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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打动帝王? | 检书185

[摘要]建立帝国(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建立主要阶级在政治、知识、道德方面的文化霸权,而这个霸权系统需要依靠一个普同世界观来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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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聪舜(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

任何政权若想维持稳定的统治,除了依赖镇压性的力量外,尚须借助意识形态的说服,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在汉武帝以后的帝制中国,长期扮演意识形态说服工作,亦即扮演帝国意识形态角色的是儒学,而董仲舒在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在于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它更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能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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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雕像

尊君与大一统

董仲舒的儒学理论中,尊君与大一统的主张,最能直接反映当时的形势,反映了汉帝国的迫切需求。在武帝时代,汉朝廷削平地方诸侯反抗力量,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工作已近完成,除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软弱无力的谋反行动外,已无挑战朝廷的力量。然而,鉴于汉初以来诸侯不断叛乱的教训,朝廷对尊君与大一统的推动丝毫不敢放松,对挑衅此一禁忌的制裁也愈来愈严厉。如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 2 万人”。镇压之残酷远超过罪状更大的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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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刘安墓

而淮南狱正是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本仲舒《春秋》断狱的杰作,“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由这个例子,可看出董仲舒由大一统思想而来的种种主张,是符合朝廷需求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认为一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不容挑战的。在一统的具体主张上,董仲舒要求强干弱枝,大本小末。

在武帝建元六年( 135 B. C. ),辽东高庙与高园便殿相继发生火灾后,董仲舒想上奏武帝,曰:

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 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这里的“不正”,指的是骄扬奢侈,违反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大一统 主张,所以下文随即有“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 的记载。仲舒主张对这些人“忍而诛之”,彻底消灭他们对“一统”目标的阻碍,以及对由此而来的“尊君”目标的腐蚀。由于仲舒这种主张符合武帝的胃口,所以他虽然因为主张“皆燔其不当立”,且被不知情的吕步舒认为“大愚”,但武帝最后还是赦免他,后来尚且用以作为治淮南狱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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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大一统的主张也表现在他对江都易王的规劝,仲舒为江都相时,易王谈到粤(越)大夫泄庸、种、蠡为越王勾践灭吴,是越有 三仁。仲舒在反对诸侯国擅自用兵的立场下,认为“粤本无一仁”;而且认为“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这种评价也反映董仲舒大一统的立场,所以他冒险教育江都王、胶西王谨守诸侯国服从中央号令,不擅自征伐的立场。

为了巩固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又以尊君来稳定一统的政治秩序。他用各种方式论证皇权的崇高性与正当性,甚至把君主神化,认为君主享有至尊的地位,绝对的权力。

董仲舒极端尊君的立场随处可见,诸如:“《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事疢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 伏节死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这是明显的尊君卑臣理论,也是将国君神圣化的理论。而董仲舒极端尊君主张的论证方式,或者是透过“阳尊阴卑”的理论来论证“三纲”的合理性;或者是透过君权神(天)授的方式赋予君权神圣来源;或者是透过五行的比附突出国君的独尊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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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董仲舒极端尊君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透过对“一统”与“尊君”的强调,董仲舒强化皇权,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秩序,作为“更化”的领导机关的用心是很清楚的。而董仲舒的学说能打动帝王,继而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尊君与大一统的主张应是最直接的因素,此一主张最直接反映了汉朝廷的基本利益与迫切需求。

普同世界观的建立

建立帝国(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建立主要阶级在政治、知识、道德方面的文化霸权,而这个霸权系统需要依靠一个普同世界观来黏合。根据墨非(Chantal Mouffe)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解释,普同世界观是由主要阶级所提供的,但它的原则是一个创造“国家/民族——人民集体意愿”(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的霸权,是想办法使自己变成“人民宗教”(popular religion)。换言之,主要阶级所提供的普同世界观,必须能够让人民接受。

董仲舒将儒家理论与阴阳五行宇宙图式加以结合,为他所建立的帝国意识形态提供了普同的世界观,使他的理论能成为“人民宗教”,得到广大民众的信服;另方面,他的儒家理论仍能代表主要阶级的立场与需求,主要阶级的理念与利益仍能在他提出的普同世界观中得到实现。董仲舒就在此一儒家理论与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结合的普同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他的重要主张,诸如改制、受命、三纲、重德轻刑等。亦即董仲舒借着对阴阳五行的安排,解释这个世界,并透过天人感应的理论,说明人事与天意(或阴阳五行)的关系,并在这一架构中,注入了儒家的道德观念。李泽厚对此一现象有一扼要的说明,他说:“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这段话说明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解释世界,又能符合儒学需要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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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寻仙图

然而,董仲舒虽吸收了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却丝毫不影响身为儒者的自我认同,丝毫不觉得儒学与阴阳五行间有任何矛盾,而且班固更认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把“始推阴阳”视为“为儒者宗”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阴阳五行说在董仲舒时代已被吸纳到儒家理论中,只是董仲舒能够更有系统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组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譬如武帝时,与阴阳五行有关的改正朔为土德等事,被视为儒家之事,“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后来,赵绾、王臧被窦太后处死,“诸所兴为皆废”,其理由即为:“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

至于董仲舒时代,阴阳五行之说何以会与儒学混合,除了当时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已渗入各式各样思想体系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评论邹衍思想为:“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可见把阴阳家视为儒家思想派生的发展有其传统。此外,汉朝儒学已经杂家化,为儒学吸纳阴阳五行之说提供了良好的背景。阴阳五行之说在董仲舒时代是主流的世界观,是当时人解释世界的方式,所以儒学要被当时的多数人接受,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工作,吸纳阴阳五行的世界观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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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经图(汉代画像石)

由此一角度观之,认为汉儒以“宇宙论中心”代“心性论中心”,导致儒学的没落,并不能掌握汉儒的独特贡献,这种系统外的批评与汉儒的特色是不相应的。余英时的说法倒是值得注意,他说:“董仲舒以后,儒家多说‘天人相应’,……从文化史或广义的思想史的观点看,这种情形足以说明儒教在汉代是一个有生命的大传统,因为它真正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合流了。”“阴阳五行说对先秦儒教的歪曲其实仅限于它的超越的哲学根据一方面,至于文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之类,则汉儒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先秦旧说。事实上,孝悌观念之深入中国通俗文化,主要是由于汉儒的长期宣扬。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学论证,但儒教的基本教义也许正因此才冲破了大传统的藩篱,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此一讲法,除了把阴阳五行之说视为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尚待商榷外,大体上已接触到董仲舒儒学吸收阴阳五行的世界观后,能够建立普同世界观,顺利把儒家伦理推展出去,被一般人接受,此一与建立帝国意识形态有关的重要面向。

(本文节选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著,世纪文景出版;编辑:胡子华;腾讯思享会获出版社授权刊发;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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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聪舜,汉族,1953年生,籍贯台湾彰化,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清华中文学报》总编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目前研究领域为汉代学术思想、《史记》。已出版专著有:《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向郭庄学之研究》、《的人物世界》、《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评论集)。

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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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

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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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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