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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议程何去何从?

腾讯思享会郑永年2017-01-04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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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是事实,但海外华人是否构成一个经济体或政治体是大可怀疑的。许多华人,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他们在本地居住已经数代,和中国大陆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

郑永年: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议程何去何从?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崛起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冷战结束更大

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调整他们的外交战略时都感到必须考虑中国因素。不管中国国内发展如何,中国这一实体存在本身足以对亚洲权力格局发生重大的影响,况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居世界首位。实际上,就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比冷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着更大的影响。美日和东亚国家国际关系战略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国内发展而言的。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几种对付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例子。

那么中国的战略如何?我们既不认为亚洲国家间冲突不可能发生,也不认为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已经强调战争的发生经常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而非因为一个国家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亚洲战争与和平不仅是取决于中国,而且也取决于美日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但毋庸置疑,中国战争与和平的意图必然对亚洲国际关系的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亚洲的战争与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确立中国民族主义的议程。自1990 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有所出现。民族主义的存在无可厚非。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可以说,没有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就失去其最重要的心理基础。但德国和日本战前民族主义发展轨迹表明,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扩张的根源。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表明,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也可成为消极的破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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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乌克兰利沃夫市的民族主义者在街头肆意侮辱犹太妇女。

和平发展的目标要求政府理性地调整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

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主题日程。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政府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调整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一旦产生,往往具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性质。但处理民族主义的方式是可以理性的。我们已经说明,在中国,民族主义经过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主权的独立性是无可争议的。在内政上,相对于社会来说的国家权力得以巩固。

就是说,国家有能力来控制和调整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方向。如果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应当是以国内发展为导向的。就是说,民族主义的目标应当是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民族主义只有建立在坚实的国内发展基础上才具有意义。概括地说,中国民族主义应当也必须强调三种主权的建设,即民族主权、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民族主权强调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追求国家利益。国家主权表明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和平必须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为目标。人民主权强调建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使中国民族国家具有真正的民族主义或人民的基础。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强大的政府对中国的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见的。但问题是,现在中国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国家组织的自主性之上的。国家仍然面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这种单纯以组织为基础的国家转化成为以人民为基础的国家。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其基础应当是人民。

对三种主权的讨论构成了本书的主题。但如何制定具体的国家政策来达到三种主权的建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已在上面的章节中涉及一些方面,如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这里我们再概括性地总结本书的讨论,从政策性角度讨论民族国家的建设问题及其如何把握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

高速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

1. 在外交关系上,政府需要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传统的排外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遏制人民的民族情绪。问题是要努力使民族主义制度化,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国家利益。对民族主义的作用要有实际的估计。如果用民族主义来弥补国内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用传统的排外情绪来促发人们的爱国主义,不仅会影响国家理性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一旦这种民族情绪不能得到控制或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会影响中国的总体目标,即和平和发展。而国家利益是可以加以具体和操作化的,不仅有利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以增进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国家利益要求中国继续追求国际事务中的独立地位。鉴于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所受的耻辱,政府决定和某些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交往时要注意人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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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5日,西安市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活动。

2. 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就会以非理性的形式出现,从而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要认识到,中国迄今为止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外贸。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品、资本和技术的进口。持续的经济发展也需要进口石油、粮食、钢铁及其他工业品。民族主权独立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总是矛盾的。如果一味地强调独立,强调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消极方面,持续增长可能会成为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持续经济增长与它们的经济活动国际化是分不开的。由于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避免不了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民众间也会产生民族主义的情绪,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中日经济关系。问题是政府如何把此类民族情绪转化为具体的政策问题加以解决,而不是把具体的政策性失误归结于国家间的关系问题。

海外华人的力量不等于中国的力量

3. 在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大中华主义也是尽量要避免的。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必然趋于紧密,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随之增加。并且因为目前亚洲国家的主要投资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海外中国人,因此有人估计,亚洲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必然来自日本,而是“大中华经济体(greater China)”。如果按现在的趋势发展,至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华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会对日本构成挑战。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是事实,但海外华人是否构成一个经济体或政治体是大可怀疑的。许多华人,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他们在本地居住已经数代,和中国大陆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他们已经没有很强的中国认同感。不能把海外华人的力量等同于中国的力量,更不能说因为有大中华的存在,就说中国会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威胁了。西方世界所讨论的中国民族主义很显然包括“大中华主义”。避免大中华主义,不是说华人不能组织自己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说中国政府要避免动用国家机器来组织这样的经济组织,以防止政治上的消极影响。

