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革命话语与战争逻辑 | 专业视角

腾讯思享会邓文初2016-06-26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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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双方的了解似乎并未加深,反而越发的疏远。甚至那段悲惨的历史,也没好好清理过——日本人称之为圣战,我们称之为侵略的那场悲剧,究竟因何而起?

本期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本期精彩内容:

1. 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此类故事,开启了近代中国民粹主义话语的先河:知识分子最是易于收买、投靠、变节的,民族的精神并非保留在他们身上,也非保留在文字书本之中;国粹,国之精华,是秘藏在下流社会、在那些鄙陋不文、流离失所的底层社会之中的。下层人民才是中华民族灵魂的真正寄托者。

2. 虽然有人说作为文化的“中国”早在唐末已经结束,但山崎暗斋的观点却更大胆,他提出,中国其实早在秦汉时就已经灭亡、秦汉以下的中国已经被夷狄统治,中华文化已经沦亡了。

3.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侵凌东土,弄得中华天下一片凄风苦雨,尽管中国人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叹,但要昏睡还是昏睡,要胡闹还是胡闹。自顾不暇的老大帝国,自然顾不得周边蛮夷,但日本不一样,它不仅感觉“唇亡齿寒”,而且有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警醒,于是,其思想界产生了“亚细亚连带论”、“支那保全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亚洲一体”的思想,当然也包括此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4. 历史还是以两套话语、以两套完全无法对话的词汇,叙述着战争与革命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正义会因山隔水阻而各分东西,真相也会因距离远近而各有千秋,恍若历史也已被国境切分,如同国民,历史从其出生起即已打着国家的标签。

“下流社会的粗人能保存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演讲大师,而所有的演说大师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会讲故事。1924年初,在国民党改组期间,孙中山利用空闲,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断续做了半年多时间的演讲,此即以《三民主义》为总题的孙中山思想的总结。其中,尤其以民族主义的演讲最受欢迎,最有影响。故事的力量不可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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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在2月10日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孙中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早已失去了,并且不只是失去一天,而是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的书里头简直是看不见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深仁厚泽”、什么“食毛践土”。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以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这些人不独用口头拥护满洲,还要结合一个团体叫做保皇党,专保护大清的皇帝,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的。组织保皇党的是汉人,而欢迎保皇党的多是海外华侨。汉人几乎都没有民族意识。

但是,海外华侨中最多的是会党,及洪门三合会、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的。会党是在康熙末年明朝遗民逐渐被消灭时,当时一派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专靠文人学士去维持民族主义已经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被满清收买,因此,他们将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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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

至于他们所以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识,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恐怕强盗先要开贵重的铁箱,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故当时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所以满洲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是有这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不住的,反倒这些下流社会的粗人能保存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所以,近代中国革命如太平天国起来时,支持革命的首先便是这批“江湖好汉”、“会党”,这些下流社会的人,随着天国起义,民族主义思想也就复兴起来了。

这些“会党历史”当然只是故事,是一个革命导师的宣传。对于革命来说,历史真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恢复民族精神,唤醒革命意识,动员社会各阶层起来。所以需要一个“富人藏宝”的传奇,来创造革命的传奇。应该说,孙中山是成功了,虽然此后洪门中人真的找他索要“宝贝”时,他只好四处躲藏、了不得难,但那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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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的入党礼

孙中山此类故事,开启了近代中国民粹主义话语的先河:知识分子最是易于收买、投靠、变节的,民族的精神并非保留在他们身上,也非保留在文字书本之中;国粹,国之精华,是秘藏在下流社会、在那些鄙陋不文、流离失所的底层社会之中的。下层人民才是中华民族灵魂的真正寄托者。

“‘中国’不过日本的‘外夷’而已”

这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版本,也是从明末清初说起的。

当朱明王朝最后消失,满清正式入主中国之后,地处海外的扶桑之国,那些曾被明王朝称之为“倭寇”的日本人却少有地表现出神州沉沦、江山易色的悲痛。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彻底沦陷于夷狄,此时能保存中华正统的只有日本,日本乃是中华精神的守护者,日本才是“中国”——依据华夷秩序,“中国”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所谓“中国”非地域之“中”,亦非汉族国家之专有名字,乃指中华文化的正统所在、正朔所在、衣冠所在、灵魂所在。于是,在1674年,日本人林春胜、林笃信在其《华夷变态》序言中留下如此文字:“崇祯殡天,弘光陷虏,唐鲁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变也,非常也。”

