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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民: 随着身份尴尬解除,你的生命会趋近自由

[摘要]文学作品离不开历史,只要写人,就会涉及历史和社会。当然,我说的历史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记忆,在肌纤维间、关节腔里、括约肌内,它是真正的历史,经常是与历史书上写的无关。

余泽民: 随着身份尴尬解除,你的生命会趋近自由

余泽民

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可以让采访变得方便快捷,不容回避的是,面对面交谈更能挖掘出东西。人与人之间,若想深入交流,还真得促膝而谈。俗话说,四目相对若情人嘛。不过,余泽民好像不受这个道理约束。

因为余则民长年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当面采访颇为困难,记者只好借助于邮件和微信。对记者的每一个提问,余老师都精心回答,时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回复邮件,令人动容。

提起余泽民,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马洛伊·山多尔、凯尔泰斯·伊姆莱等东欧大作家,因为余泽民就是这些大作家的中文版译者,也因此,他被国内读者称为“匈牙利文学的代言人”。殊不知,余泽民不仅翻译小说,自己也写小说。去年深圳读书月期间,余泽民的长篇小说《纸鱼缸》入围了“年度十大好书”100本基础书单,阅读该书,记者惊叹于它的文学品质和艺术视野。

就像止庵以随笔评论著称一样,余泽民以翻译外文闻名,然而他们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自己的评论者、翻译者的身份遮蔽了。如今,止庵尘封三十余年的小说终于面世,余泽民多年写作的小说也终于被我们读到,虽说有些“迟来”,但该来的,终究是会来的。

青春缠绞着历史的水草

晶报:客居匈牙利的霁青是《纸鱼缸》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之一,在他身上,有种迷人的反叛与不羁。

余泽民:小说中,霁青不断承受的身份的尴尬,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缩影;不仅仅是都市人的,也是农村人的,世界人的缩影。每个人生来都打下了许多烙印,家庭、时代、民族、国家、地域、教养或人种的,都拥有一个和名字一样狭义的身份。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从接受或反叛这一身份开始的,你若有机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辽阔的世界里,你遇到的身份尴尬自然会越多,随着这种尴尬的一次次解除,你的生命会一步步地趋近自由。从这个角度讲,霁青也是幸运地,他有漂泊的机会,有透过身份的尴尬而进一步辨识并认知自我的机会。

晶报:青春成长与历史环境是这部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这两者如何水乳交融在一起?

余泽民:每个人的青春都跟历史有关,特别是我们“60后”,生来就背负了沉重的历史。《纸鱼缸》的霁青和佐兰都是这样,都生长在20世纪最撕裂的年代,身上都不可避免地留下历史的创伤,我不可能把他们写成耽美或言情小说,因为那样的身体承受不住那样的时代。套用艾斯特哈兹写在《赫拉巴尔之书》里的一段话:“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要成为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邻居的记忆要成为他的,警察的记忆要成为他的,所有的一切……”我把这段话当作创作《纸鱼缸》的内核。在我的讲述里,让偷渡者霁青承受了一切——他父母的记忆,邻居的记忆,佐兰的父母和邻居的记忆,本民族的记忆,他民族的记忆……当然还有他自己的青春记忆,最后所有的记忆都封闭在霁青的体内,用身体记忆的真实抵抗虚构的历史。

文学作品离不开历史,只要写人,就会涉及历史和社会。当然,我说的历史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记忆,在肌纤维间、关节腔里、括约肌内,它是真正的历史,经常是与历史书上写的无关。《纸鱼缸》里我也写了匈牙利的历史,选择了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两段题材,“二战”时的奥斯维辛和“冷战”中的告密者。特别是后者,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我们对它也不陌生。这些人物既是不光彩的人,也是受害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不做违心事的人。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不能抛开历史,要拨开历史看人性的扭曲。要知道“冷战”时期的东欧,是所有人都活得极为尴尬的时代。谈论告密者话题,我们要直面历史的残酷,直面人性的弱点,直面事实的结果。

《纸鱼缸》就是欧洲小说

晶报:有读者说《纸鱼缸》中的女性更激烈,更勇敢,也更悲情,甚至有种男孩子气,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哪些考量?

余泽民: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写的时候还真没有刻意设计过。还是经你提醒,我才第一次从读者的角度琢磨了一下,还真是这样!从吉普赛女孩奥尔希到伊丽莎白、艾尔玛姊妹,包括那个着墨不多的罗马尼亚女孩普蕾塞卡,都带着一股主动劲儿,无论是进攻还是抛弃,都不犹豫,相比之下,霁青和佐兰的性格显得被动、缠绵。我想,这是由于人物关系造成的,因为霁青和佐兰是故事的核心,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任何一个女孩与他们的关系,不存在“要么得要么失”的情爱占有,而是“从陌生到依旧陌生”的细腻友谊,因此对于这两个命运偶然交叉、但始终没有重合的微妙关系来讲,其他人都是配角,包括吉普赛男孩贝拉。书中霁青和佐兰的张力,表现在他俩之间,以及他们与各自携带的历史之间的冲突解决。从性格讲,骄傲的佐兰在异性关系上本来就不狂热;而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霁青,身处被动的漂泊中,只有这类女孩能够靠近他俩吧。其实,普蕾塞卡和艾尔玛本是一个角色,后来特意分成了两个,保持了轻微的重复感,为渲染“鱼缸里的鱼”的那种感觉。

晶报:您曾说艾斯特哈兹小说的“字里行间藏着无数的圈套、符号、隐喻和密码”,很多读者觉得《纸鱼缸》也是一个蕴含万千的富矿,能读出写作技法和精神体系方面的某些西方传承。

