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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摘要]在我肤浅的音乐审美水平看来,在前南地区过去与现在十多首“国歌”中,这首歌与斯洛文尼亚的《颂歌》、斯尔普斯卡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旋律比较优美的几首。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黑山的《晴朗早晨》:动听的国歌和有污点的作者

而“后南斯拉夫时代”的塞尔维亚恢复了当年塞尔维亚王国国歌,只是“上帝保佑国王”改成了保佑塞尔维亚和人民。黑山国歌则采用了《五月里晴朗的早晨》,这是一首民歌风格的多声部歌曲,前面类似咏叹调,后边逐渐激昂成为进行曲,在各国国歌中别具一格:

五月里晴朗的早晨,晴朗早晨薄雾消散,

五月里晴朗的早晨,晴朗早晨太阳初升。

照亮我的母亲黑山。

我是你那群山的子弟,誓死捍卫你的荣誉。

我们爱你峻峭的山峰,我们爱你深邃的峡谷,

我们永远也不会屈服,挣脱捆绑奴隶的锁链,

飞向洛夫琴山的山巅!

骄傲祝福我们的祖国,

祝福祖国伟大的复兴!

说实话我是比较喜欢这支曲调的。在我肤浅的音乐审美水平看来,在前南地区过去与现在十多首“国歌”中,这首歌与斯洛文尼亚的《颂歌》、斯尔普斯卡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旋律比较优美的几首。在只有不到60万人的巴尔干第一小国黑山,很多人也以这首动听的国歌自豪。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黑山共和国圣斯特凡岛(摄影:Auguste)

但是这首歌也有两个引起争议之处。其一,它的曲谱在倒数第二句处规定要接续一个过门然后从头重复,第二次才接到曲终,因此全曲要花2分多钟,远超奥运会规定的国歌不超过80秒的限度,被认为过于冗长。第二,更重要的是它的词作者塞库勒·德尔列维奇在二战中曾依靠法西斯意大利来对抗塞尔维亚人,是个“污点人物”。这还不算,我们知道由于地缘政治史的影响,正如18世纪前南部斯拉夫地区对抗奥斯曼的力量大都亲奥匈,反之亦然。19~20世纪之交这一地区反对塞尔维亚的力量也大都亲德意。而德尔列维奇在那时写的歌词中“永远不会屈服”云云指的正是“不屈服”于塞尔维亚,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在2006年黑山摆脱塞尔维亚而独立的运动中它被选为国歌。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黑山人以“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著称,认同塞尔维亚、至少与塞结盟的传统是很有影响的。尽管由于当代“亲欧洲”思潮的强大,而米洛舍维奇又做得太过分,使得多数黑山人选择了离塞独立,但是亲塞反独立的黑山人仍然不少,他们显然不会喜欢这首带有“反塞”色彩的歌词。

不过,主要的争议还是在于歌词(词作者),而这首歌的曲调历史悠久,德尔列维奇不过是填词而已,欧洲人对歌曲的民族象征性意义主要是放在曲调上,歌词则往往只是同一民族内各派思想的体现。政治剧变后歌词改写而曲调沿用是很常见的。德国从威廉帝国、魏玛共和、纳粹时期到战后联邦德国国歌都是沿用同一曲调,只是歌词多次改写,苏联与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从索古王朝、“社会主义明灯”时代到如今的民主时代,等等,也都是如此。所以只要黑山仍然独立,《五月里晴朗的早晨》大概仍然会是国歌,可能变化的只是歌词。至于曲调太长也很简单,在像奥运会那种需要限时的场合取消重复就可以了。

二、“欧洲在召唤”:科索沃人高歌《欧罗巴》

前南地区与斯尔普斯卡有点类似的另一个地方是科索沃。在前南乱局中,波黑塞族要归并到“大塞尔维亚”,而科索沃的主要居民阿尔巴尼亚族则希望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合并为“大阿尔巴尼亚”。但科索沃在前南是一个联邦主体(前南联邦8个主体包括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自治省在联邦中的地位除了没有自由退出权以外和当时的波黑等“共和国”是差不多的),波黑塞族则不是。塞族在作为联邦主体的波黑只占人口30%,而科索沃这个联邦主体的人口中阿族要占90%以上。在波黑乱局中塞族是强势的,他们欺负别族远甚于别族欺负他们。而科索沃阿族在塞族人的南联盟军队镇压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被战火摧残后的科索沃

