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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名著那些事2017-12-25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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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实,张爱玲的家族先人都是典型的忧患天下的士大夫。据张爱玲《创世纪》记载,戚文靖公(以李鸿章为原型)虽然累墾家私无数,但直到死也还系念着国家

在日伪统治的孤岛上海,张爱玲凭借自己“翻手繁华,覆手苍凉”的才华制造了一场属于自己的文字盛宴,这种不顾民族大义的选择,使得她背上了“文化汉奸”、“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然而张爱玲似乎不需任何辩白,在1943年、1944年,她对自己的选择就有所准备。

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据柯灵透露,张爱玲没有接受郑振铎等前辈的善意劝告。在她的价值观里,“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乃人生要义,这种“特别”,即便是“坏”也是值得的,因为有了“名气”可为万众瞩目。否则,一个“好”人,没没于世,又有何生趣。何况,写写文章,换点稿费过一种清清爽爽的生活,也不至于就是大“坏”大“恶”吧。

她本来就有着“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私语》),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成名面前,她选择了“趁热打铁”。她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成名的意愿哪个文人没有呢?但他们更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抗战爆发之后,甚至在东北沦陷之时,已有大量文人决然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辗转于武汉、桂林、衡阳,最后退却到重庆、贵阳等僻远之地,如萧红、巴金。或者投身延安,直接参与以笔抗战的行列,如丁玲、艾青、何其芳等。对于这些生于乱世的文人,由于“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们很自然地卷入政治性的抗争写作。

事实上,据《小团圆》记载,在港战期间,张爱玲的不少同学即已转赴内地。而在沦陷的上海,多数文人都避走内地。即使留在上海的,也多取地下姿态,隐居缄默,并不积极参与日伪的“文坛盛事”。但这类民族主义行为对张爱玲触动不大。

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柯灵劝她发表文章慎重,甚至私下谋划帮她前往重庆。她都没有接受。这当然有谋生的顾虑在内,她与新文学界素无甚接触,她的写作又与他们相去甚远,到他们圈子里谋生、谋抗战,即便她有兴趣,恐怕也难以操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无兴趣。一般常人念兹在兹的民族意识、国家热情,在张爱玲不能不说极为稀薄,几近于没有。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张爱玲在文字中甚少提及。偶及几句,也极为淡然。如《私语》说:“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到炮声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亲住处住了两个礼拜。”《私语》写于1944年,此时“淞沪会战”的惨烈,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荡去血迹,但在张爱玲寥寥几句中,仿佛有如谈论街道上一桩闲事,有如一个不爱足球的人提到一场球赛,多少有些漫不经心。至于对侵略者的仇怨与憎恶,更无从谈起。

据胡兰成《今生今世》记载,他们恋爱期间,也时常很自然地谈论日本的绘画与文学,还与日本文人池田笃纪等保持密切往来。池田笃纪甚至认张爱玲为“姐姐”。毫无疑问,在私下的感情上,张爱玲和胡兰成一样。也并不视日本为敌国,反而于之是亲切的,愿意多接触的。在日本投降后,她甚至建议胡兰成流亡到日本去。这与众多秉具爱国、正义之感的中国文人颇为不同。

笔者分析,造成张爱玲的淡漠的国族意识的,还是她在上海弄堂文化和旧式大家族中养成的不近人情的自私。

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市民大多对政治持敬而远之、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在北京和许多城市,老百姓的心态大致相同,但诸如平等、自由、正义之类价值理想的感召力总是存在的,哪怕它并不带来眼前的实惠。而上海人却很难为这种抽象的价值和理想而激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除非他们的现实利益受到威胁。”这类淡漠与自私,张爱玲极为典型,但她坦率言之,从不自以为异: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

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烬余录》

无疑,这类自私造成了张爱玲极度稀薄的国家关怀。

其实,张爱玲的家族先人都是典型的忧患天下的士大夫。据张爱玲《创世纪》记载,戚文靖公(以李鸿章为原型)虽然累墾家私无数,但直到死也还系念着国家:“紫微只晓得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发烧发得人糊涂了的时候,还连连地伏在枕上叩头,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挂肚肠夜挂心的,都是些大事;像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真到了要紧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而张佩纶更为不能报效国家而“累欷不已”(《墓志铭))、有生不如死之慨。

显然,张爱玲不可能从廓然有天下志的李鸿章、张佩纶那里承得如许自私。她的习性更多得自她的父母、她的表叔姑母之类遗老遗少。在时代淘洗中,这些高门巨族的子弟丧失了传统士大夫“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治平气度,视野所及,就只剩下自己身家安全了。

《小团圆》称,"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而且,由于能力短促、都靠遗产过活,遗产尽管数目可观,但毕竟生齿日繁,生财无道,在这些高门巨族之内,尤其其内闱之内,一种集算计、精明、势利于一体的旧家文化得以滋生。这些女性眼界狭窄。紧紧抱着自己的钱财,唯恐被他人算计而去,甚至丈夫、儿女都是提防、紧张的对象。

七巧就如此教导她的女儿长安:"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长安垂着头道:‘听见了。”(《金锁记》)

生活在这种隐约焦虑之中的人,不可能不形成极端自私的思维定势。张爱玲虽然对这些旧家生活看得透亮,并在事实上谋取了独立生活,但自幼耳濡目染这种自私,她很难真正迈出这种思维的边界。她也经常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自私:“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小团圆))

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张爱玲不只对新时代的一切政治缺乏兴趣,甚至在她的小说中,还有对爱国的乖寥提出反讽:“小艾听他们说起来,大概有根是跑单帮发财的。她心里却有点百感交集,想不到有根会有今天的一天。想想真是不服,金槐哪一点不如他。同时又想着:‘金槐就是傻,总是说爱国,爱国,这国家有什么好处到我们穷人身上。一辈子吃苦挨饿,你要是循规蹈矩,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火起来我也去跑单帮做生意,谁知道呢,说不定照样也会发财。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也过几天松心日子”。

上海弄堂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势利,又与旧式家族的内闺文化相互肯定,更使张爱玲无法逾出自私的藩篱。何况,缺乏父母之爱、探感着“惘惘的威胁”的张爱玲比任何人都更易坠人狭小的自我世界。

不过,与家族中人自私而不自觉不同,张爱玲对自己的自私极是自知。她略有点羞惭但终不能否弃它。于是她将自私发展为一种坦率干净的生活态度:她做不到同情这个世界,同情那些不相干的人,她亦不渴望别人的同情;她不怜悯他人,亦不希望别人来怜悯她。

在社会和道德的层面上,她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自私。而在文学层面上,张爱玲并不自私,而恰有一种悲悯。

在世俗政治或道德的层面,张爱玲不关心周围的人。她后来说:“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privacy cult(尊重隐私——引者注)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么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张爱玲致夏志清信)而在生命的层面,她又极关心那些她不关心的人。她不介入,却深深地“懂得“。

就像吉田丰子说的:“不乱碰别人的人生,尤其是不随便提旁人的苦恼。这是唯有很能理解别人痛苦者才做得到。”

张爱玲为何会戴上“文化汉奸”的帽子?

自私不妨碍张爱玲有关生命的文学表达,但在政治观念,自私的确构成了她迥异于同时代文人的特点。因为以自己的情感、趣好乃至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唯一标准,而将民族、国家端然忘却,她留在了上海,她选择一个聪明而有风度的男人作为情人。她愿意在那些以她作品为中心的场合出现,谈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话题。

张爱玲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汉奸文人”、“清水浊水”的问题,但那于她,到底不是最重要的。何况乱世之中,一切都无从把握,又何必想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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