余泽民:我去年写过一篇《别人的黄城池,我的纸鱼缸》,写的就是我的翻译生涯对我写作的影响,特别是我翻译过的那些名副其实的“大家”,像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纳道什、马洛伊和《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要知道,翻译过程是深度阅读,翻译完他们的作品,许多思想、技法和流行作家不屑提起的“责任感”都像附体一样附着到我的灵魂上,这种传承不是学来,是潜移默化的,我从他们身上感染了某种文学精神,如果真能如愿以偿地体现到我写的文字里,那我感到欣慰。我不怕国内读者说《纸鱼缸》读起来像欧洲小说,要我说,不是“像”,而是“就是”,许多句子我就是用匈牙利语想出来的。

余泽民的青春

余泽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只身前往布达佩斯,那时候,他一句匈牙利语也不会。在通讯落后的当时,他作为异乡人的孤独难以想象,多亏了阅读、写作与友谊,才让他一步步破茧成蝶。从他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纸鱼缸》主人公霁青身上,不难看出他青年时代的影子。反叛的青年踏上出国漂泊的旅程,在光怪陆离的他乡挣扎迷失。余泽民谈起霁青的抉择时说道,在和平时期的动荡年代,他的出走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勇敢,出于青春期诗意的鲁莽与反叛。

在提到反叛精神时,余泽民说,霁青的反叛是健康的,因为他自由,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中规中矩的死水中泡一辈子。他尊重青年人的反叛,认为压抑更容易使人格走向阴暗。在他的笔下,青春不仅有反叛和漂泊,还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强调,融入历史的青春才真实,他们的彷徨与反叛才见血肉。

好小说的闲笔是脂肪或淋巴

晶报:“某大师画荷,褪下棉裤裆往墨盆里一坐,然后将屁股挪到铺在地上的宣纸上就势一碾,一张大写意的荷叶跃然纸上。”小说中这些有意无意的细节增添了文本的意味。您怎样看待小说中的闲笔?

余泽民:我是非常看重小说的闲笔的,尤其是好小说的闲笔,是脂肪或淋巴。大多数闲笔是刻意为之,有辅助功能,当然也有些闲笔是即兴展开或引出去的,但即便如此,我也喜欢读,只有是出自好作家之手,文字是经过大脑的,既然作家写下,就可能有价值。注意!我的前提是“好作家”。如果一个人读小说,像中学生写作文提炼“中心思想”那样,那么他肯定是最乏味的读者。小时候常听人夸“某某某一目十行”,或炫耀“一星期看完《红楼梦》”,后来等自己读书,写书,才意识到那样的夸奖是多么无趣,要么说明书写得太“水”,要么说明读者囫囵吞枣。

要知道,读小说读的不仅是骨头,更是肉,好作品的精华更在肉上。拿凯尔泰斯的《英国旗》为例,按国内编辑的习惯,恐怕十有八九不会过关,因为一部中篇,与英国旗有关的情节只有三行。如果只剔骨头,充其量是一篇千字文,事实上这篇小说的力量就在于那些看似“闲笔”的拗口长句,它们不是情节,但是作者思想的纹理。还有一种“闲笔”有渲染意义,传达情绪,或纯属炫技,马洛伊的书里就有这样的段落,但我很爱读。纳道什的《平行故事》第一部《喑哑地带》,用一百多页写一个年轻人在名牌店里买内裤,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说,“就因为那是纳道什写的,没人敢动,要是我写的,肯定会被删掉一半。”瘊子可以割掉,但丰腴不要割,有质量的“闲笔”我喜欢,有助于对作家的了解。有一个华人回国吸脂,结果发生血栓,成了植物人。我的意思是说:作品如人,眉眼是他,赘肉也是他。

文学语言、形式和思想要走向国际化

晶报:有人说当下一些国内小说弥漫着一种小农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村味,您由外观之对此怎么看?

余泽民:对于国内小说,我不敢妄评,毕竟我读得很少,一是刻意与国内文学保持距离,避免受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二是对国内许多作品的题材感到陌生,写法也停留在文学报道层面,讲圆故事,但不重语言,对于读惯了艾斯特哈兹式小说的我来说,如果语言“水”,就很难读下去,我属于喜爱蹦极式的读者,对文字和文体很挑剔。顺便说句可能逆耳的良言,现在我们总说“文学走出去”,但怎么走出去?不是找人翻译成外文就走出去了。一部作品有没有外国人读,并不完全取决于写什么,更在怎么写。

晶报:我觉得在全球化的当下,文学也走向国际化,像您这样跨文化写作是必然趋势。

余泽民:要想文学国际化,首先是文学语言、形式和思想走向国际化。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外国人不爱读中国当代小说,是因为题材跟他们距离太远。事实并不是这样!试想,我们读外国小说,不正是因为题材陌生,我们通过文学了解另一个世界吗?我在读《牛虻》之前,都不懂天主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意大利也有革命者;对于《傲慢与偏见》里描写的贵族生活更是一无所知。欧洲人把诺奖给了赛珍珠、高行健和莫言,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写了欧洲人熟悉的题材吧?所以说来说去,是文学本身,当然文学翻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经常说,一个好翻译可以是一部作品的再生父母,反之,则是杀手。

毫无疑问,跨文化写作属于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跨文化必然跨身份,起点就具有更宽广的双重(甚至多重)视角,题材上也往往更具世界性。跨文化写作游离于全球与本土之间,可以双向对话。当然,跨文化写作可遇不可求,本土作家写好自己熟悉的题材照样有可能国际化,关键在于怎么写?为什么写?有无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和思想;最基本的,有没有独唱的责任感,对历史有没有反思。(文/欧阳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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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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