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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来臣:《战争哀歌》与亚洲和平

[摘要]损失可以弥补,破坏的东西可以重建,伤口也会愈合。但是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深处的伤疤却是永远无法被忘记的。战争的苦痛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何时都无法消散。

不知战争味,皆曰战争甜。饱受战争苦,方知战争惨。

——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

没有什么比和平更珍贵,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战争从人类社会中彻底铲除出去。

——保宁《战争哀歌》

越南作家保宁1991年出版的越战小说《战争哀歌》中译本马上就要由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挖掘该部作品的人文主义与反战传统的渊源,并进而论述其对亚洲和平的意义。

《战争哀歌》自1993年开始陆续被翻译成15种语言, 在世界上造成巨大轰动,越南国内外自然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要么单单就该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要么将其与其他小说进行对比(例如,奥布赖恩的《士兵的重负》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经常被当作比较的对象),都缺乏历史的深度与宏观的视野。阅读《战争哀歌》,不少人(包括作家阎连科)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保宁是根据什么样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积淀而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其实,至少早在1994年,保宁已经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接受记者坦普尔采访时说明他创作《战争哀歌》的初衷:“我当时就是想表明我对战争的看法,想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概念,而这种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文学传统中。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传统,存在了千余年之久,但后来却被我们丢掉了。在过去的40年间,我们的文学主要是追随苏联和中国的模式。”

孙来臣:《战争哀歌》与亚洲和平

《战争哀歌》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保宁创作《战争哀歌》在形式上有两个目的:一是回归越南文学史上人文主义的传统,二是摒弃苏、中模式。所以,越南在1945年至1975年间所形成与实践的越南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主要是毛式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学。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保宁又明确批评充斥于中国书籍中的所谓“(革命)乐观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宁的转向表面上有点“去中国化”的意味,但在本质上却是“去社会主义化”;而他所要回归的却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影响的越南传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汉书·艺文志》这样记载:“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于野乎!”越南文学的人文传统里有中国的巨大影响,在这种传统被政治化若干年之后,终于有诸如保宁这样的作家挣脱政治教条的桎梏,返璞归真,重新找回这种传统。而在中国这种人文传统可谓是 “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了。那么,因为“礼失而求诸野”,中国的军事文学创作也失去了这种古老的人文传统,落后多年,那就通过保宁的作品向越南学习吧!

所以,对《战争哀歌》的研究还应该从越南文化史、文学史以及中越文化交流史的长远视角进行,挖掘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例如,中、越文化史、宗教史上的“叫魂/招魂”观念对《战争哀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小说越文原著“招魂丛林”一节被英文本编者、译者改为 “Woods of Crying Souls” 或“Jungle of Screaming Souls”, 结果这一部分(即小说的开头部分)成了评论者、摘要者、研究者的焦点,他们或者在书评中直接用作题目,或者选录这一部分,或者将这一概念用于他们的分析论述中。例如,美国一本论述越战书籍的第八章就取名“鬼魂”(Ghosts),明显是受了保宁小说的影响。而且,该书第八章开始就引用《战争哀歌》里的段落作为引子,此后还数次引用保宁小说里的描述与对话。

至于招魂仪式,在今天越南领土内,在中国影响来到以前就应该有,但可以猜测的是,道教与佛教传到越南后,招魂仪式应该是得到了明显加强。有关当今越南领土内招魂仪式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唐朝元和14年(819年)单父(今山东荷泽)县尉李会昌在交趾遇害、尸体被投入江里后,其家属举行招魂仪式,即在丝绸制做的旗幡上书写死者姓名,呼唤死者名字。有关越南历史上招魂的记载,最著名的当属越南文豪阮攸(1766—1820)的《招魂文》(又名《文斋十类众生》)中的诗句:

