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张爱玲最好的作品是《色戒》

腾讯文化兰达 樊月 周玉菡2016-07-25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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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到今,我没有读过一个作家这么对待自己主人公的。什么叫做“统统”呢?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土,把它掸掉。这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写出来的,你得够狠。

腾讯文化 兰达 樊月 周玉菡 整理

张爱玲与香港文学有很深的渊源。7月23日下午,作家、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来到2016年香港书展现场,以“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为题,与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进行了对谈。止庵从文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张爱玲的写作。

张爱玲成为好作家,因为她够狠

止庵在活动现场,拍摄:兰达

以下为止庵讲座实录。因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有删节。

“她不是那个阶级的一个代表,她是她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读张爱玲呢?张爱玲和别人不一样。我今天讲一点她在文学上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个“众”是什么?就是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张爱玲之前一两代的作家,以及张爱玲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写作的作家。这些人和张爱玲到底什么地方写得不一样?

我觉得,第一点,是在人物上不一样。张爱玲同时代的或前后几代作家,写的人物都是从一个身份来的,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而来。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就是茅盾的《子夜》:有一个吴荪甫,他是民族资产阶级,还得有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就有一个赵先生。

在张爱玲开始写作的40年代,1943、1944年的时候,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坛已经被意识形态影响了——可以说,从20年代的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大家都是按这么来写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鲁迅。鲁迅写《阿Q正传》是在这之前。当时就有一个争论:阿Q不是中国农民的好代表,农民不这样。鲁迅变成左翼的一员之后,大家就又说这个阿Q代表农民阶级了。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阿Q的旧账》,就在讲这个事情。

张爱玲的小说里,曹七巧、白流苏这些人,和她们原来从属的那个背景、阶级是没有那么大联系的。她不是那个阶级的一个代表,她是她自己。这点对我们现在的各位来讲真的不太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写了,可是张爱玲同时代的人都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第二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在题材上。来自阶级的这种人物,一定要有他们的一个作为,所以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写的都可以叫做重大题材,都要描写一个重大背景,比如一个重大的阶级冲突。茅盾、丁玲,包括萧红的《生死场》,都是这样。这是左翼的文学,必须这么做。而且这个影响已经不限于左翼阵营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这么写。

张爱玲呢?她是在上海,在沦陷区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写作,跟刚才说的这两种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她根本就没想到她是属于这么一个背景的;第二方面,她有意识地拒绝这个背景。这两点使得她的作品明显与这些人不一样。

张爱玲走了一个中国古代白话的正路

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跟同时代作家的非常不一样。

我们的新文学从“五四”以后成了一个主要的语言来源。以前都写文言文,有了白话文以后,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在初期,人们不知道白话文应该怎么写。这个时候有一个模板——当时的翻译文学,也就是鲁迅、周作人他们这些人翻译的文学。他们是用叫做“直译”的方法来翻译的。为什么?他们有个信念,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白话,所以尽量保持外文原来的句式。

受这个影响,作家虽然不读外文作品,但读了翻译作品,也用这个句式来写。这就叫“翻译腔”。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中,很多人都是这么写。这尤其体现在茅盾、丁玲、巴金身上。

张爱玲的文学不是从这个正路上来的,是从一个偏路上来的,是从古代的白话小说到民国的“鸳鸯蝴蝶派”,或者说传统小说中来的。她不是从新文学来的。

内地第一次提到张爱玲是在1961年左右,当时出了一本书《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把张爱玲归到这类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对的,甚至还有人批评她。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反而走了一个正路,因为她走了一个我们古代白话的正路。她的话是很顺畅的,不是疙疙瘩瘩的。她(的文字)是从中国本来自有的语言系统来的。

《色戒》是张爱玲最好的小说

再往下,这点可能意义就更大。张爱玲的《连环套》在《万象》上连载时,傅雷写过《评张爱玲的小说》。他举《金锁记》为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举《连环套》为张爱玲最不成功的作品。他还认为《倾城之恋》是一部失败之作。因为他认为,《金锁记》里面写的是人那种生命力的强烈对抗,《倾城之恋》写的是人的一种庸俗,虽然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词,因为所有人都是为了谋求自己一个小小的生存。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是白公馆里面来了徐太太,报信说已经离婚回娘家住的白流苏的前夫死了,所以白流苏就没有钱了,没有钱在这个家就住不下去,那白流苏就必须得为自己的生存开始进行斗争。怎么斗争呢?她得赶紧再找个人。怎么找?就从她妹妹手里把她的男朋友给抢过来,这就是开始的故事。这在傅雷看起来就什么都不是,太差。

