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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每个人的生活都存B选项

澎湃新闻谢丽尔·桑德伯格2017-08-11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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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还浮上了海面,细密、绵长,挥之不去。

编者按:畅销书《向前一步》作者、脸书COO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谢丽尔感觉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而在谢丽尔的这本新书《另一种选择》中,她从发现丈夫猝然倒在健身房的地板上开始,描述了她在丈夫去世后感受到的极度悲伤和孤独。然而,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本文为谢丽尔为该书所写前言,回忆了丈夫去世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心境。《另一种选择》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每个人的生活都存B选项

脸书COO谢丽尔·桑德伯格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 年夏天,我和戴夫·高德伯格初次相遇。那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始,我马上就睡着了,我的头倚在了戴夫的肩膀上。后来,戴夫总是喜欢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当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都会倚着旁边的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还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订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我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讳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便在睡觉时,他的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但他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我“变得足够聪明,能摆脱其他衰人”后,才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6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会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会把我们“伟大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支柱。每当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冷静;每当我焦虑的时候,他都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会帮我理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感到,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11 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50岁的朋友菲尔·多伊奇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二人世界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iPad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利的果实时,我对戴夫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15点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的哥哥罗伯和朋友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儿诧异,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了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他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这个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伯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道:“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中的紧张感。此后,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让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这句话了。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都开始尖叫。我给戴夫做了心肺复苏,然后罗伯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30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为他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央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心如刀绞,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了我们的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好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说:“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在将来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我当然要去说再见,我怎么舍得离开他。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来,带我逃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伯告诉我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抱住戴夫。最后,罗伯慢慢地把我拉开了。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这一切都令我无法想象。之后,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走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我的家里也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哭倒在地上,他们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他们和我们躺在一起,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孩子们远离伤痛的成年人的臂弯,在此刻却不再温暖有力。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伤感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而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憋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了——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我甚至无法呼吸。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还浮上了海面,细密、绵长,挥之不去。然后,悲痛又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些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回忆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仿佛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都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其他人怎么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呢?

而且,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带有杀伤力。女儿在“家长之夜”活动上给我看她在8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了看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看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写的文字。我颤抖着,脚步蹒跚,差点儿跌倒,我只能假装要不小心跌倒了。我们一起走在教室里时,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家长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所有的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这次,女儿生日那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母亲、妹妹和玛恩陪着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只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些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便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阿普唑仑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对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 极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对它说“是”》(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伤感。例如,《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哎!《不是结束》(Not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最后,我转到了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个频道上。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讲出来”。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与悲伤作别,我想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最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每时每刻都掌控着我,即使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它却一直在那里。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 S. 刘易斯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站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的那两星期是我最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朋友的信。她60多岁了,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为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不认为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似乎只有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曾读过亚当所著的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作为调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执行官),戴夫曾邀请亚当来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内在驱动力和人生意义,我们还讨论了当今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且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实际上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会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将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于是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其实存在着边界。他想面对面地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最多6个月内,50% 以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acute grief)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但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多久后会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中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时,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我们则会遭遇当头棒喝——它可能是孩子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令人撕心裂肺的感情破裂,或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我问亚当,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那么我们如何得知自己的复原力有多大?他解释说,一个人的复原力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增强复原力?复原力是指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而且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本身,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肌肉的力量。

《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每个人的生活都存B选项

谢尔丽新书《另一种选择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这句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戴夫身上,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里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后返回工作岗位,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我没有选择,只能保持清醒;我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并且承受“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我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我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然而,正是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困境。最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最可怕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负面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认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当然,并非每一天希望都会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挫败或困境,并没有。世界上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能帮助所有人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答案。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并非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并非总是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他们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宝贵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减轻我们努力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的互助,以确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面对。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增强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这些逆境包括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极端苦难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于复原力的思维模式。

我现在知道,一个人将会在经历创伤后不断成长。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之后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我也相信,经历创伤前成长,即一个人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复原力,能为面对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的人生旅程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散开,可这份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和许多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重拾快乐,并帮助他人走出迷雾。

回首曾经最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下,我的内心也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们在墓地崩溃大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我们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那么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去,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唱起从小就熟悉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祷平安。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犹太教徒哀悼亡者时诵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最后一句。很快,在场的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起来,哭泣停止了。之后,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微笑,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朋友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亲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只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择A 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人生从来都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存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面对并做出选择。(文/谢丽尔·桑德伯格)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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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unj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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