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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有没有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当逃兵?

[摘要]新中国刚成立时,急需火箭、导弹、核物理人才,而当时研究理论物理学的杨振宁,并不是国内最急需的人才,即使回来也无法在实质上帮助到祖国的建设。而在功成名就后,他的一些工作则被低估了。

作者:李岩

杨振宁有没有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当逃兵?

青年时期的杨振宁

21日我们推送了《关于杨振宁,除了翁帆、国籍、诺贝尔,还该知道这些事》一文后,得到了网友的热情反馈。其中对于杨振宁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国;二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并没有为中国做什么实事;三是到老了回到中国享福来了,还娶了少妻,私德欠佳。

晚年娶少妻这一点,是人家的私事,你可以眼红,但没道理指责。关于回国,那也是国内请他回来的。清华请他当教授,中科院接纳他为院士。清华、中科院乐意,咱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关于前两点,貌似事实就摆在那,其实细究起来,都不那么准确,值得辨析一番。

一、杨振宁学术巅峰的那些年,祖国真的不怎么需要他

在《物理学之美:杨振宁的13项重要科学贡献》一文中,列举的杨振宁13项重要贡献贡献,绝大多数是在1952-1969年做出的,包括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1956年),和公认比诺将成果更重要的“杨—Mills规范场论”(1954年)。

杨振宁的最大黑点即来源于此: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特别需要科学家回来建设祖国。钱学森、邓稼先他们都回来了,你杨振宁为什么不回来?!

这个锅,杨振宁背得有点冤。因为彼时新中国的确百废待兴,但却不是什么人都需要的。具体到杨振宁本人来说,新中国那时真的不太需要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百废待兴,资源有限,才必须好钢用在刀刃上,因此并不是谁都被“需要”的。

当时需要钱学森,是因为他是空气动力学家,是火箭、导弹的权威。而当时的国际环境险恶,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两弹一星的研究。钱学森回国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当时需要邓稼先,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是制造核武器最需要的人才类型。我国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的窘境,对原子弹与火箭的渴望程度是相同的,所以他自然也是国内急需的人才。

当时需要茅以升,是因为他是建筑、桥梁领域的顶尖人才。在建国十周年左右,启动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这些基础建设项目是当时国内急需的,所以建筑人才自然也是急需的。

而杨振宁是研究啥的呢?他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专长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咱们理解不了,但笼统地说,都是当时国内并不急需的,或者说,都不是那么实用的。这就像一个还没吃饱的人,是不会有闲心学习品酒的。

正因为当时国内百废待兴,所以勒紧裤腰带搞出原子弹,集中资源搞一些基础建设项目,是必然的选择。客观讲,当时国内的环境也的确无力为杨振宁的这些研究项目提供设备和资金。

类似这种所学并非国内急需,从而回国后遭遇尴尬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地摊文学中常见的林徽因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丈夫梁思成和爱慕者金岳霖。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的是中国古建筑(在美国学习中国古建筑,听起来滑稽,但事实就是国内当时并不把建筑当成一门学问),主要学术成果也在此,并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建国后,北京城的市政规划是拆除牌楼,并对古建筑进行大规模拆除,这与梁思成想保护古城,另外建设行政办公场所的思路完全相悖。从现在的角度看,保护古城天经地义,但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放着成型的办公场所不用,另外建设新北京城,无疑是劳民伤财的,甚至是迂腐的想法。一位古建筑研究者,在那样的环境中,自然无法施展才干。

而金岳霖的尴尬就更有代表性。他的专长在哲学和逻辑学,但在数理化为王的大背景下,这些显然并非当时国内所需,也没什么人想学。他也由此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只得改变学术方向。有研究者认为,金老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学术理想。话有点狠,但他也确实有苦衷。

再比如另一位物理学大师级人物束星北。我们都知道,李政道与杨振宁同获诺奖,而束星北正是李政道的老师。他早年研究方向是相对论,建国后由于工作需要,转向研究大气动力学。但从1955年起,他的工作就被迫暂停,受到了迫害,直至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四年后的1983年,束星北因病去世。

当然,束星北的遭遇,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有关。但也很难讲,如果杨振宁、李政道回到国内,是否会因为研究方向并非当时国内急需,而像束星北那样转去研究其他方向,从而失去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可能。

综上,当时研究理论物理学的杨振宁,的确不是国内最急需的人才,即使回来也无法在实质上帮助到祖国的建设。在喷他“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国”时,先想想,祖国那个时候最需要什么,而什么时候又是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

二、杨振宁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体现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

从功利的角度,祖国需要的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杨振宁。而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也的确为中国做了不少事,很多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

在公开报道中的贡献,已经有人总结过,在此列一下: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身数学奖”相继成立。

1997年,在杨振宁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把在清华的工资都捐了出来,用于引进人才和培养学生。

当然,以上这些,很多留美留欧的科学家都做过。但下面这两件事,就不是谁都做过了。

第一件事,是当过“保钓”先驱。

近些年,我们因为钓鱼岛的事,没少跟日本发生外交摩擦。但其实,保钓这件事,杨振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做过了。1971年,杨振宁作为第一位归国探亲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美国后,正值“保钓”运动在留美学界兴起,杨振宁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不仅如此,杨振宁还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讲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据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的描述,他看过当年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台湾学生。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的台湾留美学生竟然多数表示自己学成后要到中国大陆工作定居。而当时的大陆人民,因为资讯所限,对于保卫钓鱼岛这件事,还闻所未闻。

第二件事,就是他作为过来人,第一次帮中国提名了诺贝尔奖。

关于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故事,广为人知的有这么一段:我国在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本来很有希望获得1966年诺贝尔奖,但因为集体荣誉感,不愿意单独树立一个典型,而坚持以集体而非个人名义申请诺奖,因而与诺奖失之交臂。这件事情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形成了“欧美对我们有偏见,明明有好的成果偏偏用各种理由刁难你,不给你奖”这类的印象。

但真实情况是,中国人不但为这项成果申报了诺奖,还为这事走了点后门,这个后门就是杨振宁。

1966年正值文革,我国根本没有向诺奖评委会进行过提名。文革后,这事基本也被忘得差不多了,报奖这事还是杨振宁提醒的。1978年9月,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他准备提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杨振宁是往届诺奖得主,有提名权,因此是当时中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提名推荐人。

在得到中央首长的同意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就开始运作此事,由他与身在美国的杨振宁联系,向杨振宁发去电报和信函。最终经过内部讨论,由科学家钮经义作为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的唯一代表,报名参选197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最后由杨振宁作为提名推荐人,向诺贝尔委员会做了推荐。

当然,后来钮经义没能获选诺贝尔化学奖,但这次提名活动,可以说是在杨振宁的提点下促成的。作为当时国内与诺贝尔委员会最佳的沟通桥梁,杨振宁功不可没。

综上,那些说杨振宁“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并没有为中国做什么实事”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

结语:

本文并非想为杨振宁树碑立传,他的私德方面也并非无可指摘,比如李政道之间吵了那么多年的是是非非等。现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有评论他人,乃至谩骂他人的权利。我们绝对尊重这种自由的权利,也不觉得谁是不能骂的,只是想号召大家用事实说话,做个有干货的愤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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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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