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对民族主义的社会性盲视是如何产生的?

腾讯思享会邓文初2016-07-27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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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伯林认为,思想界之所以对民族主义缺乏敏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一再失语,这与意识形态的顽固性有关。思想界被意识形态控制了,无法逃离自己设置的陷阱。

本期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面对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竟然是那样的盲目

民族主义无疑是18-20世纪人类史上最为巨大的政治力量与社会运动,不管它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作为历史事实没人能够否认。然而,这样的说法只是后见之明,对于当时代那些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尤其是那些历史家们——来说,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存在。可以说,他们几乎陷入一种集体盲视之中——如果以18世纪末为民族主义运动之起点,历史学与政治思想史对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则要等到海斯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出现(1931年)才算是正式进入严肃的历史叙述,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科学几乎把民族问题完全留给抒情诗人、杂文作家以及国民大会中、议会里和啤酒桌旁的演说家去议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鲍威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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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民族主义压力下的欧洲革命

这么巨大的事实何以看不见?事实是如何被淹没的?社会性盲视又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为二十世纪人类最睿智的观念史家、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因此,我称之为“伯林问题”。

在1972年《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文中,伯林以少有的严肃态度发问:在18世纪末以来的近两百年时间中,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思想家预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大思想家认真对待这个持续了两个世纪、且仍在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事实。这种盲视,不仅包括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者,也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往昔野蛮历史的一种非理性的遗存,或者说是文明的倒退。”人类社会最敏感的思想家们何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如此盲视,竟然整体性处在失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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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

1979年,伯林在《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中再次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各种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有的地方则是唯一强大的运动,它的影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与之对抗,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大多数开明的自由派乃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将会衰落,因为各民族最深的创痛正在逐渐愈合”。其中那位被认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马克思对于民族主义则更是无视,他相信民族主义是人类必然的历史道路上暂时受到挫折的产物,因此,不必太在意。这种忽视甚至延伸到二十世纪早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甚至没有那个思想家曾经暗示过,民族主义有可能主宰我们这个世纪的过去三十多年,以至除非与它携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对,几乎任何运动或革命都没有成功的机会”。

伯林的质疑尖刻而沉重,在其思想生涯中且一再反复,这是少见的,也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他之后,一些社会学家也沿着他的思路做进一步追索,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他在20世纪80年代做“民族——国家与暴力”的系列演讲时,即提出过伯林式的疑问,他说,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同程度忽视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即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缺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理论。

事实何以消失不见?社会盲视何以产生?史学界需要严肃反思,思想界更要自我批判。

事实总是淹没在意缔牢结之中

伯林认为,思想界之所以对民族主义缺乏敏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一再失语,这与意识形态的顽固性有关。思想界被意识形态控制了,无法逃离自己设置的陷阱。他认为,思想界不能理解民族主义,就是因为,整个思想界的工作框架或者说是思考范式是理性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认定,人类历史总是按照一种进化的逻辑、一种理性设计的逻辑,一步一步由远古走向现代。历史是人类理性的历史,政治也是依据理性而行动。

这种理性主义不仅遮蔽了人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也扭曲了人们对历史的感受与叙述。在这种理性主义视角下,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或一种错误的现象。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民族主义是阶段性的思潮,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有现象,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又随其消亡而消亡。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释,世界历史本应把自己的使命交给“阶级”,但却不小心送到了“民族”手中,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这个“错误”。但他相信,人类历史最终还是要回归理性,沿着规律的大道一路前行。

在这种理性主义视角下,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是暂时的、偶然的、现象的。自然,它的平庸面目也就不值得那些伟大的理论家们稍予青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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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的《观念的力量》

伯林还提出,思想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待世界政治与解释世界历史的现象。欧洲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认为是一种反应性的运动,它没有自主性,只是欧洲启蒙运动扩张过程中引发的不适状态,是土著民族、落后社会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某种本能性应急反应,相当于“刺激——反弹”式的膝跳运动。只要启蒙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人类将会走向理性化的统一世界。在欧洲,它表现为以法国为中心、以德国为边缘的这一轴心,民族主义从德国兴起只不过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理性主义运动的反动,因此,它是一个反命题,一个镜像。在20世纪欧洲之外的地域,那些亚非地域兴起的民族主义,表现为殖民地解放或反抗运动,也是欧洲启蒙运动引发的不适症,因此,它同样会随着全球理性化时代的到来而烟消云散——随着这一波历史消失的,自然还包括这些边缘民族本身,在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其民族之特殊性必然要被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消灭。

