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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永久的和平取决于民族主义的消亡 | 检书167

腾讯思享会郑永年2017-01-14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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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冲突是个人自私自利的产物,那么国家间冲突是国家自私自利的产物。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了无限制的社会冲突,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无限制的国际冲突。

郑永年:永久的和平取决于民族主义的消亡 | 检书167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民族主义何以成为战争的资源?民族主义又何以通过民族国家走向战争呢?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国家战争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世界资源的奇缺。所有国家为了生存,都会在国际政治舞台追求财富和权力。所以,如果说,社会冲突是个人自私自利的产物,那么国家间冲突是国家自私自利的产物。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了无限制的社会冲突,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无限制的国际冲突。

我们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表达或延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民族主义是民族的个人主义。这对国际关系有极大的影响。这里我们讨论一下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关于民族主义和战争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很有价值的。

郑永年:永久的和平取决于民族主义的消亡 | 检书167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1857年-1929年),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

有见于德国的民族主义最后走向了战争,凡勃伦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凡勃伦把民族主义描述成为种种情绪、精神、思维习惯等心理因素。在现代社会,这些心理因素的载体就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借助于民族国家而制造出武装冲突,而武装冲突反过来强化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巩固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民族主义是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民族的认同感。它追求一个民族的荣誉及声望。国家荣誉受到挑战就是个人的耻辱。反之,国家荣誉的增加给个人带来莫大的幸福和满足感。尽管国家荣誉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但它表现在种种情况和事件上,诸如国家面积、独立主权、军队的有效性、经济地位等。

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个人会牺牲自身的利益,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尽管个人知道战争的危险性,但他们仍然愿意踏上沙场,报效祖国。爱国主义者有强烈的愿望去增进祖国的声望。祖国强盛和他国的衰落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心理满足感。

凡勃伦是个制度主义者。他视民族主义为生活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人们珍惜自己的地位和荣誉,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在等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为了个人荣誉,人民不惜以武力一决死战。民族主义就是这种习惯方式的产物,目的是维护某一集体的荣誉和地位。就国家来说,在国际等级关系中的地位是至为重要的,而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是否拥有强大的军队和财富有关。国家间的关系反映了它们各自相对的力量。

成功的战争往往急剧地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战争,特别是成功的战争,往往急剧地激发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战争经常使人们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更加憎恨他国。凡勃伦写道:“战争始终是野蛮人最有效的思维方式。战争培养出人们对外国人的一致憎恨,而军事纪律遏制个人意志,培养出人们对现成权威的忠诚感。”

民族国家是保护民族主义的重要制度。凡勃伦认为,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所有重大战争的充分必要条件。民族国家的存在保护了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迫使人们相信民族国家是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机构。民族国家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它势必成为民族主义的思维对象。没有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不会有国际冲突。总之,民族国家的存在是所有国家间关系的主题。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但人类可以阻止,甚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停止各国间的相互憎恨会导致民族主义的衰落。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开启了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使得英国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以英国为例。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地理上的孤立性使它避免了国际冲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人们思维中的封建意识和传统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衰落,取而代之以更具个人主义精神的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思想。同时以个人主义为题材的人文科学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观的发展。这些过程为英国日后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最终使英国成为力主自由贸易的国家。

国防被王朝式国家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

进而,国家形式也影响战争。我们可以把国家分成两种模式,即王朝式国家和现代国家。在王朝式国家,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接近于封建方式,而在现代国家,由于私人企业的兴起、贸易的发展,人们更多地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德国和日本属前一类型,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属后一类型。在王朝式国家,统治者经常来自同一家庭。王朝式国家往往具有掠夺性、军国主义性和贪婪性。其目标是强化国家荣誉和力量,追求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物质基础。就国家结构来说,王朝式国家往往有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官僚制把大众固定在不同的等级上,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统治。统治者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并以国家利益为名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对日本政府来说,国家只不过是政府达到其目的的有效工具”。

现代国家具有民主、和平和商业性。现代国家和后启蒙时代的价值,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然法权利等密切相关。现代国家的理想是代理制政府和地方自治。其人民具有物质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强调物质利益而非无形的精神利益。