异地孤魂,漂泊游荡;远离家乡,无人供香。夜夜游荡,充满悲伤⋯⋯年纪轻轻,战死沙场;身无子嗣,为其居丧。无头尸鬼,四处飘荡;夜雨淅沥,呻吟悲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战场拼杀,缴旗获枪。行如狂风,吼似雷响。万人丧命,只为皇上。冷箭流弹,命丧疆场;血肉之躯,无谓耗光。搁浅海滩,流落远方;可怜尸骨,哪有坟场?雨泣风响,弥漫穹苍;宇宙大地,夜雾茫茫。 森林田地,戴孝披麻;遗弃尸骨,无人供享。

阮攸《招魂文》的语境虽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的盂兰盆节或道教的中元节,但其与屈原的《招魂》、《大召》有无传承上的关联颇令人浮想联翩;而保宁在“招魂丛林”一节中的描写只有放置于中越文化的长远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的确,招魂仪式深入弥漫越南文化,以至于越战期间南越在美军帮助下进行的心理战也利用了这一文化心理瓦解越共军心。其大意是:越共士兵阵亡后曝骨荒野,无人收尸,魂散四野,而南越士兵则得到妥善安葬,得以魂归故里等等。越战结束后,为了寻找、鉴别阵亡将士的遗骨,越南政府因为缺乏先进技术、缺乏资金,只好诉诸原始办法,启用术士, 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属的家庭,做到尸骨还乡,魂归为安。越战期间以及战后的越南不正是“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张籍《征妇怨》)与“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韦庄《秦妇吟》)吗!

此外,《战争哀歌》与越南文学名典《金云翘传》的关系也值得认真探讨。早在1994年,英国《独立报》记者麦克尔·法热斯就指出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说阿坚与翠翘的命运有点类似,都经历重重磨难,但都坚强执着。阿坚虽说从战争中活了下来,但身心已经受到巨大创伤。战友们都成了亡魂,少年时所爱的美丽的阿芳也沦为妓女。他在和平岁月中踽踽独行,头晕目眩,酩酊大醉,而且经常被过去的痛苦所折磨,但最后阿坚还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面对充满冲突的生活。所以法热斯这样总结《战争哀歌》:“这部小说写的是绝望,但也是希望(It is a novel of despair, but it is also a novel of hope)。”研究当代越南的专家克莱嫩教授更非常强调这两部作品的传承关系。他在给笔者的来信(2015年9月22日)中指出:《战争哀歌》多次涉及到18世纪阮攸的史诗《金云翘传》,但帕尔摩斯(在英译本中)都漏译了,包括其中的一些词语(如“青楼”)和涉及一些场景(例如女主人公阿芳在池塘中洗澡,阿坚偷看那一幕)的词语。此外,《战争哀歌》写的是战争与堕落将男女两人分开、两人不能相爱的故事,而这正像《金云翘传》中在战火之后翠翘选择与金重做朋友而不是和他结婚。这些观点都富有见地。学者们应该顺着这些思路,进行更多的研究。

将《战争哀歌》与18世纪邓陈琨的《征妇吟曲》进行对照,我们可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也推测这两部作品也许有渊源关系。从第一到第十三章(一乱时,二出征,三悲惧,四怀想, 五孤零,六望想,七愁闷,八失望,九望寻,十怀疑,十一忧老,十二愿约,十三恳求),《征妇吟曲》与《战争哀歌》的主题章章暗合。认真细读《征妇吟曲》,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字为愁、忧、怨、恨、悲、惧、苦、闷、忆、思、孤、(盼、失)望、伤(心)、惨、哀、酸、辛、泪;仔细推敲《战争哀歌》,保宁沉重的笔触字字句句所描写的不也正是这些关键字词嘛!而其书名中的“哀”(sorrow) 字,正是该书的画龙点睛之笔!请看《战争哀歌》里的几句话:

现在他心中剩下的只有痛苦,无止境的痛苦,死里逃生的痛苦,战争的痛苦。

损失可以弥补,破坏的东西可以重建,伤口也会愈合。但是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深处的伤疤却是永远无法被忘记的。战争的苦痛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何时都无法消散。