但为什么张爱玲要这么来写呢?《倾城之恋》不一定是她最好的小说,但《倾城之恋》是最能体现张爱玲最基本的思想的一个小说。张爱玲关注的点显然和傅雷不一样,也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一样,因为其他作家不大想一个个人怎么活下去的事情,但这对张爱玲非常重要。在这个地方,张爱玲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

那张爱玲关心什么呢?张爱玲对于人生态度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她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个人,不属于某个阶级,没有一个组织,(以及关注)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立足之地。她关心的是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所以回过头来看,《金锁记》里面,曹七巧关心的立足之地是什么?是她的财产。她找了一个病人,把所有都奉献出去,就是要守住这份家产。当她得到这笔家产之后,谁也别想去侵犯,来一个“杀”一个。她把这个守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活。

到了《倾城之恋》,白流苏的立足之点是什么?是婚姻。所以白流苏的男人说可以让你当情妇,白流苏不干。她要一个安定的真正的经济来源。

再看小说《留情》,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它讲米先生有一个大太太,还有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妾。大太太病了,他要去看她,他的小老婆就不高兴,然后他俩就一起去。这里面,他们之间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是相依为命。这时候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只是大家都活到一个年龄了,你依靠我,我依靠你,互相取暖。

再往下看,张爱玲有一部大家都知道的小说,叫作《色戒》。这也是我觉得她最好的小说。在香港,王佳芝接受了组织安排,要去刺杀易先生。她要以女色来诱惑他,但要以一个太太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处女。他们这帮年轻学生就让其中一个人来跟王佳芝睡一觉,因为那个人经常去嫖娼,所以有经验。王佳芝经受了这个锤炼,结果易先生搬走了,没用上,王佳芝整个人就落空了。

张爱玲成为好作家,因为她够狠

《色戒》剧照

到上海之后,组织又来找王佳芝,让她去接近易先生。她想,“我得去”。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不能白白浪费了上次的锻炼。后来最有名的场景是易先生给她买了一个钻戒,突然她想,“他是爱我的”,然后她说,“你快走”。

为什么她有这个举动呢?王佳芝前后有两个立足之点,第一个立足之点,是当年的女人对自己的贞洁非常重视,(认为)不能白白浪费了。第二个立足点,是“他是爱我的”这么一个虚幻的感觉。这就是王佳芝在这个世界上小小的立足之地。

再往后看,张爱玲去世之后发表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主人公赵珏,在美国混得非常差。她有一个同学叫恩娟,嫁了个议员,活得好得不得了。赵珏就看她为什么活那么好,自己那么差。她们两人就见了一面。

其实人都有一个同性恋的阶段,但好多人都过去了。赵珏和恩娟在学生时代都有这个倾向,赵珏喜欢过一个人,恩娟也喜欢过一个人。对赵珏来说,这段事过去了。她去看恩娟的时候,恩娟突然提到她们学生时代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然后赵珏发现,这家伙活这么好,其实还没活过人生那个同性恋的阶段,后面的都是假的,她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

她就讲了一个事,说自己正在厨房刷碗,看电视说肯尼迪遇刺死了。“哦,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虽然我正在刷碗。”这就是赵珏人生的一个点——只要是真实地活着。

把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列入一个系列的话,可以看到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的立足点越来越小,越来越真的接近于一个点。这就是张爱玲的人生观。张爱玲文学最重要的,就是她后面有一个哲学在支持,就是这个东西。

张爱玲是中国很少有的同时拥有两个视点的作家

张爱玲还有一个比刚才说的还重要的点,就是张爱玲怎么看我们整个人类(而不是一个人),包括她自己。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张爱玲的文学与众不同之处。

鲁迅写过《立论》:有个人家生了一个小孩,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当官发财,这家人非常高兴。又来了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主人把这人打了一顿。鲁迅接着往下写,说当官发财都不一定落实,说他要死却是实话。

