邮购信箱”……诸如此类,它的一切改变,都是因为它在成长。

独裁:

《读库》的“三有三不”

生于11月的老六有点爱说自己是“天蝎座”。本以为他对星座有关注,他却连连摇头:其实并不真信,只是和朋友开玩笑。

不过天蝎座有几个特点倒是和老六本人颇为契合,比如倔强和敏锐。这一点不用看他本人,从他编的《读库》里就能感觉到。2006年正式发行的第一期,头条文章是关于郭德纲的,老六约东东枪对郭德纲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贴身采访。那时,郭德纲还没有全面获得他后来的名望,东东枪也还不是微博大V,但他在郭德纲还没红的时候就已经听了郭好几年的相声,堪称不二人选。不久后,当觉悟过来的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这个草根相声明星时,《读库》拿出来的是占据了整整76页的长文,离当事人最近的距离,最长的采访时间,最精细的观察,使它和这本新生读物脱颖而出。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周云蓬身上,老六“派遣”绿妖去采访这位盲人民谣歌手,3个月的采访结束后,绿妖成了周云蓬的女朋友,可见交流之深入。

这些传奇故事差不多已经成了行业里口口相传的段子。但让人惊奇的,是里面体现出来的老六看人看事的敏锐度:他总会找到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包括他自己),然后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所谓“三不”原则。

相对应的是更加著名的“三有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为了这三个原则,老六和《读库》把很多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文体拒之门外,包括学术文章、文学作品、艺术评论、个人感怀等等。这样画出一条线来,萃取出来的却是活的故事(现在有个更准确的说法,叫做“非虚构”)。老六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盛赞过一篇马宏杰写的《刘祥武相亲记》,客观地描写一个湖北青年农民在“传后”需求下的曲折相亲经历,故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善恶观念,以及他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老六文化圈子的朋友很多,用这些名字来填满《读库》的目录,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但他说,现在跟朋友们约稿其实不多,因为读库不希望做成一个圈子式的东西。每次的头篇文章都是些素不相识的作者,通过种种渠道到达他面前。“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用表面的花哨和热闹来掩盖内心的贫乏和单调,希望《读库》是真正能带来新鲜感的”。

或许也是包含有此种考虑,老六现在一直在试图对《读库》进行“去人格化”,《读库》早已和他本人的名字密不可分,但他还是尝试尽量“松绑”。听起来,“去人格化”似乎和他一直信奉的“一切报纸都应该是独裁制”(这句话是马克思在编《莱茵报》时说的)相矛盾,然而老六觉得一点也不:“就像一个人又在生又在死一样,的确有这种两面性。你决定‘独裁’的时候,你要想到它的反面。当你被各种意见冲击的时候,又要保持一种决断的能力。”

视野:

“不来自我,来自平台的扩大”

去年11月,《读库》十周年年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老六一边给员工和读者们放着电影,一边“探讨人生”。在读了几千万字别人的命运和故事之后,他对作为《读库》掌柜的自己做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我没那么重要。”

一直以来,老六编《读库》的故事被讲述成了出版界的传奇。编《读库》前,他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网站、出版社都工作过,经验丰富,职业地位安稳,却突然在36岁那年从石家庄返回北京的雾中大巴上陷入一场“精神危机”,简单来说,就是对一直以来所过的那种“被别人安排好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他当时马上要去一家公司上班,还被许诺了不错的职位和不错的收入,但在车上有过这样一番良久的思索后,他决心辞了聘书,去做一本自己真正想做的书。这就是《读库》。他一个人挑起了约稿、组稿、编稿等种种编务工作,一编就是十年。

这个传奇流传甚广,但十年过去,老六实在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去过多回顾,一提起就会被他“残忍”地掐灭。“个人选择而已,我不希望这听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大快人心的故事,证明我选对了或怎样。就算《读库》现在很惨,我也不会觉得我当时选择错了。”

他也不喜欢被贴上听起来同样悲情的“一个人”的标签,从一开始就反反复复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自我澄清、解构所谓“孤胆英雄”式的造像。“每年六本《读库》是我来编,具体的案头工作是我来做,但不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很多文化人、朋友都属于他的“云编辑”小组,被他拉来筛选、审校。这些夹带着《读库》书稿的人散布在京城各个角落、各个咖啡馆和各个饭局,办公空间从他车公庄的办公室,扩展到无穷大。

“现在的视野更宽广了,但视野不来自我,而是来自于整个平台的扩大,参与到编选、筛选、推荐过程中的人越来越多,给我‘举报’各种线索,告诉我谁谁谁那儿有好稿子。”老六自己也没想到,编《读库》初期,他怀里揣着只够填满最近几期目录的存稿量,但现在能储备起格外丰富的“粮食”,挑拣起稿子来从容多了。

