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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元代行省为何变横向为纵向? | 检书

腾讯文化:周振鹤2017-02-08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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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是犬牙相错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错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周振鹤:元代行省为何变横向为纵向? | 检书

本期作者: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犬牙相错的做法从元代开始走向极端

元代是犬牙相错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错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省那样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相入,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与本路地域不相连接的属地。

但是最能体现犬牙相错原则极端化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着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错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末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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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为中书省,又于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另划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直属中书省,称为“腹里”。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的行政,简称行省。

其中的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直辖地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业已撤去,难于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元代行省的划分使得地方割据缺乏地理基础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元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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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十道图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的十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且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河东道阨于太行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勃海的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志趣与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险,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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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元灭宋是自北向南的,元初的行省也大都是南北长条状。而且设置行省大多也只是为了考虑占领控制,并非出于经济发展人文和谐等考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搔到痒处,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西根本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却有一定道理。

犬牙相错极端化的思想在南宋时已经萌发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错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写道:“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矫其尾大之弊,然国已寖弱。故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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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宋末政治家、文学家,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分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突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所以就主张合湖南、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突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相成,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代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省,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正是合了一句老话:“相反而皆相成也。”

元代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

如果再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发现,元初七省的分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这点留待后面再予以论述。仅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必定要伴生许多弊病,如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再则纵向建省,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错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错区域。

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两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后改北京、京师)、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京、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错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错形势又产生了。

明代太湖流域分属两个高层行政区划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1368)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画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元代虽厉行犬牙相错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括十六府和四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安徽砀山,离北京的南端不过一百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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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创立明朝,定都南京。图为明朝南京都城。

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一共只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割给浙江,但这样一来,却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于两个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历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颐炎武形容这一做法如同把人腰斩。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错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地跨长江南北,朱元璋以其老家凤阳置一大府,又使其领域踞淮河两岸。

明代时期淮河两岸退而为贫困地区

南京而外,还有几处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河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向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恰与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时候,故意使之有黄河以北的属地,以和京师的南界成犬牙相入状态,这条界线几经调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曲折状变成直线,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块地方是河南省最富庶的地区,建国初曾以之为主体一度建立过平原省。

第二个是广东省。宋代的广西比广东有长得多的海岸线,因为今属广东的高州、化州一带及雷州半岛,今海南省为广西所有。元代也沿袭这一分界而立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但元代在湖广行省下又将宋广西沿海地带,即高、化、雷、钦、廉诸州与海南岛组合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明王朝建立以后,分建广东、广西两省,但不恢复宋代原有分界,而是将元代的海北海南道划归广东省,造成广西没有一寸海岸线,以及钦廉地区几乎与广东不相连接的现象。这一犬牙相入的分界为清代、民国所继承,建国后,钦廉地区时归广东,时归广西,最终还是回到广西。

第三个是贵州省。该省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分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所置。明代贵州省的边界十分特殊,东、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贵州的腹心。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义以及瓮安、余庆等地都属四川,而非贵州所有。这样划界显然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贵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边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袭明代而来,没有大的变动,如上述贵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调整,再则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称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一分为二时确定两个新省之间的界线而已。

陕西分置甘肃省,以延安、西安、凤翔、汉中四府的西界为省界;湖广分置湖北、湖南两省,以原岳州府北界为省界,都不费什么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则是有所考虑,并不采用历史上横向划分,以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做法,而是竖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两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由北而南,本来淮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汉晋时期所谓“汝颍之士利如锥”。唐代以后,淮南地区发展很快,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南宋以降,则江南地区之发达居于全国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后。至明代时期,淮河两岸,灾害不断,已退而为贫困地区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合于一省之中,虽然有悖于山川形势,但是从肥瘠搭配的原则出发而这样做,也只能说其情有可原。

(本文选自《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作者:周振鹤,编辑:陈菲。腾讯思享会获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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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治历史地理学。创立政区地理概念,将行政区划史研究深化至断代的变迁,并进行政治地理学理论研究。创新文化地理研究,开创历史语言地理与宗教地理研究,并倡立文化语言学概念,提倡语言接触研究方向。主要论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十余种,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正在主编十三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多次获全国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曾先后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东洋文库,香港城市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任教任职。

图书介绍

周振鹤:元代行省为何变横向为纵向? | 检书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周振鹤著,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从历史政治变动与政区地理变迁的关系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界定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几个主要概念,探讨了历史政治对行政区划的多重影响,以及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历代变迁等重要问题,是一部集学术高度和可读性于一体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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