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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政治改革与雅典城邦民主的运作

腾讯思享会包刚升2017-01-10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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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场重要改革是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贵族出身的梭伦做了行政官,贵族会议决定授予他很大的权力,让他有十年时间来推行雅典城邦的改革。

包刚升:政治改革与雅典城邦民主的运作

本期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将要陆续介绍人类民主演进史的基本脉络——从古希腊民主制的缘起、到古罗马共和制的勃兴、然后到英国议会政治的进化、再到从19世纪至今的三波民主化浪潮。

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观点,现代民主是一种复合型政体,包含了古希腊贡献的民主因素、古罗马贡献的共和主义传统、英格兰贡献的成熟代议制以及欧洲北美所贡献的政治平等逻辑。所以,人类民主演进史的故事还是要从古希腊城邦说起。

1雅典城邦民主为何兴起?

一般认为,人类早期民主政体的完整实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关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我们曾在最初的文字中有所涉及。那么,为什么古典民主政体首先兴起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呢?由于史料的缺乏,古典史学者对此也难有共识,目前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包刚升:政治改革与雅典城邦民主的运作

雅典卫城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地理条件假说。古希腊(包括雅典)位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海滨,有着非常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按照托马斯·霍布斯的逻辑,任何地方首先都需要被统治。但如果一个较大的王国想统治整个古希腊的地理范围,这样的地理条件会带来技术上的困难。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疆域广大的古典文明都出现在大河流域,通常也是大规模的平原地区。在这种大规模的平原之上,强有力的统治者可以较容易地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通过征收少许比例的税收就能为一个大规模官僚系统和一支庞大军队提供财力支持,从而更容易统一相对广大的地区。但是,古希腊与雅典却是海岸曲折、岛屿众多、陆地多山的地形。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有哪个统治者能够拥有统治这种地理条件下广大地域的军事、技术或组织能力。结果是,古希腊更有可能出现一种各城邦相对独立、互不统属的政治体系,而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建立起类似于古代埃及或古代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化统治体系。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理论视角。

第二种观点是阶级斗争假说。在雅典城邦的民主化时代之前,即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之前的一个时期,雅典城邦的富有阶层开始控制越来越多的土地,很多自由的平民身陷债务危机,有的不幸沦为“六一汉”——即要将自己土地上六分之一的收成永久地交予债权人,甚至还有更为悲惨的自由平民不得不把妻儿和自身卖身为奴,以身抵债。后来,处在困境中的平民阶层开始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并进行政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政治家就站到了人数众多的平民一边。慢慢地,平民阶层在跟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所有这些社会分化和政治冲突带来的政治变迁,最终导向了一场促成民主政体兴起的政治改革。

第三种观点是军事技术假说。在雅典城邦的军事生活中,海战的地位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公元前480年的第二次希波(希腊—波斯)战争中,海战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当时,以雅典为首的古希腊海军的主要装备是三桨座战舰。这种战舰的战斗力很强,灵活性很高,而动力主要依赖于分布在战舰两侧三层的大量水手人工操作的长桨。由于没有机械动力,这种战舰在海战时是否能有效作战,高度依赖于操作船桨的水手们能否全力以赴和团结协作。结果是,以雅典为首的古希腊海军在希波战争中战胜了波斯海军,从而使得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和古典文明得以暂时的保全。由于平民水手在军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雅典城邦的政治演进趋势就变得越来越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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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桨座战舰

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各有千秋,由于雅典城邦距今历史久远,史料有限,我们今天很难为某种假说建立起严密的证据链条,也很难说是哪个单一逻辑决定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兴起。但无论怎样,这些观点至少能从不同视角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能够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的黄河流域或尼罗河流域的政治文明。

2三次关键的政治改革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雅典城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由原先的君主专政统治,逐渐演变为贵族统治。这种贵族统治主要是借助阿瑞奥帕戈斯会议进行的,这个贵族会议因在雅典的阿瑞斯山丘召开而得名。今天所知的后来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很多制度安排,其实是这个贵族会议统治时期首创的。比如,雅典当时开始设立三个执政官的制度,分别主管宗教、军事和一般行政三项公共事务,后来又增设六个司法执政官,这就是后来九个执政官制度的缘起。但是,后来以阿瑞奥帕戈斯会议为标志的贵族统治遭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从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雅典城邦先后出现了三次关键的政治改革,最终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形成了雅典城邦的古典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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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斯山得名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

第一场重要改革是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贵族出身的梭伦做了行政官,贵族会议决定授予他很大的权力,让他有十年时间来推行雅典城邦的改革。当时,雅典城邦已面临很多政治难题,特别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其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场改革通常被视为雅典古典民主政体的开端。梭伦改革主要分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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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