这即日本思想界最早提出的“华夷变态”口号。

当“中国”沦陷于鞑虏之手时,日本人认为这正是争取成为“中华”的最好契机,因此,他们开始以汉唐正统自居,开始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中心并进而构想新的东亚秩序——新的华夷秩序。其实,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这种以东亚新中心自居的思想早在明朝时就已经萌芽,德川家族在致明朝的国书中,便俨然以与中华帝国分庭抗礼的口吻写道:日本“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师,无不分别上书输贡”。

朱子学家山崎暗斋(1618-1682)也提出,“中国”经过“华夷变态”,已经沦为夷狄,丧失了圣学正统。唯日本才能称之为“中国”:“太宗谓中国唐季之乱,岂惟唐季哉,秦汉以下皆然也。……且中国之名,各国自言,则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丰苇原中国,亦非有我之得私也。”(参见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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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暗斋

这段话的大意是:虽然有人说作为文化的“中国”早在唐末已经结束,但山崎暗斋的观点却更大胆,他提出,中国其实早在秦汉时就已经灭亡、秦汉以下的中国已经被夷狄统治,中华文化已经沦亡了。而“中国”之名,本身即是各个国家的自我称呼,并非专属。汉族人(在当时并无所谓汉族之类的明确意识)可以用“中国”,日本人也可以用“中国”。而且“圣学正统”已转移至日本,故,日本才是“中国”,而“中国”不过日本的“外夷”而已。

建构以日本为中心(“中国”)的新“华夷秩序”,于是成为当时日本知识界的首要任务。但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虽强调“朱子圣学”的绝对地位,但却有着全新的日本元素之掺入与新的历史依据之夯筑——“日本为神国”构架的创设。

“神国日本”之历史叙事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721年的《古事记》,但在“华夷变态”话语中,却成为日本保存了中华国粹、而且是绝对“纯洁”而唯一之圣学的理据。元朝两次征日战争的失败,不仅证明日本的神佑,而且确保其未受夷狄之污染;明清更替而日本同样得以保全,更证明神佑的长存与文化的纯洁。故此,华夷新秩序虽已换主,但这一转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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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寺所藏的《古事记》书影

“中国”对于满清入侵的“亡国”史,或许是基于“健忘”,或者基于羞耻不好提及,或者是屡经蹂躏、已然习惯于被征服者的命运,甚至于安之若素了。但作为“东夷”的日本人竟然——“竟然”——为华夏文化的灭亡而痛心疾首!为此,他们发明了这个特殊日语——“华夷变态”。通过这个词汇,历史不仅“记住”了中原的沦陷,而且,历史还不停地召唤着中华之魂。

而招魂者竟然是为泱泱中原所不屑一顾的蕞尔小国!

够反讽了吧?!不过,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所以,在日本看来,并不唐突。

因此之故,还有后续。

“日本之侵略中国,乃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哺”

理所当然的“中心”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无上声威,它并不需要任何“中心”责任的担承;自然,它也不会在乎边缘的感觉,不会顾及他者的存在。反倒是地处边缘者无法放下这种中心意识,会存有某种整体思想。以中国为当然中心的“华夷秩序”中,中国除了有某种“天子守在四夷”的模糊战略设想外,“四夷”于中华是无所谓的。但日本文化界在幕末明初即有了亚洲文化一体的普遍思想。朱子学传入,大同思想更是一时主流。故“华夷变态”时的中国可以茫然无措,但地处海外的日本却惦记着文化的保存。近代以来欧风美雨侵凌东土,弄得中华天下一片凄风苦雨,尽管中国人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叹,但要昏睡还是昏睡,要胡闹还是胡闹。自顾不暇的老大帝国,自然顾不得周边蛮夷,但日本不一样,它不仅感觉“唇亡齿寒”,而且有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警醒,于是,其思想界产生了“亚细亚连带论”、“支那保全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亚洲一体”的思想,当然也包括此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当然是悲剧,而如果仅论其初衷,则其与中心那种自顾自的老大心态难道不正好构成一鲜明对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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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物