在战争与和平方面,两种类型国家最能表现出差异来。在现代国家,和平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人们的福利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国防是第二位的。相反,在王朝国家,国防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人们的福利成了次要的。战争及与此相关的活动被视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领袖们视战争为荣誉性的活动,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的最有效的工具。人民忠诚于领袖,支持他们的战争行为。尽管王朝式国家是封建价值观的体现,但它们也受科学技术的影响。许多王朝式国家很早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并因此致力于技术、交通、通信的进步以增强国家的国防地位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然而,技术的进步使得政府领袖获得了更有效的工具向人民灌输民族主义情绪,并对他们实行更有效的统治。此外,新技术也可用来改进战争艺术,用来制造新的武器,建立更有效的后勤供应系统。这些使得王朝式国家更具有战斗性。

1944年6月13日,纳粹德国使用V1导弹对英国首都伦敦进行轰炸。

科学技术对王朝式国家构成了主要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王朝式国家的生产能力。在王朝式国家,没有任何制度性力量能够阻止政府把其生产能力转换为军事能力。普通百姓无权过问国事,不得不相信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王朝式国家能够借鉴现代国家的企业贸易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仅仅是为了政府的利益。国家领袖能够轻易获得商人阶级的忠诚,因为国家的扩张能够为商人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凡勃伦也注意到了商人阶级的兴起对王朝式国家构成的威胁。商人关心的是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对商人来说是次要的。随着商人阶级的兴起,他们会越来越关心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所以他们不乐意支持不符合他们利益的国家目标。

从长远看,商业阶级会摧毁王朝式国家。从历史上看,对王朝式国家构成的主要威胁是科学技术。在王朝式国家下,领袖们认为,必须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其物质基础以进行战争。但现代技术的采用会很快改变人们旧式的思维方式。就是说,王朝式国家下的人民会采用现代国家下人民的思维方式,从而摧毁王朝式国家的心理基础。王朝式国家能够求助于战争来巩固和强化人民的封建式思维方式,以对付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利益的强大影响力。但是,只要王朝式国家采用现代新科学技术,其人民必然产生出新的世界观,以减弱王朝式国家的生存基础。这就是王朝式国家的困境。

王朝式国家的存在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但王朝式国家并非战争的必要条件。很显然,现代国家也经常导致战争。现代国家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显然的。现代国家的战争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现代国家是由商人控制的。国家的决策和政策必须符合国家的商业利益。这并不是说,其他利益如军方的利益不重要。现代国家的政府是代理制,代表商业利益并受大众的支持。商业阶级通过财产制度取得财富和权力。在现代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是基于爱国主义之上的,但这种爱国主义更类似于商业民族主义。国家的利益经常和国家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民众希望自己国家的利益能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或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剥削他国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自己国家的商业利益在他国得到优惠的对待。一旦在国外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就会产生民族情绪。

商业阶级以国家为工具而去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商业阶级也把政府看作他们扩张利益的工具。但与王朝式国家不同,商业阶级不认为战争是获得更多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相反,他们喜欢一种和平的环境,使其正常商业活动成为可能,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商人阶级通过政府为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优势。例如通过各种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但商人阶级也认识到军方的作用。军事力量经常被用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为商业阶级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再者,军事力量也往往成为商业阶级在他国争取利益的最后的决定者。这就是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起源。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东方进行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组织。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女王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赋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图为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以国家为工具而去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往往为商人带来莫大的利益。商业战争往往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现代国家的政策行为会越来越趋向于王朝式国家。就是说,国家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战争本来是商业阶级为了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会使战争不断蔓延,战争最终会超出商业阶级控制的范围。

既然现代国家是商业阶级的代理,那么,商业阶级为什么失去对战争的控制呢?这是由于私人企业的个人主义性质之故。商业企业是商人个人的事。商业构成不了一个集体。只要企业认为可从战争中获得利益,它就会支持战争,即使战争会损害其他商人的利益。战争有利于个体商人,而非作为一个集体的商人。因此,永久的和平取决于王朝式国家不再追求对国际社会的统治,取决于民族主义的消亡。

(本文选自《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作者:郑永年,编辑:陈菲。腾讯思享会获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图书简介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西方国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与“围堵中国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世界的目光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注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霸权,中国会否以及如何挑战旧霸权,进而重塑世界权力格局?其中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扮演了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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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y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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