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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后凿河

萧后凿河

张家湾段的萧太后河(白继开摄影)

萧后凿河

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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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指的是萧绰

自公元936年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于契丹后,今北京地区就成为辽朝版图的一部分,辽朝与宋朝的分界线大致在保定白沟至天津一线。辽朝版图扩大,跨长城而拥有了中原地区的部分土地,《辽史》称其“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长城南北,风土差异很大,《辽史》总结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鉴于这种实际情况,辽朝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类似于今天的一国两制。辽朝实行五京制,以燕京为南京(现北京),设南京道,管辖今北京和冀东一带。中原王朝丢失了幽云十六州后,失去了战略屏障,因此北宋一直想收回幽云十六州,屡次兴兵北伐。辽宋战争延续了一段时间,直至澶渊之盟宋辽议和。在辽宋战争期间,辽代的统治者辽圣宗和其母萧太后多次来到南京(现北京),以指导战事。

说起萧太后,还要讲一下契丹的婚俗。当年,耶律阿保机建辽朝,作为开国者,特别仰慕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于是便在自己的契丹姓氏耶律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汉姓刘。这样做还觉得不过瘾,他觉得皇后一族的述律、乙室、拔里等贵族有辅佐之功,可与西汉开国丞相萧何相比,于是将皇后一族一律改姓萧。萧氏与耶律氏因世代通婚,故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所以辽代历朝皇后绝大多数都姓萧,萧太后也有好几个。今天我们所说的萧太后,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她太能干了,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大家都以为辽朝只有一个萧太后。

言归正传,萧太后本名叫做萧绰,小名燕燕,父亲叫萧思温,为北府宰相。根据《辽史》记载,燕燕从小就聪明伶俐。萧思温曾经看自己的几个女儿一起扫地,除了燕燕之外的其他几个女儿都简单打扫一下房屋就走了,只有燕燕一丝不苟,把屋子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萧思温非常高兴,说:“此女必能成家!”这里的“成家”可不是结婚后会干家务啥的,而是会有一番成就。萧思温果然没有看错,燕燕长大后成为皇后,后为皇太后,协助其子辽圣宗击败宋朝,巩固辽朝统治,建立了不朽功业。萧太后小时候打扫屋子的事迹再一次证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的无比正确性。

萧太后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与她在辽宋战争期间驻跸南京(现北京)和在今通州南部地区的游猎活动有关,当然民间影响还与评书《杨家将》的广泛传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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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地名与萧太后有关

包括萧太后河在内,北京有多处地名源于萧太后,这和契丹的生活方式有关。

契丹兴起于我国北方,渔猎是其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对其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很大影响。契丹贵族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据《辽史·营卫志》载,“辽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铢”。所谓捺钵,其实是契丹语言,含义是可汗渔猎时所建之牙帐,或出行时之行宫。辽朝皇帝的春猎活动主要是凿冰取鱼和纵鹰鹘捕捉鹅雁。时间是正月上旬至四月。活动地点有四处:鸭子河(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长春河附近)、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凿冰钩鱼后有“头鱼宴”,捕鹅雁要用一种体小力大而凶猛的猎鹰名“海东青”,捕鹅后也设庄严隆重的“头鹅宴”,相当于中原皇帝的亲耕大典。辽宋战争期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南京(现北京),春季游猎无法去固定的春捺钵地,只能在南京(现北京)附近寻找水多的地方打猎。当时,通州南部地区湖泽遍布,水鸟众多,恰是春猎的好地方。因此地与辽东的延芳淀相似,遂将此处命名为延芳淀,定为春捺钵之所。《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辽代帝王在延芳淀狩猎的情景:“辽每季弋猎于延芳淀,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集,春秋多菱茨。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锤鹰食刺鹅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猎者以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封地。”为了打猎,辽朝还在此处设了一个县,叫做漷阴县,这就是今天通州漷县镇的由来。

每次游猎,皇帝的后妃也会前来,今通州于家务乡有一个村叫神仙村就与此相关。契丹虽然有男女分工,但弯弓射箭是其最基本的生活本领,所以契丹女人在闲暇之余也会参与游猎。神潜宫就是辽朝皇帝为来此打猎的后妃们建造的宫殿,后演变为神仙村。想来,萧太后也多次来此游猎,通州南部地区有的高台子就叫萧家台子,漷县村有萧太后驻跸井,还是当初漷县八景之一“驻跸甘泉”。

