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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一枚石头丁学良2017-04-03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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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中国仅有的一带获得更多和更持续的“行动和创业的自由”,尤其是那几个港口和海岸城市,它们理应享有像“法兰西一号”那样更多和更坚实的对外交往的自主权益。

庞大的美国有东西两岸像两个大轮子一样带动着全国的创新创富大潮,这两岸的民众和社区也是全美最热衷于全球化、对外开放度最高的群体。

可是中国并没有美国东西两岸的大车轮地带强力牵引,咱们迄今只有一带,即从北京到深圳的东边一带。究其根源,便是经济地理的大格局限制——因为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远离海洋。

笔者越是阅读经济地理著作,越是对此坚信不疑:假如中国的东海岸有几个城市始终瞄准美国东西海岸的几个城市,外加欧洲西北海岸的几个城市,以外部世界的亮点城市为竞争目标,持续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境外的创意人力资源,它们就能升级为创富中心。

今年三月中旬,哈佛大学向全球校友通告:本年度的哈佛第366届毕业典礼上,将发表主题演讲的人选,确定为“脸谱”公司的创办人和总裁扎克伯格。在笔者的记忆里,这恐怕是哈佛几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典礼主讲人了,小伙子才33岁。比如说,当过两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早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至今也未获得被选定为毕业典礼主讲人的荣誉。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教授的简短声明为扎克伯格此一人选列出两条主要理由——他领导的技术创新已经被19亿人使用,深刻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社会互动的方式;他立志把由此而创造的巨量财富用于慈善事业。

由东西两岸牵引着的美国

挺有趣的是,Harvard Gazette (《哈佛公报》)的此项通告配以一幅大录像照,显示扎克伯格如何虚心请教正在吃干果薯片的比尔.盖茨,因为后者从前也曾被邀请返回母校作毕业典礼的演讲人,扎克伯格也曾得到过“微软”的雇佣聘书。

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谈话中的扎克伯格(左)和比尔·盖茨(右)

这幅大录像照,生动体现了跨世纪美国科技创新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学组合——美国东西两岸的智力、胆略、风险投资体制三维交汇,搭起了改变全球经济生态和社会交往的技术高台。这两个人都是凭借着在美国东部卓越大学里受到的启迪,联手美国西部的IT高手,再凭借着美国对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额回报多层保障的灵活合理体制,谱写出当代全球创新创富的童话般的两个奇迹——在三月下旬刚发布的《福布斯》全球超级富豪榜上,比尔·盖茨名列第一,扎克伯格名列第五。这两个伙计当年啥也不是!

眼前展现的《哈佛公报》告示和大录像照,刺激着笔者立刻萌生出一个疑问:美国有奇迹频现的东西两岸,咱们中国也有相似的创新创富的特别地带吗?旁观他国之道,寻思中国之事,历来就是笔者的海外游学旨趣。

看美国的两岸,思中国的一带

寻思一番,有一条地带似乎接近于以上那种可喜的状况——从北京到深圳这两个亮点串联起来的一带。笔者近期应邀参与拍制一部年轻群体创业纪录片,从收集各地素材的制作小组处获悉:以深圳市及周边为基地的科技产业,每年都会提前到北京著名高校里挖掘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大批地牵引他们来深圳公司做信息工程创新和相关的配套支持业务。与此相呼应,从国外高校毕业的中国大陆年轻人,加上香港高校毕业的内地学生,也纷纷来到深圳,做金融、科技、设计、环球物流等产业。笔者本人也曾鼓励家乡亲戚的孩子,从英国名校帝国理工学院毕业后,立马到深圳来融入新人拼搏的洪流。

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深圳夜景

笔者得知,这些年轻人做事方式最富特色的一点,是不依赖纵向布置,也就是从上到下按层级发布指令、让前沿一线的操作者干具体活的那种传统机构运行模式,而是自己四处探询、八方联手、平面协作、边试边干、随机合伙或分手。这种模式特别鼓舞人心,因为十多年前笔者去韩国开会,了解到“三星”公司很多年里以东亚惯常的方式层级指令,越来越难出新意新产品(关于这种hierarchic coordination弊病的经典研究,参阅Harvey Leibenstein, Inside the Firm. The Inefficiencies of Hierarc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笔者当年有缘在这位管理学名教授家里喝着他的酒听他对公司的点评)。然后“三星”就虚心向“苹果”公司学习,一改纵向布置为平面互动协调,打破原来的各部门多单元分隔运行的框架,大大刺激了年轻员工的主动性,扩展了各单元自行联手试验创作的空间。“三星”公司由此快步迈上国际竞争的新台阶。