战争的痛苦在他身上要深重得多。那痛苦令他在当下的生活里感受不到片刻的轻松。

真是战争之苦,苦不堪言;心灵之苦,无法愈合。《战争哀歌》将这种战争造成的苦痛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征妇吟曲》虽然对战争场面着墨不多,但有限的描述还是刻画生动、入木三分的。例如,

自从别后东南徼,东南知君战何道。

古来征战人,性命轻如草。

锋刃下,温温挟纩主恩深,

时刻中,历历横戈壮士夭。

祈山旧冢月茫茫,淝水新坟风袅袅。

风袅袅,空吹死士魂;

月茫茫,曾照征夫貌。

征夫貌兮谁丹青,

死士魂兮谁哀吊。

可怜争斗旧江山,

行人过此情多少。

古来征战几人还?

班超归时鬓已斑。

料想良人驰骋外,

三尺剑,一戎鞍。

秋风沙草,明月关山。

马头鸣镝,城上缘竿。

功名百忙里,劳苦未应闲。

《征妇吟曲》语言简练,形象概括,但还是生动地描绘出战争腥风血雨、残酷无比的场面:兵士一个个倒下了,尸骨散落各地,孤魂游荡,无人哀吊。尤其是,《征妇吟曲》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古来征战人,性命轻如草”,即从古到今战士的生命是不值钱的。这也正如阮攸所说,“万人丧命,只为皇上”。

《征妇吟曲》的第十二章“愿约”和第十三章“恳求”,就是渴望战后“太平年,愿君止戈置若然,”夫妻团圆,重新过上美好的生活。虽然作者邓陈琨借征妇之口说出了对战后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但并没有交代这种愿望是否得到实现。在《战争哀歌》中,保宁借阿坚之口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强烈憧憬,但这种憧憬被战后现实撞得粉碎。阿坚虽然盼来了“太平年”,但并没有“得意兮来时”,也没有“归来倘佩黄金印”,更没有与阿芳“交颈成双到老天。偿了功名离别债,相怜相守太平年”。

我们可以预料,邓陈琨笔下生活在战火连绵的18世纪的越南征夫,也应该与20世纪从南越归来的像阿坚那样的战士一样,幸福爱情与美满生活都被战争彻底粉碎了。《征妇吟曲》从征妇的角度出发,着重刻画了女性对离别之苦的倾诉,而对战争则着墨较少;而《战争哀歌》则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对战争与爱情的描述与刻画并重。虽然二者角度与侧重点均有不同,在时间上也相差两个半世纪,但都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对爱情、婚姻与生活的摧残,有异曲同工之妙。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战争哀歌》就是20世纪的《征妇吟曲》,保宁就是18世纪的邓陈琨。阿坚不就是像《征妇吟曲》中的那位征夫那样“投笔砚兮事弓刀”嘛(当然,阿坚从军的年龄比这位征夫还小三岁呢)!

已故著名美籍越人学者、翻译家黄倩通在为英译《征妇吟曲》所作的简短介绍中,画龙点睛地指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无论对邓陈琨同时代的人还是其他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扣人心弦,因为战争与战争的忧伤(原话为“the sorrows caused by war”)贯穿越南的整个历史。《征妇吟曲》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反映了普通百姓向往和平的心声,在当时一定是引起了巨大轰动,这从学者们争相将其翻译为越南的民族文字喃文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译者之一、著名文学家潘辉益就用“高情逸调霸词林,近来脍炙相传诵”来形容。《征妇吟曲》所造成的轰动,这样就“多有推敲为演音”(即将原著汉文诗翻译为字喃, 而现在所见就有七种译本,实际版本应该更多),而且流传到中国两广地区。

