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大学太紧张,出不了好学问

雅理读书2017-08-12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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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大学太紧张,出不了好学问

建设世界一流、追逐大学排名,这似乎是亚洲大学都无法免俗的一场游戏。台湾高校过去20年来,迈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对于大陆院校,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学术和科研已跻身亚洲领先水平。但成天围着欧美高校设定的指挥棒转,做出了符合世界级水准的学问却无法解答本土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困扰和挑战。

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沪讲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专访。

——《文汇报》编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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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将学院升格大学会升出很多麻烦

Q

您一直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台湾高校总体数量不少,但办学质量怎样?

王汎森:过去20多年来,台湾许多原来的工专、商专,或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大学。记得我念书时,台湾只有30多所大学,现在则有160所。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少子化”令生源变少,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同时,台湾的教育资源也被稀释。

在台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需凭学校的表现和人数,领取教育部一定的补助。过去,教育部用同样的钱可以较为集中地进行资助。可当教育资源稀释后,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适曾在1947年提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按他的想法,一个政府应集中精力栽培10间大学,因为以其财力,只能扶持这么多。现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钱的。19世纪以来的大学所花的钱当然也不少,但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的工专、农专、商专等许多原来具有很强“实做”能力的学校,在升格为大学后,使用和普通大学一样的评鉴标准,只讲求做研究、写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实做”的传统丧失了,不管是画建筑图、技术改进还是农业培养。这个问题最近又开始被注意到。

余年前,我曾担任过一次全台湾科技大学评鉴的副总召集人,当时听了一些意见,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但不知为何没引起注意。等到这两年台湾经济衰退,人们才开始慢慢再度关注这个问题:公司、工厂觉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学又发现培养的人才过剩。其中部分蹊跷就在于缺少“实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没有实做能力、只会写论文的人。

其实,早期台湾企业里在第一线工作、最好、最有拼劲的员工往往是那几所有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也在发展生产的第一线。那次评鉴的时候,一个与会的建筑师说,现在从工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不会画建筑图了,都要从头教起。

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须既有研究高深学问,也有强调实做的。德国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经济萧条时,德国的经济相对稳定,失业率也低。相反,亚洲国家却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变成一个模样,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学问研究不如别人,实做的也不如别人。

“过度紧张的地方”

出不了高度原创性的学问

Q

您曾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高校过度竞争化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大学实行“优胜劣汰”,才能产出丰硕的科研成果,提升教育质量。台湾高校的情况如何?

王汎森:我一直在观察台湾的整体学术表现,过去20年中,台湾高校学术质量进步很大。但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强调竞争而导致的问题。

激烈的竞争把整体学术水平推到了“高原”的状态,可是真正丰沛的、原创的东西一时还出不来。适度的压力是有助益的,但过度的紧张会压垮人、出不了好学问。我们用这么大的压力,一直“逼”、一直“打”,终于打出了世界水准的东西,用英文在国际上和别人较量,但在世界级水准的研究上,却看不到更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没有独创的东西。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被那些固定的标准绑住了。

大陆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大学都在走同样的路,都在追逐欧美国家给我们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固然不错,但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在我看来,是时候该追求有自己特色、有独创性的、还要能呼应自己社会需求的学术研究了。

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另一个体现,是对大学世界排名的追逐。大学排名,真是一个很俗气的标准。台湾大学挂出横幅,要努力进“百大”,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校不是百大!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诺贝尔奖得主,他也是台大毕业的。每次看到这样的布条,他说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一个学校把“百大”当作一条命在拼的。

把“世界百大”作为奋斗目标,不能说高校没有进步,确实,有一些大学里的“朽木”被清除掉了。但我们同时要看到,有得就有失,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它从前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带有一些悠闲思考的味道——大学变成了福特式管理的超级市场。

Q

您理想中的大学,应有怎样的一种治学环境?

王汎森:大学应该慢慢恢复为一个精神至上、有些余裕的地方。当然,余裕不是懒惰。欧洲中古时期,人们觉得散在欧洲各地的大学是欧洲精神的堡垒,能多少享受有别于基督教教条的思考的自由。现在的大学却变成了最紧张的地方,太硬了,而且越来越硬。

最近,台湾的高校在评鉴这件事上有重要转变。评鉴本来的目的是提升研究和教学水准,但过去10年做得有点过火。系自评、校评、教育部评,每隔几年要大动干戈一次,文书摆了一桌。去年院士会议的时候,几位院士,包括林毓生先生和我,联名提议要求修改评鉴标准。这一意见后来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台湾开始允许一定水准之上的大学自己办评鉴,理想目标是发展学校自己的特色。因为各个学校所擅不同,有些是人文科学,有些是生物医学,不能用一概标准来评鉴。

但是,当台湾高等教育正逐渐从原来的一体化标准中走出来时,却发现最大的阻力是大学的领导阶层。因为一些学校被束缚惯了,或是觉得自己定标准不足以服人,最好还是教育部制定统一标准。真是“演戏的人要散,看戏的人不散”。

推行文理学院和通识教育

当是未来努力方向

Q

除了评鉴标准之外,台湾高校近期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转变?