以上从深圳及周边获悉的资讯,展现的都是21世纪初期应有的领头羊趋势。可是这些年轻人从北京和海外的高校被招引到深圳后,却立刻陷入两大困境,一是缺房住,二是缺创业风险资金的支撑。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有优势,抢先在邻近的东莞建职工宿舍,速度也还赶不上。在深圳市内租房,价格太高年轻人吃不消。于是城中村就成了热门货——每人拿出月租金五、六百元,三到四个人合租一小间,窝在里面也能睡觉了。笔者去看过这类城中村,里面生活条件还方便,就是比周边的市区更拥挤、卫生差一些。

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图片中央为伦敦金融城的地标建筑“小黄瓜”(The Gherkin)及右侧的对讲机大厦(the Walkie-Talkie Building)。

笔者觉得深圳市要想点奇招,比如,不妨参照房地产天价的大伦敦市,在市区周边的河道上建置停泊在岸边的船上小房间,平价出租给新来者。还有就是模仿澳大利亚的海边热门城市,那里的房租也是过高,于是执照的商家就在城郊区建置外租的大卡车宿舍,里面有上下铺,也有小厨房和热水淋浴间。停车场傍边有卫生设施和零售店,生活挺方便,还有几分烂漫气息。船上和卡车上的宿舍另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移动,缩短上下班的路途时间。

至于缺乏创业风险资金,这已经呼吁了好多年,总不能老是靠非正规的地下金融渠道来解渴吧?深圳周边多余的资金非常庞大,在法规和管理机制上推陈出新,立马就能设立开流数百亿元人民币的扶持创业基金。缺少了这样的金援,深圳冒头涌现像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那样的幸运儿就机会少少。深圳市区的房价目前飙升不止,也是缺乏更多的投资创富之路导致的扭曲后果。据笔者在海外读到的众多报道,近年来每月经由邻近香港澳门的内地钱庄流到海外的资金,都是几百亿元的规模。如果内地创富的机会更敞开和更公平,很多的资金就不必这么暗流出境了,暗流的风险和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中国往西部比法国往东方更难开拓

庞大的美国有东西两岸像两个大轮子一样带动着全国的创新创富大潮,这两岸的民众和社区也是全美最热衷于全球化、对外开放度最高的群体。眼下特朗普怎么拼力阻止这两大地带的先进步伐和对外开放程度,大半也是徒劳无功。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一波全球化的欧洲旧大陆,也有类似于北美新大陆的极具启发意义的“先进地带拉动庞大内陆”的发展动力机制。

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

大史学家布罗代尔从几百年的长程视野考察,强调十八世纪欧陆最发达的大国法国,“在其海岸拥有若干‘终点’和海洋转运站……。不妨说这是法兰西一号。法兰西二号则是辽阔的、多样的内陆。还有法兰西三号,这是由十几个城市组成的一条长长的锁链”。他发出感叹:从“法兰西三号”向东方的开拓困难重重,十分缓慢。而面向海洋的“法兰西一号”区域里取得的经济贸易拓展的成功,“全靠行动和创业的自由”,那里的港口和沿海城市有诸多的习惯和法规支撑的自主权(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译本第390-393页)。

我们中国比起当年最大的欧陆国家法国要大好多倍,可是中国并没有美国东西两岸的大车轮地带强力牵引,咱们迄今只有一带,即从北京到深圳的东边一带。究其根源,便是经济地理的大格局限制——因为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远离海洋。法国当年往内陆的东方开拓之难,远远比不上当今中国往西部的开拓之难,因为中国往西部的内陆延伸更广大,邻近的周边国家更滞后于现代化潮流。这个经济地理的大格局造成的经济发展之台阶递减效应,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弥补的,更遑论扭转。对此,我们必须要有理智的认识。

有更好的“点”,才能有更强韧的“带”

目前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中国仅有的一带获得更多和更持续的“行动和创业的自由”,尤其是那几个港口和海岸城市,它们理应享有像“法兰西一号”那样更多和更坚实的对外交往的自主权益。把这样的城市“点”做得更好,中国仅有的一带才能变得更加强韧,也才能挥发出对广大内陆的更多刺激和牵引效应。

整整三年之前,《经济学人》周刊发布了该刊对迄今到2030年期间中国的发展趋势专题报告,强调中国将来怎样地影响世界,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城市如何发(”China’s Future:The cities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19-25 April 2014, pp.24-25 and Special Report pp. 1-16)。笔者越是阅读经济地理著作,越是对此坚信不疑:假如中国的东海岸有几个城市始终瞄准美国东西海岸的几个城市,外加欧洲西北海岸的几个城市,以外部世界的亮点城市为竞争目标,持续吸引来自中国内地和境外的创意人力资源,它们就能升级为创富中心。靠着这些亮点城市组成的中国东海岸一带的牵引,中国内陆才能逐步跟上。若此,到了2030年,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便能显著增加。(文/丁学良 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本文原标题——《美国两岸 法国三号 中国一带》 )

编辑:棒茬粥

丁学良:看美国“两岸” 思中国“一带”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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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kar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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