他的经济改革措施今天看起来恐怕不易理解。比如,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取消平民的债务。当然,究竟取消的是全部债务,还是以身抵债类型的债务,由于史料所限,学术界观点不一。但无论怎样,梭伦在债务问题上明显站在平民一边。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措施。相应的,梭伦的另一改革措施是取消了土地抵押。这样,平民又重新获得了本来已经抵押给债权人的土地。梭伦还设立禁令,禁止自由平民以卖身为奴方式来偿还债务,这实际上是把当时存在的以身抵债的制度取消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缓和自由的平民与雅典城邦的关系。

梭伦还规定,除了橄榄油,禁止雅典城邦出口食品。众所周知,普通食品价格高低对平民阶层影响很大,禁止食品出口同样有利于平民阶层。此外,梭伦还统一了雅典的度量衡,并鼓励外来工匠移民雅典——这种措施很像今天美国的移民政策,即通过鼓励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来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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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钱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在政治改革上,梭伦把所有雅典公民划分四个财产等级: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雇工级。这里是用粮食产量来度量一个家庭的收入与财富,然后再确定其社会等级。按照当时标准,一斗粮食大约是38公斤。每年收入达到500斗的户主,其收入接近于20000公斤粮食的价值。骑士级每年的收入是300到500斗粮食之间,双牛级是200到300斗粮食之间,雇工级则是200斗粮食以下。当时雇工级的人数比重,大约要多于一半。按照梭伦改革制定的最初规则,一个男性公民的财富等级跟他的任职资格是有关的。比如,出席四百人会议最初需要具有双牛级及其以上的社会等级,想通过抽签出任行政官则需达到五百斗级或骑士级的社会等级才行。但到了后来,任职资格出现了放松,雇工级公民也曾出席四百人会议或后来的五百人会议。

梭伦的另一项政治改革,是设立了四百人会议的制度。很多历史学者相信,梭伦是这一制度的首创者。四百人会议由雅典阿提卡地区的四个爱奥尼亚部落各自派出100人组成。关于这100人的社会等级,史料非常有限,有人相信至少是前三个社会等级的成员。当时,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已经开始运作,但政治权力还相当有限。考虑到公民大会的议程由四百人会议决定,四百人会议是较有实权的。但无论怎样,与此前贵族会议的精英统治相比,四百人会议的设立肯定是增加了城邦政治的民主成分。

梭伦还对司法审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的首要措施是,每个社会等级的男性公民均可担任陪审员,并由评审法庭而非原先的司法执政官来决定案件的判决。这样,司法审判权力就转移到了平民团体的手中。此外,梭伦还大幅缩减了贵族统治实体——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的政治权力,尽管它在梭伦时代仍然是一个拥有实权与威望的政治机构。

在梭伦改革80多年后,雅典城邦又出现了一位名叫克里斯梯尼的政治家。实际上,在梭伦之后、克里斯提尼之前,雅典城邦又经历了一个僭主统治时期。到公元前508-507年,克里斯梯尼开启了新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既传承了梭伦改革的很多做法,又采取了不少新的政治措施,最终促成了雅典古典民主政体的成型。克里斯梯尼的一个重要创造,是对雅典各部落进行重新划分,划分为十个新部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五百人议事会——新的十个部落分别派出50人参加。

克里斯梯尼的另一改革措施是设立了选举产生十将军的制度。一般认为,雅典多数行政官员职位是由抽签产生的,但将军这个职位对军事技能要求很高,所以由选举产生。在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城邦还出现了一种离任考核制度,其逻辑类似于今天的离任审计。此外,克里斯梯尼还恢复了被僭主统治所中断的雅典公民大会,重新开启了民主法庭和司法审判制度,并设计了全新的陶片放逐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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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选票使用的碎陶片,上面刻着被提名放逐者的名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层治理单位是雅典城邦民主体制的基础,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措施是设立了一种新的基层治理单位,称为德谟(demos),相当于今天所理解的村社。一般的说法是,当时的雅典共有139个德谟,相当于139个村社。在克里斯梯尼改革之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很大部分都是以德谟为基础的。这种基层治理单位的再造,构成了雅典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重要改革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伯里克利改革。就具体做法而言,伯里克利巩固了当时已经成型的各种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伯里克利还引入了一种支薪制度,就是给出席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担任行政官员的公民提供日薪。考古学家们一般认为,当时的日薪较低,甚至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但对收入微薄的社会阶层来说,这种支薪制度当然有利于他们参与雅典城邦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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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演说。

伯里克利的另一项措施涉及到雅典的公民权。在伯里克利之前,只要父亲是雅典公民,其子女出生后自动成为雅典公民。但伯里克利发明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一措施已经提出了雅典城邦公民权这一重大问题。按照英国政治学者塞缪尔·芬纳的说法,公民权正是雅典城邦的政治发明。

3雅典民主的实际运作

这样,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三场关键政治改革,雅典城邦的古典民主政体在公元前5世纪就达到了它的高峰。那么,这种古典民主政体实际上是这样运作的呢?当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法定人数为6000千人,通常一年至少召开40次会议,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有资格参加。这一资格限定,意味着生活在雅典的四类人不能参加公民大会:一是外邦人,二是奴隶,三是女子,四是未成年人。尽管如此,即便以19世纪的欧洲标准来看,雅典城邦也已经相当民主,即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充分的政治参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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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修建的雅典公民大会会场。

