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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亚历山大帝国:进击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摘要]未来,汉语历史音韵学的进展,将对文字学、历史学、交通学、考古学产生不可估量的贡献。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此时,他治下的帝国已经扩张到中国边缘的北印和阿富汗一带。可以想象,倘非天不假年,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很可能会对更东方的中国产生野心。假设他真的成功征服中国,后来的中国历史,必然会和我们今天熟悉的有着天翻地覆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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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东征一度抵达帕米尔高原,并控制住了今天阿富汗一带

亚历山大的去世让世界历史走上另一条道路。他死后,帝国很快分裂为塞琉古、托勒密等一系列小国,对外扩张基本终止。而中华文明作为东亚大陆的核心文明,在此后两千年时间内,继续保持着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相对隔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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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

虽然东亚大陆和西域之间为重重山岭、漫漫戈壁所阻隔,西边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亚历山大大征服,仍然透过种种渠道传到中国人耳中。在亚历山大征服两百年后,中国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这场征服也以相当晦涩的方式留下了记录。

司马迁著《史记》之时,已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史记》关于西域的记载,集中在《大宛列传》里。太史公自称“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但《大宛列传》覆盖的地域却远及张骞并没有抵达的远方土地——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安息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帕提亚帝国,建立帝国的人帕提亚语名为Aršak,与“安息”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帕提亚帝国的兴起之地位于里海东南岸,离中国人熟悉的区域已是远之又远,而条枝竟然还在安息西面数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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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帝国本来只是小邦,一路扩张吞食了塞琉古帝国的领土

我们已无从得知张骞是否在西域时寻获了更远方的消息,抑或太史公的史料来自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无名旅行者。自太史公记录下“条枝”之后,这个悠远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千年悬案。

要想解答这个难题,首先必须得弄清楚,在太史公的年代,“条枝”到底是什么读音。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究,则需要了解另一个大问题:古人是如何说话的?

经过各种古装影视作品经年累月的教育,大多数人对古人怎么穿衣服,怎么吃饭睡觉,怎么打仗多少都有些了解,但或许是难度太高的关系,几乎没有古装戏的演员会尝试用古语说话。就算《三国演义》这种念白大量使用古白话的,发音上仍然是现代普通话。

而作为一门研究中国古人如何说话的学问,音韵学虽然相对冷门,关注者较少,但是作为一个涵盖历史、语言、人类、社会等多方面知识的学科,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门简单的学问

大部分人对音韵学不了解,往往会有这是一门非常难的学问的误解。中国音韵学巨擘潘悟云教授曾哀叹大众对此误解之严重:“其实音韵学很好学啊,只要走正道,所有人都学得会,不像高数理论物理,那才是要费脑子的。”

那么,对“条枝”是什么的探索,可以先从潘教授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谈起。

音韵学有一整套自己的术语,如一等、重纽、见组、撮口、日母、东韵等等。一般爱好者往往会一开始就被这些黑话般的诡异用词吓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于1915年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将现代西方语言学引入中国音韵研究,自此,汉语历史音韵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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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自称“本来就是汉人”

很多中国人在学习形声字的时候,都对“各”、“洛”的谐声困惑不解。这两个字的读音在今天几乎所有汉语中都截然不同。但是读过《汉语历史音韵学》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能够把貌似天差地别的两个字连接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字:格。

音韵学术语中,“格”属于二等字。这是一个从中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术语,潘教授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认为二等是-r-,所以“各”、“格”、“洛”实际上声母分别是k、kr、(g)r。对于上古人来说,听感是接近的。

而提出这个高明见解的,则是前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1960年,谢•雅洪托夫在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莫斯科)上宣读了题为Sočetanija soglasnyx w drevnekitajskom jazyke(“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的论文。

现代汉语基本没有类似英语pr、pl这样的复辅音。雅洪托夫以汉语形声字和汉语二等字在亲属语言中往往有r、l介音为坚实证据(如汉语“八”对藏文“brgyad”,汉语“马”对缅文“mrang”),第一次证实了上古汉语中应存在复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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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李方桂教授将雅洪托夫二等的-l-修改为-r-,为学界接受