所以,《征妇吟曲》被当代越南文学家称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第一代表作”。从表现的主题与受欢迎的程度,《征妇吟曲》与《战争哀歌》简直是太相似了!前者在越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已经确定,而后者是否也能像前者那样成为不朽名著,因为时尚早,我们还不能遽下结论,要看它是否会一直传诵下去,所以这一点只能留给后人去评判。但从《战争哀歌》在海内外所造成的巨大轰动与重大深远影响,尤其是其目前作为国际上最受欢迎的越南文学作品等等事实来看,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在越南与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仅仅对保宁的作品进行研究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对保宁其人与其时代进行研究。例如,保宁对1978—1989年越柬战争和1979年中越战争的态度就非常值得研究。根据《亚洲华尔街杂志》1992年的一篇新闻报道,在1979年初,保宁因为在针对中国和柬埔寨战争问题的立场与政府立场不同,他与数百位越战老兵被开除出党。1999年,另外一位记者也提到保宁被开除党籍。很明显,第一篇报道的意思就是保宁和这些老兵是坚决反对越南与中国、柬埔寨开战的。有些越南学者对保宁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对他所说的“如果越南再有战争,那就让别人去扛枪打仗吧”的观点却非常不满。这也间接印证了保宁热爱和平、拒不参战的决心。笔者了解到的有关保宁反战的资料很少,但他因反战而被开除出党一事似乎应该属实。这一点在《战争哀歌》中也有所反映。保宁这样描述1979年:

但那个春天,却到处都充满了狂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热情。战争又来临了⋯⋯几个自以为很了解阿坚的人都劝他再次入伍。他们说:在越南,军事是长久的事业,军人都很抢手。这种情景好像是回到了十五年前,1964、1965年刚开始抗击美国的时候。城里一些衣着华贵的市民们这么说,“当然,比起之前,我们更加英勇和强大,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越南不像别人谣传的是那种穷兵黩武的国家。好战的,只不过是几个四肢短小、大腹便便的中年政客罢了。对普通百姓而言,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带来的伤痛,已经是千年难以平复的了。

虽然保宁没有明说,这是指越南与中国在1979年的那场战争,但他反战的态度通过主人翁阿坚之口说出来,跃然纸上,而且多带讽刺口吻。

保宁对1979年中越战争的态度在他对莫言小说《战士重逢》越译本所写的评论中表现得更清楚。这篇书评发表在2009年越南的《青年文艺报》上。首先,保宁以“1979年的那场战争”之类的字眼来称呼中越战争, 而不是使用越南官方所惯用的“中国侵略越南”这样的字眼。第二,保宁提到,“实际上,我也曾暗地里思想过执笔,至少也要写一部短篇小説, 可是有所犹豫,有所迟疑,而那种胆怯的表现更甚于冷漠的态度。”他也想就这场战争写篇小说,但是他没有写,主要原因是“胆怯”。这里没有明说,但不难看出,那时因为他的态度和口气与官方的口径不符合,写出来会惹麻烦的,所以不敢写。第三,从保宁对莫言这篇小说的欣赏来看,就可以猜出他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写那场战争。因为保宁读过莫言的《檀香刑》和《丰乳肥臀》,在他尚未打开《战士重逢》之前,他就猜到“不会是一部堆满那些廉价的政治词句和观念的小说”,并“相信像莫言那样级,别的作家绝不会为斩斩杀杀而歌功颂德”,“将不会使用高呼冲锋、煽动仇恨、 叫人淌血的语调书写”。看完莫言小说,保宁说“此书并非‘歌颂’什么,也不解释什么, 书中只体现莫言眼中的被时势卷入战争的那些兵士和贫穷农民的命运”;越南读者可以通过莫言的小说了解“中国的普通士兵和善良的平民百姓的心态”。他还说,“现今手拿着莫言的书,我更深深地感到像我如此的一个写作人,实在是太普通了。”看来,莫言写出了保宁想写的东西,而我们也就可以猜想保宁当初要写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了:那就是不为政治服务、不歌功颂德,而是揭示人性、超越民族主义、表现和同情底层百姓命运的作品(《战争哀歌》不正是这样的作品吗!)。

