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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鍾山张新颖2017-02-25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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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

原编者按:2017年1期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批评家、作家张新颖先生在我刊开设“晴窗溪云”专栏,首题便是刊发于1期的《黄永玉先生聊天记》。文章详细记录了2014年时年九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在生日宴前后与张教授的交谈,生动、活泼、达观,又深有见识、智慧和风骨。本期我们在这里做简要摘录,领略详情,请见《钟山》为2017年第1期。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黄永玉先生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李辉邮件:“黄先生八月四日九十岁生日,下午要办一个小范围的自助生日宴,黄先生问我,你有无可能来参加?请回复。”

哪里有不参加的道理!

……

黄永玉口中的沈从文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沈从文

我问了一个不少读者问我的问题:“黄先生,沈从文四九年、五〇年已经过得很不好了,为什么还写信让您回来?

黄先生先是哈哈笑,说起话来就神情严肃:“噢,他,他是很会超脱的,他是很真实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郑可先生,一个老先生,他也是。郑可先生比我早回来一年,从香港,并不等于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就很朦胧,很蒙昧。当时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个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么后来就感觉到……比如说住的地方,每一个教授都这么差,可大家都开心,感觉到朴素,大家都应该去怎么样,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一回来就这样。香港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好,一回来怎么这样呢?连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说,基本上是很超脱。”

接着,黄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沈从文有个年轻时候的朋友,是我的干爹,叫做朱早观,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是沈从文当年的小朋友,而且是我爸爸的亲家,他们的好朋友。这个人,脾气听说很怪,怪到什么程度呢,在延安的时候,让他做贺龙的参谋长,贺龙都不敢要,让他做彭德怀的参谋长,彭德怀不敢要,最后呢,王震要了,做了王震的参谋长,一直做到解放,打仗很厉害的。解放不久,他跑去看沈从文,抱了个大西瓜,‘你看啊,你要是早帮共产党,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好意,但是军人的那个表达法,粗,直。所以那种气势,压力很大。朱早观的那几句话,给他,也不好受。‘啊,哈哈哈,你要是当时帮着共产党,你今天就不怎样怎样,你看丁玲,啊,你看现在人家怎么怎么样……’”

凤凰旧友、苗族将领朱早观到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其时沈从文正处在自杀之后的精神恢复过程中。

黑妮过来,请父亲切蛋糕。谁说了一句,昨天这么热,今天这么凉快。黄先生道:“因为我生日嘛,当然天气好了。”大家都笑了。

我又问:“您看沈从文和巴金这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文章的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两个人一直很好。这个怎么解释呢?”

“巴金呢,是一个中心,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心,老大,也不算老。什么中心?可能就是人格中心,道德中心。每一个人都找他,写信,谈问题。曹禺,萧乾,包括以前的丽尼,陆蠡啊,那一帮人,他年纪不一定最老,但是很多人都找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曹禺,萧乾,写一大堆的信,跟他谈,沈从文也是这样,交谈,是这么一个关系,到后来是越来越成为这么一个中心……他本来是这样,他本身的成就,对文化上的贡献,在朋友中间的影响,还有人格的影响,这样的。他文字,没有沈从文好玩,但就是一讲到巴先生,都很尊敬。沈从文来往的人,像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杨振声,关系很多,但是在文化上成为中心的人是巴金。”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巴金

黄先生又说:“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讲究的……这些老人家面前,我最怕巴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

“您这个性格,不应该是这样呀。”

“不是,你讲话,他没有话同你对答,坐着。你想,坐着是不是厌烦我们在那里,咱们走,他又不希望你走。黄裳也有这感觉。黄裳要是写巴金,就很有写头,他同他的关系,又住得很近,可以写很多。黄裳写了一点点,他去世以后。”

“您昨天跟我说,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

“是不是?你说沈从文怎么能反对。当然不会是他去要求他的嘛。就是沈从文去要求郭沫若,郭沫若能答应吗?是吧。”

“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第二次文代会,五三年,我回来了,马上就能够参加文代会了。当时基本上天天见面,因为住得近。‘好,你们年轻人多参加活动,好!我们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这一类的话,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开会,大清早,他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走路过来。‘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请柬。’啊,高兴得。老人家嘛,寂寞。后来当了政协委员。”