大亚细亚主义,是在黄白人种对抗的假想为前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它没有发展出联合亚洲各个民族一致对抗欧美霸权的形态,而是发展为日本“代表亚洲”对抗欧美的形态。其中原因,除了日本获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从而坚信武力的价值外,原来的华夷秩序并没有为东亚共同体留下多少“联合”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这正是作为原霸主的中国之失职,但作为霸主后代的我们又有谁认真反思过呢?旅日华裔学者孙歌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本正面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宣战,这就使得一些曾经对大亚细亚主义充满期待的人开始对日本产生了幻想。包括日本内部一些进步的反战力量,也曾一时间纷纷支持太平洋战争。

其实,当“大亚细亚主义”出台之时,大清“中国”并没有多大兴趣,而作为边缘地区新兴领袖如康有为、孙中山却是其忠实的信徒。孙不仅与日本友人(诸多黑龙会成员)热烈讨论,且充满激情地在中国广做《大亚细亚主义》演讲。当然,在其生命后期,也曾以“王道”精神规劝日本“领导”亚洲,起而对抗白种人的欺凌。那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先烈”汪主席,日后即以总理遗嘱起草者和执行人的身份履行着“共荣共存”的大亚细亚主义。作为经典的中国文人,他能不知道“汉奸”的下场?但,边缘文化中那种浪漫主义的“烈士精神”,此时便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壮烈,将他一干人引向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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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也曾是大亚细亚主义的信徒。

其实,失职的中心是没有资格批评人家的,或许理解与沟通才是正道理。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一位著名的知日派学者曾经说过,日本之侵略中国,乃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哺。日本玄洋社的精神,深中的是儒家大统一之毒,现在该是轮到母体遭到反噬的时候了。但这样的话如今不会再说了,也不敢再说了,即使想说也未必能够说得出,说了更未必有人听得懂,所谓“世易时移”也!

“历史从其出生起即已打着国家的标签”

与中心的冷漠与傲慢相比,边缘总是多些浪漫与激烈,也因此,中心的腐化与衰败,乃是必然,而希望所寄,自然是在边缘。中心与边缘的这种双向互补与地位更替,无论是在中华帝国内部还是华夷秩序内部,其实一直就是“真理”,但当中华之知识体系被西化、现代化之后,我们已经丧失了聆听自己语言的能力了。

中日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双方的了解似乎并未加深,反而越发的疏远。甚至那段悲惨的历史,也没好好清理过——日本人称之为圣战,我们称之为侵略的那场悲剧,究竟因何而起?“岛夷”日本,何敢“赌国运”而悍然发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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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

当中国史家以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描述中日战争、将日本判定为侵略时,那些发明“东亚一体”、“东亚共荣”的大亚细亚主义者,或许是以儒家式的“天下”观念,以“天下大同”的中国文化理想构想着二十世纪亚洲版图,从而将“大东亚战争”表述为维护“中国正统”的战争、维护黄种尊严的圣战。但这却是两套话语、两套无法对接、无法沟通的话语体系。边缘与中心的位置,在此倒转,而其无法对话的情状,却古今一样。自然,其结果也就已经注定——战争——战争于是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有时,可能还是最有效且最经济的语言。

当史家以华夏中心观念将广东、岭南描述为蛮荒之地、半开发地域时,那些身处烟瘴之地的闽粤土著与古越后裔们,那些“下流社会”的会党好汉、江湖英雄们,却正在重温汉唐旧梦,以为自己保存的乃是华夏衣冠、中原正音。中心和边缘的位置至此也是一个倒转,然而,当双方操着对方的语言试图对话时,却忽视了,偏偏他们都遗忘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已注定——革命——革命于是成为对话的最后途经,可能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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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上海庆祝民国改元。

这大约就是人类的命运吧。

然而,我们并没有理解这种命运,虽然耗费了如此代价。因为历史还是以两套话语、以两套完全无法对话的词汇,叙述着战争与革命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正义会因山隔水阻而各分东西,真相也会因距离远近而各有千秋,恍若历史也已被国境切分,如同国民,历史从其出生起即已打着国家的标签。

历史学家能否统一话语,做到最低限度的逻辑一致,从而为对话创造一个平台?

看来,这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在历史的废墟上”系列文章

01 邓文初: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

02 邓文初:为什么许多民族会沉迷于捏造历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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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代思想史、抗战史等。文备众体,以思想随笔见长。有《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之旗》和《抗战总动员》之“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等专著及《失语的中医》、《湘西古长城考》、《谣言九论》等论文总约二百万字行世。目前正在撰写《儒教政治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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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freda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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