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临清的砖

[摘要]大运河过了临清的头闸口,就进入了卫河。卫河在古时候又叫清河,“临清”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

《大运河传》:临清的砖

《大运河传》夏坚勇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临清到了,落篷,靠岸。

不管是不是顺风顺水,也不管时间赶巧不赶巧,漕船到了临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为了捎带一样东西,这是朝廷定下的惯例,到了通州卸船时,那东西要和漕粮一起检验交货的。

捎带的这样东西是临清的砖。

可不要小视了那一块块大青砖,偌大的北京城,从巍峨的宫殿到雄伟的城墙,还有郊外那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辈子的人们说:“北京城是漂来的。”从哪儿漂来的呢?当然是临清。

在临清,大运河接受了它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为中国最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运送青砖。在它所有的荣誉中,这无疑是最骄奢浮华的。以往的那些荣誉大都从属于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风,帆樯如云,一俟进入京师,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无痕迹,不可能留下什么令人瞩目的场面之物。皇宫是皇权的象征,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精神隐喻都必须是坚固不朽的,临清的砖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格。这里的土胶中夹沙、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烧砖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火泛淡绿色。胶中夹沙的莲花土,在淡绿色的火焰中熔化、颤抖、澎湃,最后凝固为青黑色的临清砖。临清砖敲出来有一种悦耳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也一直是检验其质地的重要手段。叮当,叮当,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中,这种悦耳的金属声就这样从临清一路向着京师传递,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其实,临清的砖从一出窑就伴随着一种仪式感,烧制好的成品砖,经严格检验后,每一块都要用黄裱纸封住,用小拱车推到专门的皇砖码头,乘北上的漕船带走。船到通州后,要将砖全部卸下来,撕掉黄裱纸检验,然后再用黄裱纸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还要一块一块地磨,磨得严丝合缝了,再放在桐油里泡,最后才会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经过这样反复挑选的临清砖,它的视觉形态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谓华丽,也是一种静穆中的端庄与持重。在我看来,它有点像老杜的诗,沉雄且流丽,表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却蕴含着内在的历练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于那点苍古的风尘气息。新出窑的临清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气质。

砖窑的烟尘在运河两岸傲慢地升腾着,如果是夜间,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见窑火的光焰,那是临清最醒目的标记。旷野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窑工们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们蓬头跣足,脸上总是带着长年不褪的烟火气。在临清,这样的窑场有数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别处犯了官司,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到窑场上找一份活干,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官府的追捕。由于砖窑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窑主和窑场拥有相当的特权,他们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里的。每座窑场门口还划有禁区,悬挂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内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打架上宫窑”的说法,意思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往窑场一躲,就可平安无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有一身好力气,因为窑主并不是慈善家,他们看中的是从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余价值。每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窑主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砖,每块折价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折价一厘八毫。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窑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里的为数极少。工匠们只管牛一样地干活,他们其实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块青砖都有枕头大小,五十来斤重,脱坯时必须是一次掼成的整块,不能添补的。这还仅仅是脱坯。从挖土、筛土、滤泥、踩泥,到装窑、搬柴、挑水、出窑,可以想见,一块成品砖中要渗入多少壮汉的汗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窑工就这样用当地廉价的泥土和豆秸,还有更为廉价的汗水和苦难,烧制了一座世界上最壮丽的宫城。我们无法知道,在成年累月的简单劳作中,他们会不会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快感甚至成就感。窑火映红了临清的天空,也熏红了窑工的眼睛,那是一种见了风就流泪却能穿透熊熊烈焰感受窑膛呼吸的眼睛,就像常年颠簸在大海上的水手,他们或许看到原野上盛开的鲜花会晕眩而在风暴中却镇定自若一样。燃烧的豆秸发出短促有力的爆裂声,那淡绿色的火焰有如锐利的刀锋。土坯一车车地送进窑膛,经过那刀锋的雕琢,推出来的是灼热的青砖,汗水滴在上面,腾起白色的烟雾,那烟雾中有一股带着咸味的男性气息。

夏天是窑场最繁忙的季节,在充沛而热烈的阳光下,砖坯很容易晒干。而且那日头总是不落,一天几乎可以干两天的活。在整个夏季,窑工们就那样打着赤膊,让汗水和泥土充当身体的保护色。为了补充汗水的消耗,他们要不时捧起水钵喝水,那是真正的牛饮,有如夸父饮于河渭。在那个漫长的夏季里,他们总共要喝下多少水呢?运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了,码头上的石阶一级一级地露出来,石阶上的苔藓晒成了尘埃一样的浅灰色,航船也显得艰涩了。北方干旱的夏季,是被窑工枯渴的大口喝出来的吗?秋天是喜忧参半的季节,艳阳秋里,寒蝉声中,到处是成熟瓜果的香气。这香气是储藏在大地中的,现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了。附近的农家开竿打枣了,“梆梆梆”,“梆梆梆”,爆豆子似的热闹。听着这样的声音,想象着枣林中落红如雨的壮观景象,窑工们干活时也多了几分兴致。但如果天公不作美,遇上连绵的阴雨,便常常十天半月的没个消停。脱坯的窑工们窝在工棚里,心情也像天气一样阴郁,因为他们一天不干活,窑户就一天不开工钱。为了养家糊口,天气一放晴,他们就得用加倍的劳动把耽搁的活儿补回来。等到窑工们脱下的砖坯足够烧制一个冬天,冬天也到了,西北风刀子一样刮过来,天地间一片萧索。这时候,脱坯就停止了。窑户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除去装窑和出窑,他们得抓紧运泥。窑场附近已经被掘地三尺,有如一块搜寻过细的考古挖掘现场,静静地敞亮在冬日的阳光下。窑工们要驾上大船,到远处把泥运回来。一船一船的莲花土堆在窑场里,有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古罗马城堡的穹隆。它们在风雪中等待着来年春水的滋润,也等待着在豆秸那淡绿色的窑火中,变成具有金属质地的青砖。