另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五百人议事会,它由10个部落各派出50人参加,参加者要求为30岁以上成年男性公民。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比较大,负责制定公民大会的议程和执行公民大会的决策。很多人认为,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下,似乎每一成年男性公民的权利都是一样的,但如果深入了其中的民主细节,大家就会发现,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之下也存在着某种平民统治和精英治理的平衡机制——尽管其精英治理色彩很弱。有历史学者认为,五百人议事会不仅有参会者的年龄资格限制,而且各部落通常还会选派明晓事理、富有行政经验和能够付出时间精力的公民来参加。

雅典城邦的行政官员由两种机制产生:其中的绝大多数公职由抽签产生,少数公职由选举产生。一般认为,行政官员需要年满30岁,且最初的规定是前两个较高等级的公民才能出任的,即五百斗级与骑士级;但到了后来,前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资格出任,也就是再加上双牛级;再后来,似乎又放宽了标准,历史文献记载很多雇工级的公民也通过抽签当选公职人员。在大约600名行政官员中,100名左右的官员是由选举产生的,比如十将军、部落的骑兵与步兵指挥官、财政或财务官员、宗教事务官员等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需要特定的知识、技能与才干是采用选举制的主要考虑因素。

雅典城邦的陪审法庭规模是201人、401人、501人,或再增加500倍数的人口,比如1001人。保持单数是为了便于两边票数相当时能决出胜负。今天普通法系下实行陪审团判决案件的制度,业已成为一种惯例。而雅典城邦的司法审判制度,就是某种形式的陪审团制度——只是陪审员的规模相当之大。历史地看,雅典城邦2500年前就实行的这种陪审法庭制度,不能不说是法治史上的奇迹。当然,训练有素的法学家们会担心,这么多未经专业训练的公民充当陪审员,他们又要决定当事人是否有罪,可能会产生很多实际的问题。的确,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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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战士在女神雅典娜的监视下投票表决。

雅典城邦还一度把陶片放逐法作为一种制度补充,这种制度主要是对可能的“危险分子”实施放逐,放逐时间为十年,但被放逐者的财产和地位不受影响。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是,公民大会需要就陶片放逐事项进行提议和表决,通过后才能发起一次陶片放逐投票。具体投票的规则是,公民们在指定的日期和地点手持陶器碎片,并在上面刻上自己认为应当放逐者的姓名,然后将陶片投入投票箱。如果最终所有投票累计超过6000人,那么此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人就需要被放逐。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487年到前417年,雅典城邦用这种陶片放逐法先后放逐了12位政治人物。

4苏格拉底之死与古典民主的反思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雅典古典民主政体呢?大家知道,伯里克利认为,雅典城邦的宪法应该成为了其他城邦模仿的典范。确实,雅典城邦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古典文明。但同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不断地被批评和被质疑。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老寡头,都对雅典民主没有任何好感。其中的观点分歧,我们最初曾经有过讨论,不再赘述。

质疑雅典民主时,一个反复被提及的案例就是公元前399年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无神论者,他主张言论自由,而他本人也是这一主张的践行者。他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对待很多当时被视为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事物,试图通过不停地质疑和思辨来发掘事物的真相。公元前5世纪,当苏格拉底以此种方式跟雅典城邦的青年人讨论政治问题时,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做法亵渎了神灵并蛊惑了城邦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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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由雅克·路易·大卫所绘(1787年)。

有人提出起诉后,陪审法庭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在随后第二轮审判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有机会逃脱的情况下,喝下了行刑官带来的一杯毒酒,然后就死掉了。苏格拉底将遵守而不是逃避雅典城邦的死亡判决,视为一个雅典公民的义务。但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么民主还是一种好的政体吗?

事后来看,数百人组成的陪审法庭很容易受一时情绪的左右。无疑,这个审判制度有其缺陷。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比——它们一般都由单个统治者或少数行政官员来裁决司法案件,陪审法庭制度当然也不能被简单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城邦后来就慢慢衰落了。在此过程中,一个主要事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30年之久,雅典城邦在此过程中日益衰落,最后以溃败告终。当然,有历史学家强调雅典战败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历史学家强调偶然因素的重大影响——主要就是后来反复侵袭雅典的黑死病。另一个主要事件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征服。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大败希腊联军,取得了对整个古希腊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古希腊的古典民主政体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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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画像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雅典古典民主政体的主要特征,而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另一种不同于雅典民主的古典政治文明——古罗马共和国——正在孕育之中。那么,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包刚升;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包刚升:政治改革与雅典城邦民主的运作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作品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和《被误解的民主》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与“《纽约时报》2014年19本中文好书”;《政治学通识》获评“《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评选之2015年度十大好书”;专栏评论“被误解的民主”(《东方早报》)一文获评“网易2014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之年度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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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y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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