王汎森:去年,我和几位院士希望在台湾推行文理学院(Liberal artscollege),但没获得什么响应。

台湾现有的160所高校中,有一大半将来应当转成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的特色是:就最基础的学科做极为深入的培养,包括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等,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表达。另外,文理学院里的老师都非常关注学生的学习,师生比例很小,彼此关系紧密。在文理学院,老师如果研究做得好,非常欢迎,但是教学是评鉴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文理学院做得很成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务长曾做过统计,发现美国科学院院士出自文理学院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应有的。克林顿、老布什、奥巴马都受过文理学院的教育。奥巴马当年读的是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2年制。这个学院的一位老师恰巧在台湾当客座,他告诉我,奥巴马在西方学院最受益的课之一是西方政治哲学,罗杰·波希教授的“从十诫到上帝之死”。这类课的影响可以从奥巴马的思维风格与言语表达上看出来。由于文理学院讲究领导、沟通和演讲的能力的培养,因此从这里出去的学生担任领导和主管的比例也相当高。

对于我们这个凡事讲求实用的民族而言,会觉得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有一点“高大空”。西方好的大学的本科教育不那么现实,这段教育的目的是为一个人的终生所用,而非只是眼前求识的准备。这包括人生理想的树立,遇到挫折时的心灵慰藉、与人沟通的方法、自我学习的能力……这些东西是终生所需的。等一个社会认识到教育的真谛之后,才不会把大学当成一个就业训练所。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那里有很多美国南部有钱人家的孩子,毕业后会回家继承家族企业。但学生们选得最多的却是历史系,专业的企管、法律或财务,是到研究生阶段再学。因为他们觉得,要做领导者,必须要先懂得人的世界,而历史正可以扩充心量,一个人不可能做拿破仑,但是在读他的事迹的时候,整个人的经验和心灵历程就延展了。

Q

目前,很多国内高校都在试点开展通识教育。在台湾的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行得如何?你如何看待通识教育?

王汎森:过去20年,台湾的大学开始陆续建立通识课程。可过去5年,又兴起了一股激烈的检讨风气,认为许多通识课程已经沦为垃圾学分,比如把珠宝鉴定、口腔保护等都列在其中。

通识教育课程必须经过仔细审视。一个人的通识包括哪些东西?一个大学生除了他本来的专业之外,还得有表达、沟通的能力,学好母语和至少一门外语。网络的普遍使得原本的专业知识一查就有,这一点就已对教育产生了冲击。但为什么学习还是要紧的事情?因为学习并不只是获得这些查得到的知识,而是习得把这些知识串起来、形成整体、宏观认识的能力。通识的目标在我看来应该是培养在各个专业之间或之上的“通达之识”。

治学的年轻人最缺的是对远景的想象

Q

回顾您的学术道路,您觉得您那一代学者和现在的台湾青年,在治学上有什么差别?

王汎森:我那个年代的台湾青年,追求知识几乎没有分科的界限,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如果你不小心看到这一代人的书架,你会以为他们在读八种学问。但是現在学习变得专业化,最多跨出去一两格。

还有一点,我这一代的台湾读书人还有很强的“道”的抱负,这个“道”的抱负现在大概会被认为有点迂腐、老派。

这个“道”不一定是儒家原来意义的“道”,而是有一个关怀的目标。台湾那一代的青年多少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想法,这种期待会转化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现在,这种公共服务的精神正在失落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已经不欣赏、不接受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受后现代等各种影响,对比较趋向中心的思考、宏大的叙述已经没了兴趣,并且还有一点冷嘲热讽。这就是代际间的差别——老一代觉得要谈时代走向,年轻一代却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Q

您能给现在立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王汎森:德国小提琴家穆特说,你要教一个人造船,最有效的办法是告诉他船在大海上航行的美好,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求得各种知识、技能,来建造一艘大船。对学问本身有一个远景和想象,其重要性在许多具体方法和技巧之前。

至于我的学术“远景”,则是余英时老师给我树立的榜样。余先生常讲,民国以来很多学者写过一两本有名的学术著作之后就金盆洗手了。但我在余先生身上看到,做学问是长韧的追求。余先生现在83岁,每天还沉浸在知识的王国中。前不久台湾东华大学的一个学生说想要了解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告诉他,老师对我的影响,前一个阶段以学术为主,但到最近这些年,又增加了生命历程的榜样这一点。余先生做学问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种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一些来自政府或国内外大学工作上的催促,我都回绝了。

有一个学术楷模其实非常重要。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缺少的正是一些远景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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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unj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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