老六坦言自己的心态没什么变化,当初钱很少的时候,甚至需要向人借钱的时候,都从没觉得苦得过不下去了或多么悲情,而现在“有钱了”,却也还是战战兢兢,紧张地处理稿件,不敢有什么懈怠。“这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原来账面上是三千,现在可能是三百万,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做文化的)意义仅仅是利润吗?不是的。”

匠人:

园丁要把每一棵树都服侍好

老六信奉“把书做对”。不光是“做好”,而且是“做对”。这个“对”的内涵,让老六在很多人心目中以一个图书手工艺人的形象出现,浑身洋溢着一种工匠精神。

十年来老六一直在写着编辑手记和杂感,仿佛对过手的文章和书都珍而重之,年末之时要再重新反刍一遍。甚至是做笔记本——2007年,老六头一回做了两个小册子,作为礼物送给全年订户,用的素材其中之一是设计大师张守义的插画。他设想的颜色是青底橙字,但无奈订购的纸显示不佳,只好把字换成银色,这让他耿耿于怀不能容忍,于是从册子甫一诞生起就打算“穷兵黩武”一把,寻找重印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得以按原样重出,报一“纸”之仇。

2013年,《读库》推出林海音的经典之作《城南旧事》。这本书早已版本无数,但在台湾格林文化公司见到的有“最美插图版”之称的关维兴插图本《城南旧事》,让老六禁不住“色心大动”了。这本书被老六做得极为精细,内文的校勘、注疏,形式上的用字、用纸、印装,都格外讲究,光是书名题字,就提早在心里备下了三个人选的预案。因为书中涉及许多北京风物,老六还找来古建和方言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做了一份《〈城南旧事〉名物考》。

老六的匠心总是体现在一些细微之极的地方。“比如用纸,有没有人平时关注不同的纸质,甚至翻看一下《中国纸业》杂志?我前段时间听说一家纸厂有了新纸,没有横纹和纵纹之间的不同抽缩率,就留心上了,买一本用这种纸印制的书看看。”

他把他编的书比喻成一棵棵树。“很难说会和哪棵树保持长久的关系,但是他打理苗圃却是一辈子,这个需要浇水了,那个需要剪枝了,有的果实成熟需要采摘了,有的尝尝觉得还有点生,要再长长……每棵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充满感情。尽量把每一棵树服侍好,并不是每棵树都适合你养,也并不是你有机会来服侍每一棵树。把自己眼前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就行。”

一个内在具有工匠精神的编辑,为了创造出好的产品,也往往是工业化行规的恪守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匠人精神”和“工业化”或许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老六把自己放在他所身处的行业当中来考虑问题:“这个时代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我从事这个行业,希望能够做到让消费者、用户、读者对我们有信任感。”

老六本人对网络兴趣索然,“没那么深刻地分析过”,工作重心还是纸书,但《读库》从2008年开始的网络直营却走在了同行前列。起初,《读库》只是想逃离图书电商不合理的“压迫”,然而后来却树立起一种新模式。“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工具和朋友,让它介入到纸书的其他环节,包括营销、推广、和读者建立联系等。或许有一天彻底互联网化,我们也不拒绝那种变化。”

回望:

没有标准答案,才有千姿百态

老六不爱把话说绝对。行业内的很多问题,甚至自己工作相关的问题,他都是没太规划清楚的,或者应该说,是他目前还没有想去规划得特别清楚。

比如今年即将推出的“读小库”系列。“读小库”这个听起来有点卖萌的名字,是《读库》推出的少儿读物品牌。比起市场上同类少儿读物,“读小库”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呢?老六摇摇头。“每个编辑都有自己对图书的理解,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行业。有的书我觉得不出不行,不出就要出人命,但别的编辑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一出。”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正是因为大家有这么多种选择,才会有千姿百态的图书市场。”

又比如读库团队现在的三十多个人。老六喜欢把90后称作“小朋友”,《读库》现在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了,最小的一位是1995年的。有没有想过专门去为90后做些什么产品呢?老六还是摇摇头,他的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自然流动的结果”。“我不喜欢标签化,比如90后或70后,没有这个概念。”

对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模糊”的行业,不想,大概也算是一种踏实的远见,所谓“无为而治”。老六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譬如他在高群书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当过男主角,演一个便衣警察。电影后来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老六也差点当了回“影帝”。但他表示,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以后也不会“触电”。“它只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做的一个东西,恰好是个电影。”

十年来,《读库》从内到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气质和风格,用平静、淡定的方式将故事一个字一个字地铺陈出来,并一个字一个字与读者建立起信任。然而,站在十年的节点上,老六自己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回望:“这件事模糊性很强,做出之后,你都总结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总结了五条十条,但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在这五条十条之外,这就是这种智力活动微妙的地方。”

(文/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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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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