……

“《沈从文全集》里面,都没有给您的信。”

“几百封信,文革都抄掉了。”

“都抄掉了,太可惜了。”

“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都有。”

“他这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信,太孤独了,要跟人说。”

“写小字,毛笔字。”

……

“您看了我这个《沈从文的后半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前半生》?”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很清楚了。实际上他写家里,《从文自传》里面,写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能写得更详细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来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同他回家乡。我对表婶说,回去吧。她说,你得问他。那我等于是强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后回来,他就多谢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他说多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回家。我说,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说,咱们找一只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种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边走,到一个码头,你有印象,咱们停下来,过了几天再往前走。他说,没有人做饭哪。我说,做饭很容易啊。他说,让曾祺一起,曾祺会做饭,菜炒得好。我说,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后就不行了。唉,真是。”

“您看,他的身体,从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血压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写东西就流鼻血。他爱强调两样,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经常不好,强调这个。”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问问。”

“也有。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哎呀我身体不好,这样。这个弱者的表现呢,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一种自我发挥,另外一种发挥。他爱强调的另一样,写字,书法,喜欢写,但老是说用五分钱的毛笔啊这些,经常喜欢去做点这个。实际上他字写得好,但又说是‘学书’。这就是湘西人的那种毛病,老人家的那种毛病,把否定当成肯定。像钱钟书就强大。社科院让他参加一次人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他比较温和。”

“实际上内心很强大。”

“如果把他的书法收集起来,现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书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毁了。”

“章草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他写得多好,写得最好的一个人。”

……

“那个时候,有一些沙龙,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龙,多少的精华啊。凯撒大帝总结他的经验,他不是有三条经验嘛,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思考,还有一个交游。人生文化成长的三个要点,一个是读书,读完了思考,还要交游。交游,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圈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八世纪末的那个印象派,都住在塞纳河的沿岸、两边,大家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风,我免得同你一样,我形成我的作风,你免得同我一样、同他一样,所以有自己的作风。因为交流,大家谈阳光的问题,怎么表现光,大家就研究这个。那么生活也吵架,就是这样的事———在中国,交游,就成了小集团。”

……

黄先生太熟悉老朋友的性情了

他说起黄裳: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黄裳

“这么多朋友,只有我敢冒犯他。有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就批评他,谈什么问题。但也不是随时,有机会,就把他穷讲一顿。讲完呢,就算了。”

又说起另一个老朋友:“上海还有个朋友,殷振家,

我们认识了几十年。四十年代初,在江西赣州,我呢,进了他这个演剧二队,他又是大演员,又是导演,长得特别瘦,特别小,很有才华,跟张乐平他们在一起。我是一个小弟弟嘛,当时。那么,殷振家后来呢,就一直相忘于江湖。我知道他在上海。一直到九十年代,有一个小青年,在《苹果日报》工作的,他要回上海,我说,你回上海呀,你帮我打听一下,有这么一个朋友。他打听回来告诉我,说,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过这么苦的日子。我说,怎么一回事呢?他的爱人锯了条腿,他所有的钱就都放到这个爱人身上。殷振家一解放,就安排在北京人艺,后来打回上海,先在戏剧学院,后来又弄到杨华生那里,搞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是他编的,从来没有他的名字。老出事,老出事,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呢,对朋友是很好,在赣州,同张乐平啊,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老想念他。知道他这样的情况,我就赶紧去帮助他。有时给他画,他拿去卖啊,怎么怎么的,所以也买了个房子,儿子啊什么也看得起他了。所以每到上海就看两个人,一个谢蔚明,一个是殷振家。殷振家是先死。谢蔚明告诉我,我就跑到上海,去参加他的悼念会———也无所谓,也没有人开会。”

沉默了一会儿,黄先生又说:“殷振家是真可惜,他这个演戏,演得可真好!就像石挥这样的……他爱人锯了一条腿,我赶快帮忙;缓过来了,又锯了一条腿,癌,然后就死了,是老北京美专的学生。我给他写很多信,回忆当年在赣州的情景,我一边写,一边就画插图:门口是什么样子,小街上突出一块,那个是厕所,上面有个烟囱,墙上用白灰写的‘抗战必胜,建国必胜’,我都画出来了。我告诉李辉,这个信,你要把它找到就好了。”