鲁迅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作家,第一种作家是对这个世界是说谎话的,第二种作家是对这个世界说实话的。我们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对这个世界说谎话的。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确实需要他们给我们说点好话,使我们有些振奋,就叫“正能量”。

但是不能所有作家都做这一件事。古往今来,确实有那么一些作家愿意说一些真话,告诉你事实是什么样子的。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是一个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真话的作家,她说的话不好听。

我真的很奇怪张爱玲为什么拥有这么多的读者,因为她的作品读起来不会让人高兴。细细读张爱玲的作品,会发现张爱玲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作家,是一个让我们不太舒服的作家,但是世界上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作家。如果张爱玲之前有一个这样的作家,那就是鲁迅。胡兰成说过一句话:“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这句话真的是对的。

还可以继续往下说。有人说真话,有人说谎话,你凭什么说它是真话,凭什么说它是谎话?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我们所有人看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来自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我看你,你看我,我看我自己,我们称之为“人的视点”,用孔子的话就是“仁者爱人”。对于很多作家,这个已经够了。

在这个视点之上,可能还存在一个视点。它是绝大部分作家从来没想过,或者想过不愿意、不敢这么做的,相当于一个天的视点,或者说是自然的视点。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话形容,就是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张爱玲是中国很少有的一个同时拥有这两个视点的作家。(张爱玲小说里)说美丽的女主人公生病快死了,变成大白蜘蛛(一样趴在佣人背上)。她们家门口小店的鞋在打折。她的母亲给其他孩子买了两双鞋,给她买了三双,说(鞋大了没事),虽然现在她瘦,将来养一养就胖了,而这些鞋结实,至少可以穿两三年。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她死在三星期后”。

这就是两个视点。

张爱玲的最后一个不同之处,是张爱玲和张爱玲的不同之处。很多学张爱玲的人都是学张爱玲早期的《传奇》,可是张爱玲自己到了晚年不喜欢这样的东西了。她把《金锁记》改成《怨女》,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她写《小团圆》,也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所以张爱玲的不同之处,包括她与她自己过去的不同之处。这个人是非常决绝的。

今天早晨起来,我抄了一段话,来自张爱玲的《重访边城》,是宋以朗先生整理出来的。她说,她要走的时候,“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乎乎的。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而且还是马可·波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若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

这才是真的张爱玲。她可以把一个人和背后那个巨大的自然融在一个点上。她非常热爱香港,才用了这么一个意象,中国的其他作家根本不敢这么写。这里面有着非常深的情感,可是它有一个特别冷酷的背景。这个背景,来自她那个自然的视点。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她充分写出了一个人此时此刻对这个城市的热爱。

张爱玲的与众不同之处,归纳起来,是她跟她当时所有的作家写得都不一样,她跟后来所有学她的作家写得都不一样,她跟她自己曾经写的那个(她)也不一样。她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观众提问环节:做作家,有时你得够狠

问:止庵老师,在你看来,造成张爱玲苍凉的自然视点的,除了她自身的个人经历以外,还有没有一些文学上的渊源?

止庵:这个可以追到很久之前。鲁迅有一部小说《明天》,讲一个寡妇有一个孩子,孩子病了,没治好,死掉了。寡妇全部的指望就是这个孩子。孩子没有了,这个寡妇以后没法活。结尾,她说:“让我梦里见一见他。”小说写到这儿就结束了。他把它编到小说集里的时候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是不主张太消极的,“我本来想写的是,她根本就没有梦见这个孩子”。其实这就是张爱玲的一个渊源。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金瓶梅》,可以追溯到《红楼梦》,可以追溯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确实,人世间有一种东西,它可以超越人情。往往很多作家都是好人,他到了“人情”这个地方写不下去了,不敢过“人情”的这个界线。而有的作家可以逾越过去——对他来讲,什么都无所谓。

张爱玲写《色戒》结尾,说易先生“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我当年读小说的时候想,这王佳芝人怎么就没有了呢?噢,这“统统”里面,就包括王佳芝。

从古到今,我没有读过一个作家这么对待自己主人公的。什么叫做“统统”呢?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土,把它掸掉。这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写出来的,你得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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