由于这些不同,导致国际社会在两地的干预方向也是相反:在波黑,国际社会压制了塞族,而在科索沃则是帮助了阿族。两地的政治结局也因此大不相同:在战争结束时两地的“政治实体”间关系都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经过若干年的演变,波黑塞族终于接受了与另一方联合,而且联合的程度从邦联深化成联邦,只以在联邦中保留自治实体为满足。而科索沃阿族则坚决不肯再与塞尔维亚共处一国,经过联合国数年调解无效后,科索沃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至今世界上已有109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甚至塞尔维亚也于2013年签订布鲁塞尔协议,在不正式承认的状态下与科索沃恢复正常的“双边关系”。

显然,国际社会,具体说即欧盟在波黑与科索沃的影响是相反的:在波黑它支持波斯尼亚人维护波黑国家的完整,阻止塞族的“分裂”,在科索沃它阻止塞尔维亚对阿族的镇压,事实上为阿族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这种“双重标准”,但现行的国际法和惯例的确有支持“民族自决”和保护一国“领土完整”这两项经常矛盾的原则。欧盟可以辩解说它在两地都是抑强扶弱主持公正,压制强势的塞尔维亚人保护两地的穆斯林(波斯尼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抑制基督徒保护穆斯林既回避了关于欧洲人宗教偏见的指责,希腊保加利亚等东正教国家都站在欧洲一边也避免了把事情解释成基督教东西教派的矛盾,欧洲完全可以声称他们在两边做的事都是符合“政治正确”的。而且他们也尽量调和上述两项原则:在波黑它在维护国家“完整”的同时仍然允许存在两个自治的实体,在科索沃它也在战后为塞阿双方进行了长达9年的斡旋,只是最终未能成功。

但正是这未能成功显示了两项原则确实常常难以调和,也使得欧洲没法完全避免“双重标准”之讥。不过需要指出:在“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矛盾之外还有一个无争议的原则,那就是一国不能兼并另一国的领土。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双重标准的。甚至俄罗斯过去也知道这一点。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前苏联范围内在苏联解体后相继出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河东岸、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等分离事件,这些分离背后都有俄罗斯支持,其中后两地都与俄罗斯接壤,而且居民也绝大部分是俄罗斯族,但俄罗斯都只是让他们“独立”,而没有使之合并入俄罗斯。原因就在于:支持“独立”虽难免“双重标准”之讥,毕竟还有“双重”之一可为口实,而兼并一个公认主权国家的领土可就什么“标准”都没有,其侵犯国际法的程度就远非“双重标准”可比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波黑塞族可以有自治实体,但绝不能归并到“大塞尔维亚”,科索沃阿族可以“独立”,但同样绝不能归并到“大阿尔巴尼亚”。如前所述,斯尔普斯卡就是因此改了“国歌”,把塞尔维亚的《正义之神》换成自己的《我们的共和国》。

科索沃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大阿尔巴尼亚”思想在这里影响很大。科索沃2008年“独立”前,阿族自行宣布的“共和国”已经存在十多年,这期间阿族政党、武装与抵抗政权都以阿尔巴尼亚国歌《旗帜颂》作为“国歌”。这首歌的曲谱其实就是罗马尼亚音乐大师基普里安. 波隆贝斯库的名作《联合写在我们的旗帜上》,阿尔巴尼亚人建立的国家从最早独立的索古王朝就用它填上阿族歌词作为自己的国歌,历经共产党和民主化时代都是只改歌词不改曲,已经被视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精神的象征。

