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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巴里巴:没有另一个欧洲,就没有法国

澎湃新闻杜卿2017-05-17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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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危机的一个症状是,传统两党所执行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没有分别。这既是“党派形态”去合法化的罪魁祸首,也是这种去合法化所引发的后果。

艾蒂安·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是蜚声国际的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黎十大退休教授。刚刚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曾在巴黎十大学习哲学,他自称上了三到四年巴里巴的课,“非常受到他的启发”,还在其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论文,但巴里巴似乎并不记得这位学生。在这篇5月2日发表于《解放报》(Libération)的题为“没有另一个欧洲,就没有法国”(Pas de France sans autre Europe)文章里,巴里巴在痛斥勒庞的同时,也拒绝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他认为,除非在重构欧洲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改变欧盟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重建欧洲,否则,法国不会迎来任何改变。

巴里巴的著作中被翻译成中文的有他与他在高师的老师阿尔都塞(Althusser)、同学马舍雷(Macherey)、朗西埃(Rancière)等合著的《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斯宾诺莎与政治》(Spinoza et la politique)、《马克思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 Marx)等。在法国,作为关注当今欧洲局势的知识分子,他曾在去年出版《欧洲,危机或是终结?》(Europe, Crise et fin ?)。

哲学家巴里巴:没有另一个欧洲,就没有法国

艾蒂安·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 资料图

“明天会怎样”?这里,我重复了德里达从维克多·雨果那儿借来的书名:它很适合被用来引出面临大选第二轮的“选民义务”时,折磨众多激进或非激进左翼选民的究竟是什么。我并不想要消除阻碍我们视野的不确定性。但出于公共用途的考虑,我想要尝试去划出这些不确定性的范围、说出它们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投票是为了反对什么,我们知道为何这么做、怎样完成它。用不着推诿,选择玛琳·勒庞的对手,选票上有着他的名字:埃玛纽埃尔·马克龙。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只是因为国民阵线那让人厌恶的政纲,也是因为一个新纳粹主义政党在夺取、或哪怕接近权力后,都会造成可怕的影响。这个政党源自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法国秘密军组织(OAS),建立在对移民的指控和对内部敌人的指定之上:仿佛脱欧之后的英国,一股种族主义、反伊斯兰、排外的侵害浪潮席卷而来,只是力道强了数倍。这是共和国价值以及个人安全的崩溃。勒庞输掉选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她尝到一场溃败。而局势并不明朗。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我们的选票投向了谁:一位雄心勃勃的技术官僚,聪明但属于少数派,拥护新自由主义,拥护法国社会在欧洲框架下的“现代化”,身处金融家与高级公务员网络的势力范围内,受到信奉“第三条道路”的年轻一代的支持,明确表态反对殖民罪行。我们尤其得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的选票将如何影响第一轮选举所揭露出的局势?这里,我指的并不是“第三轮投票”或是潜在的大多数,而是法国政治的自身状态。我想要提出两个问题。

我们的政治系统正在遭受制度危机,且没有修复的可能。虽然带有本土特色,但和别处一样,法国已无法透过包括中右与中左两党轮流执政在内的“正常途径”来管理。危机的一个症状是,传统两党所执行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没有分别。这既是“党派形态”去合法化的罪魁祸首,也是这种去合法化所引发的后果。埃玛纽埃尔·马克龙曾学习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试图透过矛盾的综合,把否定转化成肯定。面对法西斯传统的“非右非左”,他提出了“既是右也是左”。只有当他能够作为一个超越社会势力之上的、出于神意的人物出现时,一切才有可能达成。而这没有、也不会成真,所忆危机将会继续深化,并危及到民主理念的稳固。

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创立在有关现实冲突的表述中更具代表性、也更为真诚的机构与团体,它们会重新赋予公民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一些近期的运动,包括在选举时,已经开始建筑这个本质上是大众的而非民粹的工程,在我们将要穿越的这段危险时期,它必须时刻保持开工状态。

这项工程与“社会分裂”密不可分。各种论述四处传播,它们解释道,新的社会、文化、地域、职业、代际差异,已经取代了“左”与“右”的对立。至少,如果我们参考的是传统定义的话,这个说法并没有错。然而,把这些对立解读成类似“民族主义对抗世界主义”、“封闭对抗开放”之类的意识形态取舍,就太过故弄玄虚了!真正在发生的,一是社会不平等剧烈地恶化,二是由全球化引发的新的对立出现在穷人或是非富裕人群中间,更广泛一点说,出现在劳动者、使用者、公务员、学生中间,他们都屈从于金融盈利的逻辑之下。这一切并不会消除阶级斗争,却会极大地遮掩问题,尤其会阻止这些问题在政治运动中的呈现,无论怎样,这些运动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

为了祛除“人民内部矛盾”所承载的暴力,为了从中解放出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需要大量的思考和较量,尤其要用尽力气,把法国推向别的经济政策:并非以粗暴的放宽经济管制、限制工作权利的形式,或者相反,以保护主义和加强边境管理的形式,而是——如经济学家皮埃尔-诺埃尔·吉洛(Pierre-Noël Giraud)建议的那样——以一种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形式,强调游牧职业与定点职业之间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与在“国民的工作”与移民之间做选择并非全然一样),以及能源的变迁流动。只是,出于效率以及互相关联的原因,这一切只有以欧洲作为范围才能成立——显然,其条件是,欧洲必须颠覆从采取“不能违背的自由竞争”准则与其相关规定、进行预算紧缩、实行银行的豁免权以来所行的道路。

这正是为什么,本次选举中,针对法国政治对欧洲的牵扯,其讨论只停留在粗浅的对立与对欧元区机构流于形式的考量上,而没有直面本身也正经历系统危机的欧洲空间内的权力关系问题,关于欧洲未来的问题,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没有另一个欧洲,就没有另一个法国。马克龙的当选并不是这些问题变成集体介入的场域的充分条件。与之相反,勒庞只会确保这些问题被永远曲解真意。

我们不能全然推翻过去,而是要从中吸取教训。选举,透过其所揭示的、让人为之恐惧的、其所引发的,只不过是一个时刻,但我们没法绕开它。让我们睁大双眼,通过有利的方式来越过这个时刻吧。(文/杜卿)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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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katrin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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