……

“您还记不记得,四十年代在上海认识的贾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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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

“怎么不记得!好朋友。九十年代我回去,我找他了,找他聊天。他的话,山西话,是吧?有时候聊天,一半他爱人翻译给我听。这个人真是难得。”

由贾先生这个“胡风分子”,谈到胡风,以及胡风周围年轻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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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我呢,跟胡风有过几次见面,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乔冠华、邵荃麟他们,在香港给他开座谈会,这个是大事。当晚他就来找楼适夷。我跟楼适夷住在一个夹板房楼上,一个很好的洋房,中间隔了板,楼适夷在前头客厅,他们两个讲了一个通宵。我也懂不得这些事儿,那个时候二十多岁,也不关心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刻木刻,不懂什么政治问题。两个人讲哪,胡风就讲他的委屈。我在最后那个房,中间还隔了另外一个人的房。搞到半夜,楼适夷来向我们要点心,我也拿点心给他。这样一直到天亮。”

黄先生说:“胡风讲‘到处是生活’,是对的,但是你跟他们那些人谈什么!这么真诚地讲文学的规律,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没有用!这么多的人受牵连迫害,真是可惜,可惜。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像路翎啊,彭燕郊啊,绿原啊,这帮人,好惨好惨,真是。胡风有一句话叫做‘愧对战斗者’,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有些人来做节目,我就只说一些事情,不像‘伤痕文学’。我就说,怜悯,这种事情,学上帝的态度,在天上,唉呀,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幼稚。”

停顿了好一会儿。抽烟,喝茶。

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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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

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香港《大公报》晚上开夜班,一看九点钟,抽屉打开,一瓶一瓶的药,开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文革后,我搬到三里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写了个信给他。我说,现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惧了,我有吃的好东西,听到好的音乐,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来看我。’我说当然要来看你了,就又来往了。然后我就忙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啊,这里那里,忙得不得了。再以后呢,我就到香港去了,我就不想待在这里,在政协里头,在香港可以安心画画。他《尤利西斯》翻译出来了,我打电报祝贺他。他翻译的书,特别好,特别顺。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儿的一个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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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

“王逊,跟沈从文来往得比较多的,因为我的关系,他才住到我们大四合院来,表叔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他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跟沈从文很亲近,我是在美院之后才认得他的。很有学问,谈吐妙透了。他结婚,我在他窗子的六扇玻璃上面画了热带鱼,彩色的,黑蛮给他画了个灯罩。文革开始,他把玻璃拆下来。那是北窗啊,他有气管炎啊什么的毛病,北京城的北窗,床头没有玻璃啊,多可怕,这么过日子。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害怕;加上他自己抽烟啊,肺啊什么都有问题。黑妮那时候小,给他领粮食,在抽屉里找粮本儿,他都不能说话了,看见他脸都绿了,就叫我爱人,赶快给他爱人打电话,送他去抢救,抢救好了再回来,回来又出事儿,再送,半路死了。这个人很好,很多才,小学、中学、大学、做研究生,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他在教书的时候,有留学生给他教,他教来学中国美术史的。留学生嘛,又不是特务。美术学院,我的留学生最多。为什么?我现在研究了,新的艺术思潮,可能我具备得多一点。徐悲鸿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就让我教;还有一个,就是王逊。哪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学油画呢,你想?就来学版画嘛。他就这么死了,这么有学问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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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了不起。是吧?有人问,‘毛主席、周总理逝世了,你有什么感想?’‘寂寞。’这个气派很大!还有对你,抄你家,烧你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都身外之物了,祖宗传下来的,没有什么;有一件事,我对不起,北大有个穷学生,我向他借了一本词典,一起烧了,我没有办法还给别人,我失信于人,这一点我抱歉。就讲这个。还有呢,政协,‘批林批孔’。他那一组,在政协三楼,一圈,包括董竹君,这是董竹君讲给我听的。他故意把一张凳子摆在中间,他坐在中间,老是不说话。大家就批。怎么说呢,‘你应该积极地参加批林批孔。’他说,‘这样,批林还可以,批孔怎么可能。我都不行,你们怎么行!’‘那你应该学习冯友兰同志。’‘友兰呢,是我的学生,我呢,觉得他人格有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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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适夷