孙来臣:《战争哀歌》与亚洲和平

越南战争

保宁的作品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卫报》的一位记者在1994年就建议说,美国的政治家与政策制定者都应该读一读《战争哀歌》这部小说。我们不知道美国政界是否有人读过这本小说,但《战争哀歌》似乎对越南的政治家与决策者产生了一些影响。《波士顿全球报》的记者大卫·沃什在1995年透露了这样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越南贸易代表团定期访问美国,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许多越南官员都跟他说,《战争哀歌》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越南公众对越战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迫使越南政府去面对和处理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这项报道如果属实的话,那么保宁小说可谓劳苦功高、功德无量了!根据同年的另外一篇报道,受到保宁小说的鼓舞,越南富有自由思想的作家在当年的作协会议上要求政府放松管制,给予更多的创作自由,但遭到拒绝。

保宁本人与《战争哀歌》在促进和平方面也起着巨大的作用。首先,让我们看看保宁创作《战争哀歌》的初衷及其对和平的态度。2000年,在与韩国著名作家、亲历越南战争的黄皙•暎的对谈中,保宁点出了其小说的主题:“20世纪战争连绵不断,正因为如此,21世纪必须要成为没有战争的世纪。这正是我撰写《战争哀歌》的初衷。”有鉴于此,保宁继续说道,“即使是要等待很长时间,朝鲜的统一也必须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将来在整个亚洲地区,也不能再因为战争而牺牲生命。”2010年,在谈到亚洲的紧张局势时,保宁这样说道:“还是让作家来谈论战争吧!”意思就是政治家们不要做出开战的决定。2011年,保宁在“日经奖”颁奖典礼上说:“我的所有作品都强调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没有什么比和平更珍贵,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战争从人类社会中彻底铲除出去。”2013年保宁在越南接受采访时又说:“和平是最大的幸福。”2016年,保宁的《战争哀歌》在获得国际上多种奖项之后又获得韩国沈熏文学奖, 该奖旨在奖励亚洲作家以和平与正义为主题的作品。《战争哀歌》谴责战争,讴歌和平,荣膺此奖,当之无愧。

这是保宁发自内心的真诚忠告,也是他以生命换来的宝贵教训与智慧。而保宁的忠告在当今亚洲甚至全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亚洲当今的形势是“万姓厌干戈,三边尚未和”( 唐朝刘商《行营即事》);彼此力量的起伏消长、尤其是领土的纷争使亚洲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的边缘。面对亚洲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其他敏感问题,极端民族主义者叫嚣不惜诉诸武力,一战为快。那么,我们就奉劝这些从未经历过战争但鼓吹战争的人们读一读保宁的小说吧!读后他们才会充分理解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的诗句,“不知战争味,皆曰战争甜。饱受战争苦,方知战争惨”。

正如保宁所说,“好战的,只不过是几个四肢短小、大腹便便的中年政客罢了。对普通百姓而言,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带来的伤痛,已经是千年难以平复的了。” 在越南是这样,在世界其他各国也都是如此。黄皙•暎也利用其小说中的人物这样说:“我向来坚信军人的名誉就是指不论何时为国家所追求的积极价值而将生命置之度外。但从战场上回来的我,在踏上我的故土时却丝毫没有自豪感,我忽然想扪心自问一下,国家所要求的东西不论何时都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吗?”我也希望中越两国的知识分子们不要像茨威格所描写的一战初期的那些欧洲知识分子们,“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知识分子必须保有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不要轻易被国家利益所收买。

伫立在吴哥窟遗址前,我默然沉思:

石头都能碎裂,何况肉体!

啊,石头,请允许我刻下这祈求和平的诗句:

不管什么战争,无论谁赢谁输,

最后平民百姓总是堂燕池鱼。

这一年,越南最后从柬埔寨撤军。阮维应该是在反思了十年越柬战争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吧。

不正是嘛!自古到今,那些参加战争、战死沙场的人不都是那些平民子弟嘛!唐代曹松不是说 “一将功成万骨枯”(《己亥岁二首》)嘛!而越南18世纪文学名著《征妇吟曲》不也说“古来征战人,性命轻如草”嘛!保宁就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要竭力保留越南士兵英勇作战的英雄形象,保持他们战胜法国人和中国人的辉煌记录。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政府不把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粉饰得冠冕堂皇?它们都希望本国的人们相信“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于自己的国家”。但是,每当国家号召人们为国而战的时候,人们都要象黄皙暎那样扪心自问一下,“国家要求的东西不论何时都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吗?”