比如中国——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段论述历史必然性的话出革命导师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尽管马克思一向以同情弱小者著称,但历史的铁律是不相信眼泪的,正如木乃伊必将解体一样,中国——其制度与文化——在历史的必然进程中也将消亡,民族主义自然便成为无所皈依的孤魂野鬼,何所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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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激战。

因此,按照启蒙理性主义观点,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两者在此是合二为一),民族主义是一种暂时的边缘性的现象,是一个没有自主性质的现象,是历史的副产品,自然,不值得历史的关注。

由此,民族主义运动这样一种巨大的事实,竟然就这样给淹没了。

事实究竟要怎样才能浮现?

事实是平庸、卑贱的,因为它的多样性、它的琐碎和不受约束的偶然性,而概念才是严肃的、庄严的,因为只有概念才能构建伟大的理论,而只有理论才是科学。所以,历史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会沦为饾饤考据的平庸之作,被具体现象迷惑,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本质。科学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历史的本质,揭示出被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实所掩藏的人类社会规律——这段陈述,在汉语世界,要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成为历史研究的正统观念,但它却是18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自理性时代开始,思想家形成一种见解,这种见解可以以斯宾诺莎的意见为代表。他认为:科学不应该从平庸认识所感知的现实入手、思考具体事物,而是必须从抽象概念出发。要科学地理解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就必须从最抽象的概念如价值、工作、价格、剩余价值等等出发,只有从这些概念入手,才可能在科学上重建经济体制,并最后重建具体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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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斯宾诺莎的雕绘,题字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无神论者”。

具体世界乃是历史学的工作地盘,但其工作的合法性却由抽象的理论赋予,具体事实的发现、理解与重建更需要依据抽象的理论,于是,这种“从具体到一般,再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便被称之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过程。

然而,在这种“科学历史学”中,事实从此被淹没在滔滔的理论之中了,尤其是,当那些理论所陈述的往往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版本。

人类自认有着比动物更高的智慧,但如果仅从直面事实的能力讲,人类也许已经退化到一个可笑的地步——越是巨大、赤裸裸的事实,越是无法感觉、无法认知。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人类确实是太文化了。

相比于动物,人类自诩拥有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伪饰,将人类自我认知的能力——一种直面事实的感知能力消灭殆尽。因为“文化”,人类很难再像以前一样直面经验世界,而是必须借助符号的中介——概念、理论、模型等——以感知与理解事实。也正是在借助符号的过程中,人类被诱导、被拐骗、被带离事实,以至于离真相越来越远,离理论、概念、符号越来越近——台湾学界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意缔牢结”,真可谓绘声绘影——人类的大脑因此被高悬在这种“意缔牢结”的铁丝网上。面对恢恢天网,我们如何越狱?

难怪自轴心时代起,一些思想家就提出“解蔽”的命题,且这一命题贯穿人类思想的全部历程。中国自老子提出文化之“伪”,到荀子提出“解蔽”任务;西方自柏拉图揭示的“洞穴”处境,一直延续到现代、后现代。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解蔽。这个穿越时代却历久弥新的主题正好说明一个无奈的事实:淹没事实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类的自我解蔽能力;制造幻觉的理论家们,远远多于拆除幻象的思想家。而就历史学家来说,至少有一大部分并非为清除这种幻觉而努力,而是在制造幻象。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

所以,不要太信任那些历史学家们,尤其是那些国家的史官们;也不要太相信那些系统的建构者,尤其是那些历史规律的发明者,而要多多亲近那些思想的解蔽者,虽然他们的工作看起来琐碎、杂芜、带刺,有时还得冒那些自以为是的历史继承人之攻击、举报、起诉的危险,而且还难以予人梦想和激情,然而,雷峰塔的倒掉还得靠一砖一瓦的拆除,幻象不会自己倒塌的,事实更不会自己呈现。(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在历史的废墟上”系列文章

01 邓文初: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

02 邓文初:为什么许多民族会沉迷于捏造历史?

03 邓文初:革命话语与政治逻辑

04 邓文初:历史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05 邓文初:历史预言何以会像巫术一样?

作者简介

邓文初:对民族主义的社会性盲视是如何产生的?

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代思想史、抗战史等。文备众体,以思想随笔见长。有《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之旗》和《抗战总动员》之“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等专著及《失语的中医》、《湘西古长城考》、《谣言九论》等论文总约二百万字行世。目前正在撰写《儒教政治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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