2018年1月28日,雅洪托夫以九十一岁高龄安详离世,距离他的这次重大发现已经过去近六十年,而他也因为这一革命性发现,获得了汉语研究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诸如此类的知识,现在已经成为上古汉语研究的共识。《汉语历史音韵学》虽然是入门级读物,内容却颇有深度,对此书加以研读之后,就能轻易鉴别关于音韵学的谣言。例如,

有一则故事称:唐太宗时曾有术士预言,一个姓wǔ的人将会颠覆大唐。深宫中的武才人被认为一介女流,不具备威胁,而外廷一位伍姓官员则倒了大霉。可惜中古汉语“武”读音为*mio,“伍”读音为*ngo,几乎不存在混淆的可能。如果为真,那位术士大概是现代穿越过去的。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学科近年发展迅速,书中存在一些印刷错误和现在看来需要更改的观点。此外,潘教授声称本书还是不够通俗,计划有空的话加以修改,以便读者理解。不过以他的忙碌程度,新版可能短期内不会问世。

一种拟音,一套工具

想要对上古汉语语音有更全面的了解,则需要掌握一套拟音系统,如此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奇特问题。潘悟云教授的老师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总结了几十年上古汉语研究的成果,是影响很大的郑张-潘拟音系统的基础。

大概所有中国人都会好奇,如果自己穿越到古代,和自己的祖先能不能对话。古人说的汉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上古汉语还有没有更加古老的祖宗?

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在中国上古音研究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书中大量利用了其他语言所提供的材料论述上古汉语。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听上去不会有多少当代中国人能辨认出是汉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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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音系》第一版绝版,幸而加印了第二版

以汉语声调为例。声调是汉语最大的特色之一。然而,声调在汉语中是“自古以来”吗?上古汉语有声调吗?

和其他近期的上古汉语构拟一样,郑张先生同样认为汉语声调是后起的,上声来自-q或者喉塞韵尾,入声来自-s韵尾,论证过程中使用的证据仅举两条。

武王伐纣用的“轻吕”剑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字一直众说纷纭。然而,突厥语里面的“剑”却似乎和“轻吕”有点关系:维吾尔语里剑是qingraq。上声字“吕”对应raq,一下子提供了上古来母读r、鱼部读a、上声是-q尾三条证据。而日本对马海峡Tsushima(古音tusima)去声汉字“对”对应tusi,又为去声来自-s尾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上古汉语研究也让一些传统问题有了新的解答,如郑张尚芳先生认为,China来自“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然而古代“秦”的声母是浊音,和缅文、梵文、欧洲语言中的清音不合。China应该是来自“晋”。

西方古典学里的“条枝”

真正彻底解决“条枝”问题的,当属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而蒲立本究竟是一位唐史研究专家还是一个汉语历史音韵学家,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1922年生的Edwin G. ‘Ted’ Pulleyblank是一个神童型人物,高中自学了古希腊语。大学继续学习拉丁希腊,并且辅导其他学生物理数学。按常理Ted大概会成为一个西方古典学教授,然而命运为他准备了另外一条路。1942年Ted大学毕业,恰逢二战进入高潮,文理兼通的Ted被雇去英国执行“秘密工作”,其间学习了日语。二战结束后,Ted开始学习中文。自此,Ted转型成为汉学家蒲立本。他的博士论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至今为唐史研究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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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本教授

1959年,为了更好理解中国历史,蒲立本开始研究汉语历史音韵学,谁知竟对这门学问入迷,将自己整个后半生奉献给了音韵学。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对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研究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基本处于照抄中古音的状态。蒲立本的研究让上古汉语研究第一次摆脱了过分依赖中古音的问题。并且作为功底深厚的西方古典学者,他看待问题的视角往往相当独特。

《史记》中的“条枝”国在《汉书》中再一次出现,这次名为“条支”。此时中国人已经有了甘英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手资料,对“条支”国的地理描述略为详细。《西域传》中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有人认为条支是伊朗的Taoke,但《汉书》对地貌的描述与Taoke不合。有人认为可能是指西亚名城——地中海边的安条克,但安条克距离海岸线尚有二十四公里,并不直接临海。安条克为塞琉古帝国后期的首都,以常理推之,比较有可能出现在远方记录中。事实上,真正的条支与安条克确实近在咫尺。

回头看来,条支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原因现在看来很简单——中古汉语“条”的声母是d,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蒲立本教授发现中古的d-部分来自上古汉语的l-,《史记》时“条”的声母仍然是l。找出这个关键线索之后,古典学素养深厚的蒲立本教授将“条支”对应到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语∑ελεκεια),而安条克城在海边有一座外港,正叫塞琉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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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西亚港古地图

