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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一枚石头黄朴民2018-01-05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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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原标题为:中国古代国家统一战略的决策及其实施(上)—— 关于有关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模式问题之考察。

摘要: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的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已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的一致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定于一”、“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等等,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形象表述。在有远见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看来,只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有最大的安全,民族才有应有的尊严,民众生计才有较好的保证,天下方可长治久安。因此,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统一观念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实现和维护统一的历史。统一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诉诸武力:古代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

大致而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最重要的统一事件:第一次是由战国七雄逐鹿走向秦统一,第二次是由三国对峙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第三次是由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走向隋统一,第四次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走向宋统一,第五次是由宋金对峙到元统一。除了上述最为著名的统一事件外,其他王朝在建立与巩固过程中,大多也经历了曲折与艰巨的从事统一的斗争,如西汉刘邦战胜项羽完成国家统一,东汉刘秀控制河北、占据关东关中、平定陇蜀完成国家统一,唐代李渊、李世民父子击破群雄定鼎天下,明代朱元璋削平各割据力量、驱逐元朝势力开创一统局面,清代统治者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最终实现大一统,等等。

这些统一斗争的进程、规模、形态以及影响作用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一致的,即它们呈示出一个带共性的实现统一的基本模式:政治相对占有优势、军事力量相对强大、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正确的一方,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

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在双方具备军事对峙能力的条件下,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历史上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比如楚汉战争期间,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挟背水阵破赵之威,传檄平定燕地;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外,任何一次国家统一的完成都离不开武力的运用,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内在原因

必须借助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道理很浅显,被统一的一方是绝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交出土地、民众、财富,而接受敌对一方的统治的,尤其是对于其统治者来说,社稷倾覆、国祚中绝意味着自己统治权益的彻底丧失,转眼间从富贵的云端跌入阶下囚的深渊,使自己的财富和个人的生命完全为他人所主宰。历史表明,亡国之君的命运总是极其悲惨的,很少能逃脱受辱横死的下场。

即便是以宽仁著名的宋太祖,在对待南唐后主李煜时,也竭尽凌辱、折磨之能事,最终以“牵机药”鸩杀了结。所谓“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论》),正反映了失败一方普遍的惨淡前途。在斧钺阴影底下,能够象梁武帝那样强装豁达,自我解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的,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他们一旦预感到亡国后的悲惨命运,就自然而然要作出鱼死网破的决定,负隅顽抗,苦苦挣扎。于是用武力最终解决统一问题遂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了。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当然,面临被统一的一方仅仅有抵抗的意志与决心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统治者自认为尚具有抵抗的一定资本。这首先是他们还掌握着一支可用于沙场决一雌雄的军队,能够背城借一,与敌周旋;其次是他们尽管深知自己总体实力处于劣势,但是却认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的长处,如可以利用江河大湖的险阻,抵挡住敌方的进军;再如某些兵种(舟师)在本土作战,易发挥特殊的优势,等等。

这方面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东吴之所以顽固抵抗西晋的统一压力,就是仗恃着自己拥有长江天险,且舟师实力较为强大;“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斗牛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晋书》卷四十二,《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南朝陈国的情况亦相仿,其抗拒王师、维系分裂的主要资本,同样是“恃九江五湖之险”(《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认为倚仗这些地理上的优势条件可以防守自固,免于灭亡之厄。至于蜀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在面临覆灭的形势时,也无不企图凭借地理环境、水师实力等等以作困兽之斗,因此,历代国家统一战略的实施者只能运用武力战胜对手的顽抗,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南唐亡国的形势图。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事业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几近绝迹。相反的是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成为最普遍的模式。

对此,历代从事统一大业的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等,但这仅仅是作为口号用以鼓舞士气、瓦解敌方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统一目标这一点上,即所谓“出师授律,应机诛殄”(《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应该说,这样做也是合乎中国的文化特色与思维逻辑的。从历史考察,中国人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习惯于区别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确定最高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是所谓“取法其上”;又立足具体目标,用以履践实行,这是所谓“得乎其中”。前者是说的,后者才是做的。

如孔子虽主张“祖述尧舜”,崇尚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但他真正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实现“吾从周”的“小康”目标;康有为追求“大同”,但实际致力做的是“变法维新”,孙子倡导“全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最重视的却是“战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均是证明。这在历代统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和平统一是旗帜,武力统一才是现实。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楚汉之争。

“无限战争”与“有限战争”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下,实施统一的一方还往往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家统一的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毁其国,堕其城”,实现统一的目标。在历史上像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陷入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绝境,日暮途穷,不得不自刎乌江;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尽歼敌之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的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彻底粉碎陈朝方面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都是这类“无限战争”在统一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历史上关于项羽的传说汗牛充栋,其中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

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即“因剿寓抚”,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于是在具体的战略实施过程中,采取文武并用,恩威兼施,刚柔相济,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胜利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这方面较显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曹魏翦灭蜀汉之役中,邓艾军在绵竹消灭蜀汉诸葛瞻之部后,兵临成都城下,逼迫后主刘禅自缚出降;又如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兵临建业(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濬、司马伷 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再如北宋灭南唐之役中,宋军在歼灭南唐军主力,攻占采石等战略要地,渡过长江,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后,赵匡胤遂采取迫降手段,命曹彬诸将暂缓攻城,遣归南唐使者李从镒劝说李煜投降。此事虽最终未成,但北宋统治者以战迫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思路却是殊为清晰的。

然而无论是从事“无限战争”也好,开展“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国家统一大业完成过程中,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汉初年著名思想家陆贾言“逆取顺守”,所谓“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统一,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例外。(完)

(本文为黄朴民教授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豆姑娘。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为何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完成都会诉诸武力?

黄朴民,男, 1958年生于浙江绍兴市,1978年至1985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解读》、《黄朴民解读论语》、《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大写的历史》(系列三种)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学术月刊》、《中华文史论丛》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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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eiro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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