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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摘要]在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新诠释下,董仲舒有关尊君、大一统、改制、受命、三纲、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等一整套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论,都可在经典,特别是《春秋》之义中,找到立论的根据。

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作者:林聪舜(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

面对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发展,并鉴于秦帝国过度依赖镇压性力量统治失败的教训,西汉儒者一直努力寻求能够让帝国长治久安的方法,使儒学能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此一努力到了董仲舒算是初步大功告成,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儒学更能符合当时政治社会的需要,而且对社会大众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有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一主张得到武帝支持,“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于是儒学成为汉帝国台面上的主导思想,并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

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统治阶级需要国家(帝国)意识形态的帮助,以稳定其统治;而帝国意识形态也终究是要最能服务统治阶级的。但帝国意识形态的推动不是凭借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依靠说服的方式,让人民心悦诚服遵循统治阶级的领导。董仲舒的儒学,就具有帝国意识形态应具备的主要功能。

董仲舒尊儒的种种办法可视为柔性的思想控制,透过政治力的介入,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全民的规范,经学义理成为社会活动的指南,而且帝国的一切行动也都尽量在儒学中找到正当性,儒学成为帝国的守护者。而且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着士大夫集团的诞生。此一集团虽也追求儒家理想,但也由垄断经学而获得仕宦的利益,因此他们会成为坚定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使得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得到更大的推动助力。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透过温和的方式把儒学推为帝国的指导思想,而且儒学的推动除了具有“更化”的理想性之外,颇能符合统治阶级(帝王与士大夫集团)的利益。

西汉的尊儒运动不始于董仲舒,董的独特贡献在于替“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做出新诠释。在理论的步骤上,董首先提高《春秋》的权威,他神化孔子和《春秋》,再透过对《春秋》的诠释,使他能效法孔子托乎《春秋》以改制,作为建立帝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据。在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新诠释下,董仲舒有关尊君、大一统、改制、受命、三纲、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等一整套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论,都可在经典,特别是“《春秋》之义”中,找到立论的根据。

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早年以研读《春秋》闻名

尊君与大一统的理论,最能反映汉帝国即将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的形势。董仲舒坚持大一统的主张,并以各种方式论证皇权的崇高性与正当性,甚至把君主神化,认为君王享有独尊的地位与绝对的权力。透过对“一统”与“尊君”的强调,董仲舒想强化皇权,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秩序,作为“更化”的领导机关;而且此种主张,最直接反映了汉朝廷的利益与迫切需求。

建立帝国意识形态,需要依靠一个普同世界观来黏合。董仲舒将儒家理论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加以结合,为他所建立的帝国意识形态提供了普同的世界观,由于阴阳五行之说是当时主流的世界观,是当时人解释世界的方式,董仲舒的儒学结合了阴阳五行之说,容易得到广大民众的信服;另方面,他的儒学伦理仍能代表主要阶级的立场与需求,主要阶级的理念与利益仍能在他提出的普同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董仲舒的重要理念,诸如:改制、受命、灾异、三纲、重德轻刑等,都建立在此一普同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其中改制活动类似一种“受命于天”的宗教性仪式,具有赋予统治权力正当性的意义,而且董仲舒也在改制的理论中,把他重视的儒家文化理念融入其中,整个改制活动也代表新秩序的建立。灾异说强调对国君失道的谴责,是想把国君的行为纳入君道之中,君道的实现即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然而,灾异说用意虽在规范国君,限制君权非理性的膨胀,却也预设了君权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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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晋平公与士文伯关于日食预兆的一段对话

帝国意识形态也应具有渗透到社会各角落,作为行动指导原则的功能。董仲舒的“三纲”之说,以及有关义与利、志与功、经与权之关系的伦理原则,即具有此一功能。三纲是透过“阳尊阴卑”来论证其合理性,认为臣、子、妻是为了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这 是在传统儒家忠君、孝亲、顺夫等观念的基础上,将君臣、父子、夫 妻的关系绝对化、强制化,而且董仲舒把“君臣”一纲提到首位,可看出“三纲”的伦理原则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三纲”等行动纲领,配合专制帝国统治的强化,以及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维持,成为非常具有渗透力的伦理原则,使原本专属于菁英文化的儒家道德,以“纲常名教”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社会大众易知易行的生活指导原则。并且能把人民认同体制的心理,不断“再生产”出来。

帝国意识形态虽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但不能赤裸裸地以偏利统治阶级的姿态出现,才能有效整合各阶级,发挥意识形态的说服工作。当时与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问题是诸如皇权滥用、重赋敛、重刑罚、过度耗费民力、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问题,这些缺失明显对社会上大多数人造成伤害。董仲舒的立场是以灾异、屈君而伸天等各种 方法要求国君自我克制,并且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这些主张,已能正视社会大众在政府与豪强双重压榨下的痛苦,并要求统治阶级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当然,统治阶级牺牲了部分、短期的利益,除了对社会大众有利外,对本阶级的整体、长期的利益是有帮助的。董仲舒的思想算是能顾及多数人的利益,也能站在更长远立场看待统治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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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说明者,帝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巩固现存秩序,是对体制的顺从态度的“再生产”。然而董仲舒的儒学要求“更化”,希望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此一问题如何圆满解释呢?笔者认为,董仲舒的“更化”并不是解构原有体制,重新建立新秩序;而是在认同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所以他虽强调新王必改制,以表示“受命于天,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但又强调改制“非改其道,非变其理”“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换一句现代人通用的术语,董仲舒的“更化”与建立新统治秩序,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他虽然想抑黜百家,争取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并不反对旧体制,而只是改造旧体制,并赋予旧体制新意义,诸如“改制”说即是;有时更是把旧的伦理强化了,诸如尊君与大一统的主张,以及三纲的伦理原则即是。所以董仲舒虽强调“更化”,想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但与帝国意识形态巩固体制的功能并不矛盾。

当然,在董仲舒以后,儒学虽端上台面,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工作,但帝王却从未全面施行所谓“纯粹的”儒术;或者可以说,儒学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它虽有核心的关怀,但也有与时俱进的变化,这是读者应该理解的。无论如何,就董仲舒的历史地位而言,西汉的尊儒运动到董仲舒算是到达一个高峰,儒学也因此对帝制中国发挥极大的影响,则是斑斑可考的历史事实。(本文节选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著,世纪文景出版;编辑:胡子华;腾讯思享会获出版社授权刊发;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林聪舜,汉族,1953年生,籍贯台湾彰化,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清华中文学报》总编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目前研究领域为汉代学术思想、《史记》。已出版专著有:《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史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向郭庄学之研究》、《<史记>的人物世界》、《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评论集)。

图书简介

林聪舜:董仲舒的学说为何能成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

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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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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