“楼适夷先生的资历是很老的,在为人啊,道德上,是很好、很好的。我们的李桦,说文艺界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楼适夷;楼适夷说,你们美术界,最好的就是李桦。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实极了,总帮人家的忙……我将来写到楼适夷先生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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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

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胡乔木:“我住在三里河的时候,钱钟书也住在三里河,胡乔木有时候就来找找钱鍾书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乔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没有意思。来我们家谈别的东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为什么呢,他想摆脱那些,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呢,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听事情。他爱说什么,我们听,不提出什么问题。同他来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时候我送书,他居然会很喜欢我的“动物篇”、《永玉三记》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时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张信纸,排字排错了啊,用词用错了啊,什么什么的。”

“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

“对,就是矛盾的生活,寂寞。来,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当年他把沈从文调到社科院,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上面也有这个意思?”

“不,不,有好多人帮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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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坐下来,话题转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第一部三大本八十万字已经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获》上连载。喜欢的人期待着,每两个月才能看一段,两三万字;也有不喜欢的人,非常发愁,怎么还不完、还不完啊。嘿嘿,早着呢,第二部走出了凤凰,走上了社会,但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现在写另外一个环境了,不是家乡。那个社会的学问很深奥。你比如说,当时的泉州,泉州的开元寺,有一个剧团,从宋朝传下来,它演的戏呀,佛经故事,还有宋朝的打诨,包括演完戏还有角斗,这都是传统。同泉州其他的戏,高甲戏啊,什么戏,不一样。我能够那么地碰到,真不简单。”

“这个跟您的注意力也有关。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记忆力真好,很多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的人说,我的人名太多了,是个缺点。我说我不写这个人名,事儿就出不来。人是跟着事儿出来的,没有人,就没有事儿。十一月份,我就特别写了一段声明,讲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认真去看它,晃过去就行了。几百个上千个人的名字,你记它干嘛!你就记事情,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我本来想写当代的文章,开头改了四五次,他们嫌故事太少。这是个大故事。后来我把这几段删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么呢?老朋友,天天见面,哪有这么多故事嘛?不可能啊。讲啰里啰嗦的事!我就是讲这么啰里啰嗦的那一类事。最后我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那一段,我说,我找‘我’也找了半辈子,就这么写就完了,不写别的。”

黄先生抽了口烟,又说:“还有,对悲剧,不发感叹,就把这个端出来就是了。”

又抽一口烟。“有个老头在乡下,专门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个小地主一样的人,村子里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学在这个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欢我,让我到他楼上去,打开柜子,看,不要走近,你远远地看,他介绍,版本什么的。介绍到一半,他说,‘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你不用我介绍了,我就不介绍给你了。’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说,‘你不能摸。’”

黄先生讲得我跟他一起笑起来。

……

八月五日上午十点,我到黄先生家,黑妮说,早就等着你了。在客厅坐下,黄先生先交给我《无愁河》校样,我回上海带给《收获》。校样是李辉昨天留下的,晚上我们散去之后,黄先生看了这两三万字,用红笔改了多处,精力真是让人惊奇。其中一幅插图印的有问题,黄先生标出之后,又特意在装校样的信封背面,再加提醒:“洛阳桥插图分裂了,不知怎么一回事?请注意。”

“您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觉的?”

“我啊,一点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点多,两点。最近看电视,到床上还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我随时睡。无所谓的。”

“看电视的时间挺长?”

“有些时候长,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点,工作时间是指定的,工作时间之外,随便做什么,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写小说,下午就是外来的一些人,什么买画呀,买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书,做做笔记,反正这一类的事儿。”

“现在写文章用的时间,比画画用得多了。”

“可不,这样已经五六年了。连载,一催稿,就紧张。别的没有什么,画画很自由。”

“连载这个形式也挺好,没有这个形式逼着,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么了,那就不可能写完了……所以李辉是监督员,我的监督员,很好。没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写得完的。”

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

……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丨张新颖

黄永玉的画

黄先生问我:“你去过凤凰吗?”

