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大家栏目刘远举2016-08-10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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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远举(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昨天,有媒体报道,有专家称:“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天之内,“清理低端人口”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引来很多批评。其实,这本身是一个误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是:“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另一位专家张翼也表示,“国外的大城市,不管是巴黎、东京还是纽约,其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仍然在保持上升趋势……目前为止,国内超大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值仍然很低。”他还表示:“要走城市友好型发展之路,不仅要对本地户籍的人友好,还要对流动人口友好。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是按照规划、计划方式来治理城市,往往会把城市逼上另一个极端。”

可见,专家并不赞同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过,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却实际上存在着,比如,落户打分、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大城市病。

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北京,部分地铁线路连接通道人满为患。东方IC供图

城市居民与农民群体的博弈

大城市病是当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得一个问题。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大城市病的本质是什么?

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恐怕是集各种“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贫民窟,此处也是超越交通堵塞、医疗、教育资源最典型的,并最令当下很多中国人恐惧的。

此前,一位住建部原领导就发表过“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的观点,引发舆论争议。他认为:“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对于城市化中的贫民窟,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当大量仅有低素质劳动技能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因缺乏技能,没有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工作岗位档次低、收入低,他们往往聚集在相对廉价的地段,长期下来,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贫穷的生活区域。虽然中国没有贫民窟,只不过由于严格的市容约束,很多人住在北京唐家岭那样的某种程度上的贫民窟,甚至“很多人常住热力井下”。

热力井下的蜗居者。CFP供图

热力井下的蜗居者。CFP供图

“贫民窟”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负面影响是,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农民工妈妈,在城市从事捏脚、按摩这样的低端工作,最终在各种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下,无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被赶回了农村。由于收入的下降,周遭观念的影响,以及农村或小城镇,更低的人口密度导致的更差的教育资源,她的子女,长大之后,仍会延续她母亲的命运,仍然进城当一个捏脚工,为城市居民的孩子捏脚。

如果城市更加宽容,靠着微薄的收入,在大城市的贫民窟生活下来,受周围的影响,以及大城市因为集约而更加便宜的教育资源,她的下一代,就会通过读书接受教育,转而从事更高的工作。她的子女,就能努力实现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起平坐。于是,城市居民的孩子,就不再能享受到廉价的捏脚服务了。

从这个角度,大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改革成果,纠正着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

这种纠正与利益分配比例的改变,必然带来城市居民的痛苦。以堵车为例,按计划经济原本的分配格局,财富通过剪刀差涌向城市,城市居民能买得起车,修得起路,而城乡维持1:8的人口比例,大量人口仍在农村,自然城市居民可以畅快地开车。但在同样的财富总量下,当中国的城乡居民比例已经达到了当下的1:1时,能够买车的人多了,在城市的人多了,自然会拥堵。

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对于贫民窟、大城市病,是否是“不可容忍的、必须解决的”目标定性,本质上,就是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人与还未成为大城市居民的两个群体之间,为了自己以及自己下一代的博弈与争执。

山区的留守儿童,东方IC供图

山区的留守儿童,东方IC供图

谁该牺牲?

解决这个矛盾,似乎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大城市帮助小城市发展。不过,这个解决方案,缺乏经济理论与市场依据,从人类的城市发展史来看,这也并不符合规律。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趋势,仍然是向一线城市集中。相关叙述,已经非常之多。

那么,政策选择上,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

不妨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列车驶入,车门打开,站台上的人争先恐后地涌入,希望进入列车,通向一个美好的终点站。这个时候,本来在车厢里面的人觉得人太多太挤,影响到自己,不情愿了,于是叫乘务员把这些人赶出去,乘务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执行了这意愿。那么,原本在车厢上的人与站台上的人,该听谁的?谁更高贵、谁更低贱?同为中国公民,谁该牺牲?

中国有着长期的二元人口政策,在农产品低价格、工业产品高价格的剪刀差下,中国大城市长期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吸取农村利益,农民经济利益受损。于此同时,严控人口流动,人口更低的密度都导致了更低的政治权利。

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城乡按8: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把城乡选举人大代表的比例变更为4:1;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决定城乡按1: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行“同票同权”。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废除黑人奴隶制度,黑人有了一定的选举权,但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的陆续颁布,黑人才有真正的选举权。而中国农民则在建国后60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权。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的。由此,当下中国从政策制定到城市居民一致的判断是,原本在列车上的人更高贵一些。这些判断通过各种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留守儿童体现出来。

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

所以,当下中国激进地治理大城市病的本质,是城乡政治权利的二元分化。只有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政治上不平等的状态下,大城市病才会被视为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推出激进政策。反之,则会被视为成长中的烦恼,态度会更加温和,印度与巴西的贫民窟,美国的黑人社区,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市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效应。在以前,大城市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现在,大城市可以赋予居民更高的权利程度。所谓逃回北上广,逃回更讲规则、更具公民意识的一线城市,正是这种效应的具体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激进治理城市病的本质,可以修改为:中国城乡政治权利二元分化下,城市居民的有意识共谋。

清理低端人口,能治大城市病吗?

【注】本文原标题为《大城市病,一定要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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