然而,科索沃阿族独立运动最早的领导人鲁戈瓦是个温和的非暴力主义者,号称“科索沃的甘地”,他不但反对武装斗争,希望和平独立,而且意识到“大阿尔巴尼亚”主张会过分刺激塞族人并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因此很早就承诺独立后科索沃不会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并反对使用阿尔巴尼亚国旗国歌。他推荐的国歌是一首民歌《当库斯特里木降临科索沃》。

但是,“科索沃的甘地”没有遇到“科索沃的蒙巴顿” ,他的和平独立愿望得不到回应,米洛舍维奇把他抓了坐牢,使他没法实际参与阿族政治。作为精神领袖他的塑像虽然立在了普里什蒂纳的中心广场,实际上他却并没有真正做过政治领袖。后来阿族人越来越激进,“科索沃的曼德拉”取代了“科索沃的甘地”,“科索沃解放军”也取代了鲁戈瓦的非暴力。相应地,他在国歌问题上的温和主张也曲高和寡,阿族政权仍然高奏阿尔巴尼亚国歌。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特派团在9年的过渡期中为阿塞双方斡旋未果,科索沃最终自行“独立”,但国际社会也为科索沃阿族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设了底线:阿国不能吞并科索沃,阿族要放弃“大阿尔巴尼亚”主张,科索沃必须是个世俗、民主、公民权利平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共和国。

经过这些年的磨难,前南各民族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明白民族关系的事不能以“谁战胜谁”的方式解决,他们都把化解这“一团乱麻”的希望寄托在大家最后都要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上。前南地区的两个穆斯林民族为主的国家,波黑和科索沃,不约而同地都回避“星月”之类伊斯兰符号,而采用欧盟式的“蓝天白群星”元素设计国旗,显得比基督教国家还“亲欧”,就体现了这种心理。因此早在过渡期阿族就常在政治仪式上使用欧盟的盟歌,即贝多芬的名曲《欢乐颂》。独立后也有人建议就用《欢乐颂》为国歌。但多数人还是觉得即便欧盟成员国也不都有自己的国歌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贝多芬

2008年3月12日,科索沃议会在报刊和网站上宣布公开征集国歌,并由总理哈西姆·塔奇领衔成立评选工作组。征选标准是:国歌应该是独特和原创的,不得雷同于他国;演奏时间必须在30-60秒之间;歌词应该包括科索沃共和国的所有官方语言(按:即阿语和塞语);而且应该不要“类似于任何国家的圣歌或流行歌曲,或赞美任何政党、运动或机构,或暗示对科索沃任何特定民族的忠诚”。亦即歌词必须是高度中立、无争议而且要得到塞族的认可。显然这样的曲谱已经有难度,这样的歌词在当时几乎是无法产生的。最后议会于6月间表决通过阿族作曲家赫迪·门迪伊奇的曲谱《欧罗巴》为国歌,但歌词至今难产。

《欧罗巴》又名《科索沃共和国国歌》,其风格与欧盟的《欢乐颂》很类似,都是热情奔放的颂歌体而且同一调式,虽然按征选规则避免直接摘用后者的旋律素材,但向往“入欧”主题是鲜明的。与波黑的《间奏曲》一样,它虽然至今没有法定歌词,但民间经常配词演唱,最流行的的歌词大意如下:

啊,亲爱的祖国,我们勇敢地筑成友爱的家园在欧洲。

啊,山鹰高翔,星光闪耀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

啊,我们的母亲,年年岁岁祝福,多美好——欧洲在召唤!

啊,亲爱的祖国,勇士在捍卫友爱的家园!