“去过,但是我去得已经比较晚了。后来又建了很多东西。你们那个地方,在清朝其实是湘西的中心。”

“不仅是清朝,民国也是。民国时候,为什么成为一个中心呢?因为陈渠珍在那儿。有十三县,湘西十三县,由陈渠珍管,国民党来打国民党,共产党来打共产党,三十一年的太平。所以呢,经济生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很自高自大的,很了不起的。包括我们有枪工厂,做枪的工厂;皮工厂,包括做军官的皮带啊,驳子炮的壳还是什么的。还自己有湘西十三县的钞票!”

“他这独立王国。对陈渠珍这个人,应该重新认识。”

“就是这么一回事,陈渠珍就是这么一回事。解放后,他算是有功劳嘛,红军长征他借过东西啊,资助过,所以请他当特邀代表,不算他的老账。前几年,他的孩子们就找我,他的遗体、骨头还摆在长沙,老搞工地盖房子啊,一下这里,一下那里,老在搬迁,想回凤凰来。我说凤凰来好啊,那我就帮他讲话,不光是讲话,也不需要政府出钱嘛。就在南华山,选可以看到凤凰全景的这么一个角落,把骨头盘回来,我给他设计一个陵园。然后呢,他的太太很多,有十一个,写哪一个呢?我说你们认为写哪一个好?他们说,‘我们的妈妈都不用写了,就写西原一个人。’就写西藏的那一个,其他不用写了。我说你们很开明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铜的西原的像,趴在他的坟墓那里,现在就摆在那儿。那篇墓志铭也是我写的,就写他过去的事,除了党的关系,什么都写了。”

“这个好。他在凤凰,比在长沙好。”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小时候老到他那儿去玩儿。为什么我能去玩儿呢?因为他的太太,有一个是我妈妈的同学,而且是同班。”

“在《无愁河》里面写了。你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一点都不封闭。很早的时候,像您父亲啊,您母亲啊,就受现代教育,那么早的年代。”

“主要是经济的关系,有钱,没有钱也办不到。我外公是宁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宁波知府,是曾国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国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宁波,宁波知府是很大,很权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学、念师范啊什么的。而且外婆是宁波人。”

……

“您下放到河北磁县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段日子还轻松吧?”

“非常不轻松。不轻松。对我呢,比较好,因为到底下,那两派的力量还在那边顶,对我呢,比较放心,我只是写动物那个东西,被人家揭发出来了,别的我没有。我历史一点问题也没有,作风,也没有问题,亲戚,也没有问题,而且教书非常认真———当然后来被批判成为资产阶级教育方法,那没有办法———但是教书,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认真。要不,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在这里,老早踢掉了,就是因为你认真,他没有办法那个。而且我脾气又不好,他竟然还要你。所以呢,到了干校,对我这方面,没有派系,觉得可靠,让我送报,各个班由我来送,让我当草药组的组长,采草药给军部上缴,做感冒丸啊,做什么丸。”

……

“我在佛罗伦萨,星期天,小车子可以开进市区,女儿就带着我到了小街上,我就画呀,画一个多少世纪以来卖颜料、美术用品的一条街,什么颜料它现在都可以给你配。我去买颜料,买惯了。所以我换了一个街,是一个大横街的中间一条小胡同,我就坐在那个胡同对面的马路上,支起画架,就在画。那边有个教堂,做完礼拜,一个老太太出来,‘扑通’倒在地上。大家就‘哇’地嚷起来,几十个人。我就放下笔,过去看一看。老太太脸都绿了,躺在那儿。我做过草药组的组长,基本东西还知道,给她进行按摩啊,脑后面揉呀,人中掐呀,后肩胛骨给她按摩,好了。神父也来,拿水给我来弄弄。救护车也来了,大家说不用了,‘中国医生’把她医好了。我女儿回来,看到这个事,就叫他们说不要说‘中国医生’,因为我不是‘中国医生’,说‘中国医生’要涉及到‘无牌行医’呀。”

“下放时候做草药组组长,这下用上了。”

“老太太嘛,一大群,乡下的,城郊的,要送钱。我说不要不要,就过去了。我不像雷锋,雷锋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面。我呢,修养很差,我到处跟人讲,而且还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这个修养很差。那是快乐,那是高兴哪。”

高兴得现在讲起这件事,还哈哈大笑。

……

转自“钟山”微信公众号(zhongshanzazhi),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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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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