青砖是让进京的漕船捎带走的,遥望着运河上漕船的帆影,窑工们会想到京师那些巧夺天工的宫殿和陵墓吗?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或许就像现代人在相声段子中引用的几句吕剧唱词:“听说包公要出行,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小民百姓想象中的奢侈,也无非是大饼大葱管够罢了。远方的帆影在视线中渐渐淡出,融入了北方那单调而高远的晴空。窑工们知道,那白帆下的每一艘航船上都载有他们制作的青砖,不会多也不会少,每船四十八块。砖的正面和反面都烧制着字迹,除去州府和年号外,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从来不属于他们。

临清博物馆里陈列着不少这样的青砖。说是陈列,其实只是胡乱地放在一张长条桌上。我曾仔细拭去上面的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辨认过那些字迹。例如:

明临清厂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

再看这一块:

大工,嘉靖十年秋季窑户高雄为登州府造。

这里的“大工”是指用于建造皇宫的,区别于建造皇陵的“寿工”。所谓“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摊派给登州府的指标,由登州府出钱,请临清的窑户负责烧制后再运送京师。

还有:

丙申年窑户赵贤作头赵才造。

康熙十五年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

几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窑户和作头的名字,而亲手制作青砖的工匠是没有资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国历来的政治学说到底就是名字学,谁的名字取代了谁的名字,这一般叫做改朝换代或权力更替;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这是强势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什么人的名字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出力流汗的窑工们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资格,就像现在写论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后,而写报告的人绝对不会享有署名权一样。

只有这一块是个例外:

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仁。

这个叫郑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规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砖上。该人是何出身?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一贯表现怎样?社会关系都有哪些?所有这些可惜现在都无从追查了。其实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劳动者自尊意识的觉醒,因为他觉得那青砖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纹,理应署上自己名字的。为什么窑户和作头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为他们的财产、地位、名望吗?可那和署名有什么关系?署名只是体现了一种堂堂正正的负责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他恰恰忘记了,所谓负责也是要有资格的(不然为什么称官员叫“负责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我怀疑那批署有郑某人名字的青砖后来根本没有运往京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所犯的“自由化”错误。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块砖是从乡民的墙基下发现的,这就对了,因为那里才是他可以负责,也大致可以容许他署名的地方。

其实,即使是窑户和作头,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进入京师的大殿或地宫,因为在施工前的磨制过程中,他们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无痕迹的。本来嘛,帝王的大院里要那些名字干什么?是树碑立传还是邀功请赏?反正都不合适。那里只容许一个人有名字,而且还只能用代号——“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个名字——奴才。那么就统统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称和年号。但临清土那固执的坚韧,还有临清工匠那带着咸味和男性气息的汗渍是永远磨不去的。当然,磨不去的还有史书上这样的记载: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明史·食货志》)

这里说的,就是临清的砖,也是临清几个世纪的疼痛和荣耀。

大运河过了临清的头闸口,就进入了卫河。卫河在古时候又叫清河,“临清”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个清河县,就是武大郎卖炊饼的那个地方,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发生奸情以及后来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从这里到天津,习惯上也被称做南运河。北上的漕船扬帆启航了,它们因捎带了临清砖而加深了吃水,这不仅由于青砖的重量,还由于青砖所负载的情感和思想。临清往北的一段河道极其弯曲,这是人工作用形成的。由于受到黄河多次泛滥的影响,泥沙淤积,地势南高北低。开挖运河时,为了滞缓水流,便采取了延长河道以降低坡度的方法,也就是古谚所说的“三湾抵一闸”的道理。航船行进其间,便多了许多辗转艰难。但与会通河上过闸时的繁琐程序相比,这辗转还是值得的。有时候,他们会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反复作为航标,你刚刚离它而去,不一会它又出现在前头,老朋友似的召唤着你。“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走惯了这段水路,船夫们也不急不躁,反倒觉得不那么单调,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新鲜刺激。两岸是风吹雨蚀的河滩,牲口的蹄印有如刀耕火种部落的男人在土地上播种留下的。村庄悠悠地驶近,又悄悄地离去。青石碾子上残留着新鲜棒子或高粱的香气。老人站在村头的路口眺望什么,身边是忠实的黄狗。一排排的白杨树把旷野分割得很齐整,远方飘来忧伤的《小白菜》,那是北方大平原上最流行的民歌……

南运河的“南”,是以华北平原为坐标的。现在,大运河正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北行。

《大运河传》:临清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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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y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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