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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摘要]《聊斋志异》大约成书于康熙前期,蒲松龄一边给村人讲故事,一边撰写,最后再进行修改,直到康熙中期定稿,前后历时40余年。

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深远,6月12日,辽宁省图书馆“册府菁华”馆藏珍贵古籍展开幕,作为辽图“镇馆之宝”的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是其中重要展品,手稿为《聊斋志异》定稿本,系海内孤本,得自蒲松龄后人。“澎湃新闻·古代艺术”同时还刊发蒲松龄墓曾出土过的自用印“留仙”“柳泉”(图形印)等。

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6月12日,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在辽宁省图书馆展出。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中新社此前报道,辽宁省图书馆“册府菁华”馆藏珍贵古籍展上展出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因年代久远纸张泛黄,但墨迹依然清晰,字体工整,经宣纸加衬装裱。

“澎湃新闻”获悉,现藏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手稿,以竹纸抄写,共收237篇,其中206篇为蒲松龄手抄,31篇为他人代抄。蒲松龄后人将手稿本捐赠给国家之后,由于纸质变色、发脆,由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师傅重新装裱,以宣纸加衬,并作成今天看到的金镶玉装。

半部《聊斋志异》系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聊斋志异》大约成书于康熙前期,蒲松龄一边给村人讲故事,一边撰写,最后再进行修改,直到康熙中期定稿,前后历时40余年。《聊斋志异》成书之后,蒲松龄却因为家境贫寒而无力刊行刻本,因此仅有抄本流传民间。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目前惟一发现了作者手稿的作品,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聊斋志异》手稿就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说:“蒲松龄子孙对《聊斋志异》手稿十分看重,大约在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介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便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随后传给其子蒲英灏。”

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蒲松龄故居

另半部,至今下落不明

蒲英灏当时在奉天驻防大臣——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手下担任镶蓝旗统领。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灏是蒲松龄的后人,便向他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无奈之下,蒲英灏先借出了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归还后又借出了另一半。没想到的是,依克唐阿随即进京参战,得病死在了北京,后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从此杳无音讯。

关于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下落,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伪满报纸《盛京时报》也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博物馆。”但也有说法认为这半部手稿于“文革”中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

“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

蒲家后人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迁往辽宁铁岭,并将保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携带身边。

蒲英灏去世后又将剩下的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据研究爬梳蒲家保存的《聊斋志异》手稿在上世纪的流传情况,可知1931年,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选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由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共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此时,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提出欲购买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驻伪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以威胁利诱手法欲得到手稿。

蒲文珊严尊祖训,不为利害所动。在给袁金铠的信中他写道:“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从而将手稿取回。

从烧炕取暖的旧书堆里救出来的海内孤本

蒲文珊为确保手稿安全,于居室北炕西墙开一小门,门前置一大衣柜,柜内设活板通此室。手稿则盛于漆木匣内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内。甭说局外人无法知道手稿的情况,就连其子女也不知详情。

1947年冬,辽宁西丰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会干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财,半部《聊斋》手稿也与挖到的浮财一起被拉到农会办公室,扔到旧书堆里准备用来烧炕取暖。恰巧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刘伯涛到元宝沟村检查工作,在农会旧书堆中发现一函两册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后经调查刘伯涛得知,住在本县、过去曾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后人。1948年6月,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经过蒲文珊辨认,这果然是蒲松龄的手稿。

此时,蒲文珊原藏的两函四册手稿,找回了一半,还差一函两册下落不明。刘伯涛不仅之后打听到有部分手稿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女同志带到了哈尔滨,于是给哈尔滨当地政府写求援信请求帮忙查找王慎之的工作单位要回原书。此后,终于收回了一函两册从哈尔滨寄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

蒲文珊将《聊斋志异》手稿捐赠给国家之后,1951年春,西丰县政府将两函四册《聊斋》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最终入藏辽宁省图书馆。当时,经专家鉴定,两函四册是四函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

辽图镇馆之宝还有宋版书

除《聊斋志异》手稿,“册府菁华”馆藏珍贵古籍展上,还展出了宋版书《抱朴子·内篇》《扬子法言》和入藏清宫钤盖“天禄琳琅”的《周髀算经》等50部古籍精品。

【延伸阅读】

蒲松龄纪念馆所藏蒲松龄自用印等相关文物

费滨海

山东淄博的淄川区蒲家庄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年)出生地。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开始出资整修蒲松龄故居(后更名为蒲松龄纪念馆),收集整理与蒲松龄相关的各种资料。2006年,蒲松龄纪念馆被正式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或许是因为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久远,或许是由于蒲松龄纪念馆员工励精图治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人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蒲松龄纪念馆除了征集到一批蒲松龄珍贵的手稿和与《聊斋志异》有关的抄本、各种文字版本外,还收藏了近千件中国现当代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学者的题辞、诗文、对联和书画作品,这其中就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田汉、胡厥文、梁漱溟、王昆仑、顾颉刚、赵朴初、聂绀弩、臧克家、俞平伯、周汝昌、端木蕻良、刘海粟、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吴作人、陆俨少、许麟庐、刘继卣、林散之、启功、黄胄和孙其峰等众多名家。

