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真的闭关锁国?看看它有多开放

清史观李晓龙2017-03-31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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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明朝开放、清朝闭关,并不妥当,清廷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甚至对来华外商的待遇比明朝还要好

一说起清朝,人们往往会想起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并总结出一大堆原因,其中“闭关锁国”是扔给清廷的一个大帽子。然而,清朝就真的完全闭关锁国吗?历史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闭关锁国”并未贯穿整个清朝,鸦片战争前,“海禁”政策只占统治时间的25%,而明朝则占统治时间的72%,在相当长时期内,清代中国的国门是较为开放的。

“闭关锁国”,一般针对的是清朝的海外贸易政策。然而近三百年清朝史,海外贸易政策并非铁板一块、一以贯之,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海外贸易政策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有时也将二、三视为一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是从顺治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这段时间。顺治朝开始,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海令,在沿海地区实行海禁,并将沿海居民迁往内地,史称“迁界”,“片板不许下水,粒贷不许越疆”。[1]清初海禁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2]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势力,孤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是迁界海禁的主要目的,成为这段时期海外政策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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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迁界海禁”政策影响下的部分区域(福建)

第二个阶段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第二年七月,康熙下令开放海禁,设海关,定关税,“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3]沿海各地,“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4]一片繁荣景象。其间曾有过短暂的南洋贸易之禁。康熙五十六年,由于“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而盗米透漏”,害怕本国商人出南洋勾结海寇,康熙下令:“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一概不许商船前去贸易。”但仍允许外商来华,“其外国夹板船有来贸易者,照旧准其贸易”。[5]雍正五年“复开洋禁”。这一时期,清廷的国门是较为开放的。

第三个阶段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停止厦门、宁波、定海等港口的贸易,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6]这就是以往常说的“标志着全面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此后乾隆至道光朝,又陆续颁定《防范夷商规条》、《民夷交易章程》和《防范夷人章程》,对交易商品、商船出洋和洋商活动都加以限制。

所以,有研究指出,清初采取“海禁”政策的时间只有40年,仅占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时间的25%左右,而明朝的海禁政策要占整个统治时间的72%左右。人们对明清两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评价有褒明贬清的倾向,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失败的缘故。[7]

清朝真的闭关锁国?看看它有多开放

西人油画,广州十三行码头仓库

清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数曾一度达到100多个,对外贸易长期活跃,商品出口数逐年增长,贸易额比宋代、明代还要有所发展

据历史学者黄启臣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自辽宁至于福建、广东沿海,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往来中外的商船数量也逐渐增多。

学者郭松义也指出,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外国商船进入广东的数目大体维持在十多艘或十艘上下的水平,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平均每年进入广东外国商船在20艘左右。[eight]乾隆中期以后的70年间,中西贸易实际上有了真正的发展,整个海外贸易的商品总值不断增加。如中国输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丝、茶、糖、瓷器、土布、书籍等主要商品,在开海以后数量大幅度增长。如1689-1722年输往欧洲等国的生丝为1833担,1820-1829年增至51662担,茶叶也由1722-1739年的102795担增至1820-1829年的12209534担。[nine]详细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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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港数额

资料来源: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

清朝真的闭关锁国?看看它有多开放

表2 粤海关贸易总值统计表

资料来源: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除了列入官方记载的贸易情况外,清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发达。中国东南沿海向有“船不通则财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忧在外洋”。[10]即便在康熙海禁期间,闽粤各省滨海人群为了生计,“走险窃出”一直没有停止,“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11]开海之后,贸易更是络绎不绝。据两广总督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此等之人,皆挟赀求利”。[12]仅乾隆十七年冬至次年春天,由闽海关“先后出口计六十五只”。[13]“富家巨室争造货船,游手惰民竟充贩客”,[14]“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15]

因此,有历史学者认为,用“闭关自守”来形容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即使适用于官方贸易,也决不适用于民间贸易。[16]另一观点称,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宋、明两朝是有发展的。[17]

认为明朝开放、清朝闭关,并不妥当,清廷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甚至对来华外商的待遇比明朝还要好。

清朝是否闭关锁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对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一口通关的认识。确切地说,广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所谓“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主要是针对欧美各国。

乾隆二十年以后,英国等外国商人渐渐“舍粤趋浙”,“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18]乾隆和浙江官员担心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便逐渐从限制到不许洋船停泊浙江,此举在于“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清朝这种限定欧洲各国在广州一口贸易的举措,或是延续了明朝贡舶贸易中指定某国在某特定港口贸易的传统。[19]

清朝真的闭关锁国?看看它有多开放

陈悭油画《远航之梦·广州十三行》(局部)

至于南洋其他国家,清廷依旧准许其在闽粤两省贸易。乾隆二十三年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20]据道光《厦门志》卷117记载,一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厦门对外贸易依然极盛。而且,“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只是限制商人外来,而中国商人依然可以从四个海关出海贸易。

清朝海外贸易政策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直接继承于明朝。清朝由入关开始就基本继承了明朝关于外国来华朝贡贸易的政策,即使海禁时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往来。如《粤海关志》记载,广东由盐课提举司兼管市舶提举司事务,办理贡舶事宜。清朝无论对于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还是外国商民的来华贸易,在具体待遇上也都比明朝有很大的改善。[21]

清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严重依赖白银的大量进口,拉美白银一旦大规模减产,即波及清朝的货币体系和社会稳定,反过来说明,清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十分紧密

不可否认,清朝在对外贸易中的一些限定中外商人贸易的措施,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其中包括设定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如出洋“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22]“只许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等。[23]对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进行限定,如“禁商贩米出洋”,[24]鼓励洋米进口等。[25]以及制定了防范外夷的条例,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防范和限制,等等。

但这并没有减弱清代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180-768万两。[26]这些白银主要来源于拉丁美洲,大量使用拉美白银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学者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引起全球白银供应减少。白银减产进而刺激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输入,加之中国茶叶、生丝等在世界市场的萧条,最终导致清朝爆发银贵钱贱的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27]促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李晓龙)

参考文献:

[1] 夏琳:《闽海纪要》卷上。[2] 《清圣祖实录》卷4,顺治十八年八月己未。[3] 王士祯:《北归志》。[4] 《粤海关志》卷5.[5] 《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6] 《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7] 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eight] 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nine]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10] 光绪《漳州府志》卷7.[11] 《清圣祖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12]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8辑第138页。[1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8页。[14] 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上。[15] 乾隆《浙江通志》卷87.[16] 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研院,1991年。[17]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18] 《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十年十月戊子。[19]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0] 《清高宗实录》卷553,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21] 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22] 《清朝文献通考》卷33.[2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24] 《清朝文献通考》卷33.[2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26]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论18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并参见林满红、全汉升和贡德·弗兰克的研究。[27]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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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ol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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