保宁在《战争哀歌》的结尾这样写道:“正因为这种痛苦,我们逃过了战争的劫数,逃过了无尽的杀戮。”该书的一篇书评也写道,“哀伤过后,付诸行动”(“From sorrow, action may be born”)。所以,正是那种战争所带来的那种深伤剧痛才会促使保宁拒绝战争、热爱和平。保宁不仅把对和平的祈求挂在嘴上,他也将其付诸行动,他在1979年反战、拒绝参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都是因为他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因为他深知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20世纪越南女诗人湘浦(Tuong Ph )(真名为杜氏谭,1896—1973)为期盼和平曾满怀热情写下这样一首诗《谁?》:

心中将士知是谁,平定干戈救国家。

笑掩兵书孙吴著,不教鲜血染河山?

气宇轩昂韬略长,才德恩威感敌降。

收取江山成一统,不耗兵将卧沙场。

谁人和解五洲民?敢教人类止残杀。

再造和平安世界,旧日江山换新颜。

肯将伟人现身否? 山河无疆红尘远。

年年岁岁苦相盼,期待时势造英雄。

湘浦朝思暮盼的那位制造和平的英雄难道不就是保宁吗?

美国斯托夫人(1811—1896)1852年发表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为《黑奴吁天录》)对废奴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10年后,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曾说到:“那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若干年后,我们希望人们会这样评价保宁:“他就是那位遏制了许多战争的老作家!” 其实,读者们已经从《战争哀歌》中强烈地感受到其所传递的和平信息。

《战争哀歌》通过对残酷战争淋漓尽致的描述表达了对和平生活的殷切期盼。读罢该小说,读者无不掩卷深思,思考当今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笔者本人自从阅读了《战争哀歌》后,对越战以及其他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并且一直在认真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其他读者在这方面的反应也是异常强烈的。在保宁小说众多的书评中,有一篇格外与众不同。这是一位名叫丽玛的旅美阿富汗女性以英文撰写的习作,刊登在“阿富汗女性写作项目”(2008年创办于美国)的网站上。丽玛结合她自己在阿富汗生活的亲身经历对《战争哀歌》进行了评论。

自丽玛出生起,阿富汗就战火连绵,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她一刻也没有享受到和平的安宁;这包括内战、种族间的战争、与邻国的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战争。而丽玛六岁就首次被战火波及而受伤,长大后也都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枪击的情况下工作。战争的创伤使丽玛经常噩梦连连,每次醒来之后都以为自己又受伤了。保宁对战争残酷无情的真实描写使丽玛回忆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在她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震撼与共鸣。看到保宁小说的书名The Sorrow of War,丽玛是非常犹豫的,因为她不再想读到别人痛苦的战争经历,但她还是坚持读完。读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时,丽玛感到极度痛苦, 以致她不得不休息一下,然后再找回自己的思绪。丽玛无比赞同保宁“战争中没有赢家”的观点,并指出战争后果不会在战后马上就消失,而是在几代人心中都种植仇恨。 她问道:“为什么总是会有战争?我们人类为什么总是要互相残杀呢?”

笔者在最后即将完成本文初稿时,正值2015年圣诞节。1971年的圣诞节,正值越战战火纷飞时期,著名甲壳虫乐队队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创作出经久传唱的“圣诞快乐(战争已经结束)(“Happy Xmas (War is Over)”一歌,以示其反战立场。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无论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红种人,让我们一起庆祝圣诞,停止战争”。45年过去了,越战的硝烟也早就灰飞烟灭了,但让我们永远记住保宁及其《战争哀歌》的反战精神, 让战争成为过去,让和平永驻亚洲。

作者孙来臣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屯分校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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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ingting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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