1962年郭沫若除亲题“蒲松龄故居”匾额外,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茅盾则题写了“柳泉”和“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

蒲松龄纪念馆还藏有5件国家一级文物,分别是清初画家朱湘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所绘蒲松龄画像立轴和四方出自墓葬的蒲松龄自用印。画像中蒲松龄身穿清朝生员衣顶,拈须端坐。画轴上方有其亲笔题跋两则:一曰“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伍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二曰 “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四方印分别为“蒲氏松龄”、“松龄留仙”、“留仙”和“柳泉”风景图形章。

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蒲松龄自用印“柳泉”(图形印)与“留仙”

上海自1840年开埠通商之后,西风日盛,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与此同时,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也开始向上海集聚,并最终形成著名的“海派艺术”。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北京中国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一时间,上海中国画院几乎云集了当时上海所有著名的书画名家。上海作为书画艺术重镇,蒲松龄纪念馆自然将其列为重点,有系统地向上海书画名家和学者征集书画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刘海粟1983年参观蒲松龄纪念馆后留书“聊斋声名震四海,一代文宗昭遗爱。”颜文梁1983年春题诗:“说鬼谈狐寄意深,等身巨作著书林。柳泉一水清如许,犹见先生讽老心。”朱复戡1980年夏题诗:“才华杰出蒲留仙,椽笔丽辞宗史迁。满腹经纶用不得,托将鬼怪写时贤。”学者、杂文家何满子题诗:“漫捡仙妖狐鬼事,投将人世写胸怀。于今夜夜淄川天,曾照先生铸鼎才。”中科院院士钱伟长、著名书法家赵冷月、任政、单晓天和周志高也慷慨赠诗题辞。

蒲松龄原来还有小说手稿与自用印“留仙”等存世

丰子恺绘《蒲松龄画像》

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丰子恺1962年应约为蒲松龄纪念馆作画两幅:一幅为一女子坐小凳换鞋准备外出,边有一小黄猫,窗外是春天的景致,桃花盛开,绿色的山脉隐约可见。左上方题:“闲院桃花取次开,昨日踏青小约未应乖,嘱咐东邻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凤头鞋子即当来。壬寅之秋病中读聊斋病起取阿英词为题 子恺画”。另一幅则为蒲松龄画像。上方题:“留仙才高,聊斋名美,笔墨生花;文思如绮,磈磊满胸;化作狐鬼,万口流传,猗哉伟矣。据康熙年江南朱湘鳞所绘像改作 壬寅小春 丰子恺画并赞”。两幅画生动而有趣,是典型的丰氏漫画风格。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面对这两幅画回忆道:“父亲作这两幅画时我未看到。这两幅画父亲都题了词,字也多。第一幅画意境很美,像在讲一个故事。父亲的书法功底不错,浓淡相宜,我临摹他的书法,始终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父亲学习过西洋画,因此素描造型基础扎实。对于捐赠展示的绘画作品父亲画得也往往一丝不苟。”黄幻吾则绘盛开的梅树枝上伫立一只小鸟,岭南画派风情跃然纸上。以山水著称于世的陆俨少画的是梅花和云石,这也是他笔下常见的题材,上题:“雪后园林春常在,一枝梅花压众芳。”唐云画了竹子,上有两个唐氏独有的麻雀以及充满勃勃生机的两支竹笋,别有风味。戴敦邦的《荷花三娘子》作于1980年,其时他刚刚完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三卷本英文版《红楼梦》36幅插图。画中的三娘子妩媚中透出清秀,荷花将她衬托得更见风韵。问起此画,戴敦邦记忆犹新,“这是应友人之请画赠蒲松龄纪念馆的,四尺对开,还曾出过挂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我画了整整100张聊斋题材的画。”戴敦邦一再谦虚地表示这幅《荷花三娘子》是在他艺术风格尚未定型之前的作品,尚显稚嫩。1986年戴敦邦出版了白描《戴敦邦聊斋人物谱》。1994年齐鲁书社出版但明伦《聊斋志异》评本就曾选用了戴敦邦10幅聊斋彩墨插图。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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