这首歌词既强调“友爱家园”又提出“勇敢捍卫”,战争遗风与和解愿望合二而一,歌中没有提到任何民族,但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国徽国旗都以鹰为素材,两族都可以从“山鹰高翔”读出自己的民族情怀,而“欧洲在召唤”则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可叹的是,每当哼唱这首充满热情希冀的《欧罗巴》,欧盟深陷危机、令人失望的现状就不免让人“欲说还休”了。

三、从“上帝保佑国王”、“誓死捍卫国土”到“大家都是好邻国”

总体上看,前南—巴尔干这片宗教、民族冲突和列强争霸中走过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这些“国歌”的演进都可以看出两个历史脉络:从专制帝国走向民主政治,从民族仇杀走向建设和平的欧洲。君主制时代的国歌几乎都要提“上帝保佑国王”,君主制之后的天下也不太平,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誓死捍卫国土”、“打败敌人”这类战争隐喻仍是国歌的主题。而友爱、和平、和谐的欧洲则是人们现实的向往。即便今天欧洲统一的理想又遭挫折、欧盟的未来不容乐观,人们也仍然充满和平的希望。这在斯洛文尼亚的国歌中体现得最清楚。

前面提到当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的国歌是取三族各自的国歌部分拼合而成。后来前南散伙,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都恢复了其中的传统国歌:塞尔维亚的《正义之神》和克罗地亚的《美丽祖国》,前者已如上述,后者也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其现在的歌词是:

多么无畏,多么尊贵!

祖国山河美,祖先永光辉。

高山雄伟,峡谷深邃,

萨瓦河、德拉瓦河,滔滔长流水。

多瑙河,你奔腾入深海,向世人宣告祖国在我心。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朔风劲吹,

克罗地亚人,心与祖国永相随!

而斯洛文尼亚的《光荣旗帜》更是所有传统国歌中最铁血、最孔武的:“光荣的旗帜英雄的鲜血染”,“让我的枪说话,保卫祖国和家园”。但是与塞、克两国如今都恢复了上述传统国歌不同,前南解体后的斯洛文尼亚并没有恢复使用《光荣旗帜》这首军歌为国歌,而是采用了一首典型的和平主义歌曲《祝酒歌》。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斯洛文尼亚银行成立10周年纪念钞 1,000 Tolarjev纸钞正面:斯洛文尼亚诗人弗兰策·普列舍仁 France Preseren 1800-1849;背面:普列舍仁的诗《祝酒歌》(Zdravljica)中的第七节手稿——自1991年起被采纳为斯洛文尼亚的国歌歌词。

这首歌的词作者弗兰斯. 普雷舍伦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的“国民诗人”,他于1844年写的这首诗原来并无名称,但其手稿中字句的布局类似一个酒杯,因此被称为《祝酒歌》。原诗共有七段,主题除了一般的祝酒,也含有从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出发,反对奥匈帝国穷兵黩武挑动斯拉夫各族仇杀的意思。为此它没能通过奥匈的出版审查,直到1848年革命后,奥匈解除了审查制度,歌词才得以出版。1905年斯坦科. 皮利米尔把这首诗谱曲成为一首多声部合唱。斯洛文尼亚脱离前南独立后,就把这首《祝酒歌》定为国歌。但歌词只取了表达和平愿景的第七段,把前面祝酒的话和带有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内容都省略掉了。保留下来的这段歌词是:

上帝保佑各国为过好日子不懈工作,

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恐怖和折磨。

人人享有自由和欢乐,没有仇敌,只有好邻国。

人人享有自由和欢乐,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大家都是好邻国!

在这一地区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国歌中,只有这首是完全不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和平颂歌”。但是,在巴尔干这几百年、前南地区这十来年的民族纷争、战乱和折腾之后,这首歌真是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说起来,斯洛文尼亚是最早脱离联邦独立的,也是独立过程暴力最少的(除黑山之外,但黑山独立是在前南战乱平息之后才发生),所谓“十日战争”遇难者只有数人,此后再无战乱波及,与周边各国也没什么纠纷。她最早加入欧盟和申根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前南地区最高。这都是得益于“大家都是好邻国”啊。

前南地区这些国歌,有些相当敏感。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餐厅吃饭时我不自觉地哼了几句《正义之神》,就有人使眼色,表示阿族人对这首塞尔维亚国歌很反感。但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哼唱《祝酒歌》,马上就迎来对面一位老人很惊喜的夸奖:“dobl”。当然,在那些民族混居地区还是谨慎为妙。

(作者:秦晖;编辑:李大白;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为编者所加。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秦晖:“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丨学术观察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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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g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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