萧太后作为历史上一代女中英豪,匡扶辽朝江山社稷,在朝野有着巨大的社会威望,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萧(或肖)字在北京地区属于一个典型的词汇,很多事情都往萧太后那靠。如平谷区北山中过去有一个村叫肖家院,后来以与萧太后相关为由,将村名改为太后村,并沿用至今,连山名也称作太后山了。延庆区古城为夷舆故城,民间传说萧太后曾在此驻跸,又叫萧太后城。萧太后的传说不仅局限于北京地区,在作为辽代西京道的大同地区,与萧太后有关的历史遗迹也比较多,如大同城内有梳妆楼,清《大同府志》记载:“相传辽萧后居此”,山阴县西南有萧太后营,灵丘县西南有萧太后城,天镇县有萧后井。

国内有几条以人名命名的河流,其中胥江是指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挖的人工河,贾鲁河则是纪念元代贾鲁的治河功绩。而萧太后河的名称来源,却只有民间传说,正史中并无记载,在辽金文献中,也未发现萧太后开凿运河的记录。这条河是否真正为萧太后所开凿,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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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桥正名“通运”

辽代,南京(现北京)城是辽宋对抗的前沿重镇,不仅有大量驻军,而且皇帝和达官贵人也经常过来居住,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需要从辽东及内蒙古、山西等地筹措大批粮食物资运来。如辽开泰六年(1017年)南京道饥荒,朝廷运输云、应、朔、弘等州粮米接济,可见,南京(现北京)地区的粮食有时需要西京地区供应。

辽太平九年,南京(现北京)地区饥荒,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以从辽东运粮。廷议称道路险远不便,该计划遂未实行。虽然此次从辽东海运漕粮之议没有成功,但根据文中招募“习海漕者”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有海运的存在。另外,明人蒋一葵在其所著《长安客话》中谈到了辽代的海运故道,香河县“境南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界入海,相传辽时海运故道”。此段文字所说大小龙湾在香河县境南部,而清代志书所说萧太后运粮河却在香河县境北部,这或许是因为河流变化所引起,按照明嘉靖《通州志略》记载,牛家务河(即箭杆河)曾在王家摆渡入潞河。嘉靖《通州志略》记载宝坻县有“粮河”,“古海运故道也。元世祖以越海不便,塞之。今河形尚存。”民国《宝坻县志》记载粮河位置,“在县南五里”。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测辽代曾从辽东海运漕粮至南京(现北京)地区。在北京、通州、香河、宝坻一带,均有萧太后运粮河的传说,似乎佐证辽代的确曾经开凿过运河以运输海运漕粮。宋辽对峙时期,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白沟以北为辽南京(现北京)地域。南京(现北京)驻扎有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很可能利用海运从辽东运粮至南京(现北京)地区,这或许是《辽史》当中太平九年所记载的“海漕”。当时,萧太后驻跸南京(现北京),当是利用南京(现北京)至渤海之间的自然河流,进行疏凿联通,直通渤海,从而把渤海运输线与南京(现北京)河运连接起来。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研究,辽代漕粮是由海路运至蓟运河河口,然后转入内陆运河,由大小龙湾河溯流而上,至香河县西南境入白河,继续向西北逆行几十里到达潞县南(今张家湾),再经萧太后运粮河便可到达燕京。

在张家湾南城外,萧太后河上有一座历经沧桑的石桥,当地居民称其为萧太后桥。此桥原为木桥,因地近码头,南北客货悉经此桥,经年累月,不堪重负,明神宗敕建石桥。万历三十一年(1603)正月动工,三十三年(1605)十月告竣,赐名“通运”,因此其正名是通运桥,而萧太后桥之名是1949年后形成的称呼。1949年之前,凉水河从张家湾城南流过,萧太后河从张家湾城西南汇入凉水河,通运桥当时跨于凉水河上。1949年后,通县政府治理凉水河,将凉水河河道从马厂村北改道,从今张家湾镇村村南流过,原来流经张家湾城南的河道遂成为萧太后河的下游河道,萧太后河在瓜厂村北汇入凉水河,从此通运桥就跨萧太后河之上,日久天长,当地居民称其为萧太后桥。

萧太后桥为南北走向,桥身平直,桥下有三孔,中孔最大为9米,两侧券孔为7米,桥体全长43.3米,桥宽10米。桥身两侧都是一色的青沙岩,18根望柱上有神态各异、雕工精美的石狮子,19块护栏板上雕有寓意“保佑平安”的宝瓶状浮雕。中孔两边上方的镇水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两面的水势。经过数百年的车轧马踏,桥面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车辙,更显古桥的沧桑之处。桥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桥的结构还算完整。萧太后桥东西两侧均建有为乘客登岸所设的石质平台,南来的客船都停泊在张家湾城西南角外萧太后河的宽阔处,然后在此等待登岸。河畔有曹雪芹的巨型铜像,铜像旁边的一块巨石上刻有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手书的“萧太后河”四个大字。

历经千年岁月,萧太后河依旧为京城居民的生活提供着便利。待河道整治工程完工,这条古河道又将水清岸绿,再现其昔日风采。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运河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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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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