4. 民族主义的最终归结点在内政。中国尽管在以往的建设中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作用,但分权弱化了原来的以控制为目标的制度体系。没有这种弱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制度体系。如何重建一套以发展和稳定为目标的国家制度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央政府以往的控制手段如统一的宣传机器,计划经济对主要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控制,和人事控制制度等的控制效用已经大大下降。有效的中央经济控制体系还有待于建立。中央政府还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来加强中央权威而同时不伤害地方的经济和政治积极性,如改革和强化全国人大的权力,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等。经济分权已经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组织能力,把一整套中央改革计划强加于地方或地方居民之上。正因为组织的弱化,中国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往的权威制度。那么,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中央政府一味地弱化下去,要么中央政府通过制度性改革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和权力,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中央政府不可能变成西方社会所说的“极权政治”。

中央政府权威弱化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

5.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国家组织的重建。以往的建设更多的是强调党和其他组织的作用。但我们忽视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组织是法制和法治。中国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中央政府权威弱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本来应当扩展中央的权威和权力,但事实上却相反。经济发展导致一些党和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而政府却缺乏有效的制度来遏制这种趋势。结果是人民的不满。尽管法治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但没有长时间的法制,法治的形成有相当的困难。在现阶段,依法治国,即法制,不失为有效的途径。法制不仅能够保证国家政策的推行,遏制国家官员的非法行为,更重要的是法制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使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有一种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增强政府的权威。

6. 国家主权的强化也取决于能否处理好政府本身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中央政府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引导国家经济的发展。尽管地方的发展也在促进市场的发展,但只依靠地方力量,全国性市场的形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现在主要靠传统的政治方式如组织和人事任命制度来约束地方官员。但无疑这两种手段的能量已经下降。中央政府能否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金融制度和税收制度来调节各地的经济发展,能否发展出新的政治方法来处理和地方官员的关系来整合国家?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物质主义是目前中国人最主要的信条

7. 在政府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中国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承诺加强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包括劳动力、资本、不动产和技术市场,经济发展也是政府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但还缺乏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府经济学。迄今中国的经济是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东亚国家政府经济的混合物。尽管中国致力于向东亚国家学习,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关系,但由于中国大陆毕竟和东亚国家的条件不同,政府的具体经济走向不是很明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确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但问题是国家如何一方面发展出有效的手段来控制这些经济,另一方面如何整合这些经济部分,把各部分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力量。否则,多种经济体系的发展只能使国家难以有统一的经济政策,从而影响民族国家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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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图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在深圳皇岗口岸眺望香港。

8. 在意识形态方面,政府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任何政府都需要有其意识形态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和整合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道德化身。政府的道德性有助于整合国家或维持国家的统一。道德也有助于约束政府官僚、知识分子和地方的精英人物。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呢?改革改变了人民的心理,物质主义成为中国人目前最主要信条。那么中国是否能在没有政府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新意识形态呢?新一代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超出这种纯物质主义的东西来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中国民族主义是新的领导人可利用的最大的资源。但如我们所说,民族主义既可成为国家整合的工具,也可以走向狭隘民族主义从而变成国家分离的主要根源。如何把民族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现存的优惠政策不是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9. 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容乐观。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经常导致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因为国际环境。尽管和苏联情况不同,但中国境内一些民族的分离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出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现行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特殊的政策,如优惠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从发达的汉族地区转移财富到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现存的优惠政策只能在短时期内缓和民族自治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

问题是如何在多民族国家体制内寻求权力在各民族之间的合理分配。这一方法首先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意义有两层。其一是权力在中央政府和民族之间的分配。有些权力必须为中央政府所垄断,但另一些权力必须为民族自治政府所独占,表现其真正的自治。如何划分和分配两者之间的权力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二层意思是民族对中央权力的参与。民族的利益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得到体现。

10. 解决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对人民来说,人民主权是通过各种方式的参与来制约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让政府的决策尽量有民主的成分。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人民主权的第二层意义更为重大,即以人民主权来加强和强化国家统治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庞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对公共秩序问题,国家权力必须加强。但问题是国家如何强化其权力。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的强制性的权力,不仅会激发人民的更大程度的不满,而且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人民主权的必要性在于,尽管基于人民主权之上的政府权力仍然具有强制性,并且很可能比原先的权力更有强制性,但是正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一形式,政府的权力具有了合法和正当性,权力的行使也更具有效性。

(作者:郑永年;文章摘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编辑:陈菲;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议程何去何从?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图书简介

郑永年: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议程何去何从?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西方国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与“围堵中国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世界的目光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注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霸权,中国会否以及如何挑战旧霸权,进而重塑世界权力格局?其中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扮演了何种角色?

出版方介绍

郑永年: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议程何去何从?

东方出版社创建于1986年,专注于高品质的经济管理、励志和健康类图书的出版。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是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音像电子出版社,于2003年由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专业产品主要涉及教育软件、工具软件、考试类产品、央政治类文件、学术著作等几大类,同时发行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部分管理类、财经类、政治类、教育类图书,年出版电子音像产品达2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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