这一对应,与《汉书》中对条支地貌的描述完全吻合,“条”又与 “修(中古声母为s)”谐声,上古极有可能读sl-。条支(sleewkje)与Seleucia对音吻合度很高。同样是蒲立本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使得《汉书》中的“乌弋山离”国终于找到了解释——“乌弋山离”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诸“亚历山大城”之一。汉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一般人想象的深得多。

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文版由潘悟云和徐文堪两位先生翻译,先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潘先生说过,这本书莫说二十年,以它对汉学研究的价值,花五十年翻译也值得。

可惜的是,如此智慧的一位学者,晚年却罹患了老年痴呆。病情恶化之后,蒲立本教授连女儿都不认识,但是一听到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汉语历史音韵学),仍然会本能地回头。

永不停歇的新知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地面下的古文字不断出土,而周边语言的研究也突飞猛进。刚刚完成一轮总结的白一平-沙加尔系统无疑反映了上古音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成果即体现为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一书。

得益于近年汉语及亲属语言同源词以及周边语言中汉语借词的研究,我们现在对上古汉语的构词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如“见/现”、“折zhé/折shé”这样的声母交替对应,都有了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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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一平教授与沙加尔教授

中国人学欧洲语言往往被时态、人称、被动等语法形式搞得头晕脑胀,因为现代中国人熟悉的汉语几乎是一种完全缺乏屈折变化的语言。事实上,上古汉语和亲戚藏语一样,也有较为复杂的构词法。

“折”、“系”这样的多音字都是一个鼻音前缀在作怪。 “折”的两个读音分别是*tet(对应zhé,表示他动)、*N-tet(对应shé,表示自动),后来的语音演变让两个读音失去本来明显的联系。这个变化在上古汉语中已经处于渐渐固化的状态,有些动词变化出的两个读音已经用不同汉字书写,如“见”上古音*kˁen-s,“现”则是*N-[k]ˁen-s。越南语、苗语的早期借词和嘉绒语中尚存的变化,都支持这种构拟。

这仅仅是上古汉语语法变化中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我们祖先说的语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屈折构词构型法。这些形态变化在中古以后的汉语留下的痕迹往往被“破读”、“多音字”等掩盖,对它们的解读,目前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白一平和沙加尔两位教授可说是探索上古汉语形态变化的先行者。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名为《上古汉语研究》。

当研究的目标越过上古汉语,追寻汉语更久远的祖宗时,就进入了原始汉藏语的领域。这里尚是一片“蛮荒”的处女地,敢于涉足的研究者为数极少。而法国汉学家向柏霖则是其中之一。

向柏霖教授精力极其旺盛,从布列塔尼语到印第安语,都是他的研究范畴,而他下工夫最深的,则是嘉绒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地方言是古语一类说法,基本都是无根之谈。而嘉绒语,才是目前中国汉藏语当中最为古老的。这种川西大山里的小语言由于闭塞的环境,保留了很多原始汉藏语的面貌。向柏霖本业是嘉绒语学家,他在《西夏语历史语音学与形态学纲要》(Esquisse de Phonologie et de Morphologie Historique du Tangoute)中对西夏语的研究,正借助了他对嘉绒语的丰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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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人可能是揭开汉藏族群早期历史的重要线索

《西夏语历史语音学与形态学纲要》的价值远远不限于西夏语。在研究过程中,向柏霖充分融入了自己对汉藏语言的了解。一边是汉藏语中较早有书面资料的西夏语,一边是现存最存古的嘉绒语。对这两种语言的深入研讨,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原始汉藏语——即汉语、藏语、缅甸语等语言的共同老祖宗——的探索。而对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将对我们剖析汉藏语语音形态的演变起到极大的作用。通过向柏霖这一对原始汉藏语语音、词汇、语法均有涉及的开创性研究,我们有了深入了解距今六七千年的祖先生活的机会。也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内藤丘才称赞本书为“汉藏语言学研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

未来,汉语历史音韵学的进展,将对文字学、历史学、交通学、考古学产生不可估量的贡献。或许很快,我们就可以通过历史音韵学这把钥匙,打开通往祖先生活过的世界的大门。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网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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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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