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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2
评论

共和,中国百年之累

嘉宾 / 王人博
【要点1】“共和”是什么?共和追求以个人、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一种基本制度,保证这样的制度能有效运行,实用于混合型政体。再往前延伸,共和可以表达为“没有君主的公民自治、自我管理的一种国家框架”。

【要点2】现代共和主义人物当推马基亚维利,他认为一个共和国肯定是没有君王的,人民自治,自我管理。给“共和”概念重塑含义的是美国总统麦迪逊,他认为共和就是代议制。麦迪逊把代议制与联邦制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复合型共和国”。

【要点3】自由主义跟共和主义最大区别:在一个共和国的框架下,我们作为一个公民个体,除了每个人的个体自由、权利、义务之外,还涉及公共利益、公民德性。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德性除了智力、理性外,还必须具备国家德性,即慷慨,大度,节制,审慎。

【要点4】近代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只从君主制的对立面理解共和。没有皇帝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追求的共和价值。“皇帝倒了,辫子割了”,就是共和的标志。中国共和革命是在没有完善、清晰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冒然进行的一场革命。

【要点5】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抱着非常大的热望,认为旧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结果二位先生没来,反而在巴黎和会上失去青岛,被西方“给了一巴掌”。恰好在这时列宁苏俄伸出了援手,他们表现出的强烈反帝色彩,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特别温暖,这是导致他们集体转身“往左转”的重要事件。

【要点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17年列宁所领导的工农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公民共和主义,走向了人民共和主义。中国的启蒙没完成,还是要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说。把五四后就中断了的香火接续过来是中国要走的路。百年之累,我们还在路上。

西周“共和”跟西方的共和内涵完全不同

王人博: 谢谢主持人,在座各位大家下午好!鸦片战争到现在已有170多年,但是中国仍然在路上,或者说中国就像历史的三峡,还在三峡里并没有冲出、流入大海,“在路上”是这样的概念。

今天的演讲有两个原则:第一,中国近代170多年的历史很多事件、人物不能回避,回避历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回避历史最坏的方法是篡改历史,无论何种篡改都是回避历史的一种。所以讲一百多年的历史首先是不要回避历史,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关涉的一个问题是西方,所以这一百多年来如果离开西方谈中国,恐怕很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最起码是不完整的。正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强行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我们不得不戴着西方的眼镜观察中国。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百多年来走着“以强者为师”的路,这是为什么西方会受到如此多关注、让中国人花费了那么多心血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中国共和一百多年跟西方有内在密切关联,撇开西方谈共和,恐怕谈不清中国问题。

“共和”概念中国自古就有,大家知道西周有一个有争论事件:周公、召公共和。还有一个事件共伯和。这两个事件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按照司马迁太史公的说法,认为所有召公、周公共和就是共和元年,即召公和周公的共和行政。这个问题暂且放下不谈,主要是告诉大家“共和”一词中国自古就有。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杰出的史学家认为既然“共和”在中国产生,中国有这个词,所以把西周表达为“西周共和国”,对这样的观念我们不做过多的评述,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古老的“共和”词汇在近代之所以被激活是因为西方,正是因为西方“Republic”概念使中国想到了自己古老的传统、古老的词汇,即西周共和的概念。按我的看法,西周汉语世界里,“共和”词汇可能跟西方“Republic”有语义上的关联,但概念内涵完全不同。我们在近代以来所使用的“共和”一词实际是对西方英文“Republic”的汉语翻译而已,是一个异词,并没有西周“共和”的原初含义。我把话说得直白一些,如果没有西方的参照系我们不会在意西周“共和”一词,正是西方激活了我们古老的语词,有了这样的语词就对应英文的Republic。那共和和西方有什么样的概念和含义?按我自己比较狭隘的阅读范围,发现“共和”概念在西方是最具歧义性的概念,比宪政、民主的歧义都要大。

西塞罗:共和就是人民自己组织政权

“共和”在西方大体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古典的共和;还有一个是现代共和主义之下的共和。讲古典大家都知道,西方最早讨论共和的,在古代意义上讨论共和的就是西塞罗,他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论共和》。这本书在中国有很多译法,其中一个主要翻译可以翻译成《论共和》,另一个翻译可以翻译成《论国家》。在西塞罗笔下,他把“共和”和“国家”作为同一个事物对待。那共和到底什么意思?西塞罗“共和”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亚里士多德包括他的老师柏拉图用得最多的概念是“城邦”。我的理解是希腊“城邦”概念到拉丁文被西塞罗转化成“共和”概念,“共和”跟希腊时期的“城邦”概念相同。换句话说西塞罗是在“城邦”的框架下思考共和问题。

按照西塞罗的定义,认为共和就是人民自己来组织政权,另一个表达就是“人民主权”。西塞罗认为如果要实现人民自己管理的政体,有几种混合形式:比如贵族、平民、王政。认为能保持一个共和国稳定、长盛不衰最好是混合制,所以一部分权力给贵族,一部分权力给平民,分为贵族共和和平民共和(或者人民共和)。所以西塞罗在混合政体的意义上讨论过共和,这些都是西塞罗在“城邦”的框架下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近代以后的国家概念在西塞罗的思维方式里是不存在的。大家知道讨论现代国家概念的,被称之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人是后来出现的,叫马基亚维利。简单说,西塞罗的“共和”概念一方面由人民或者公民自己管理国家,就像希腊城邦制度。另一方面西塞罗发现贵族制、民主制混合在一块也不错,所以考虑到混合政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时间关系,关于西塞罗就说到这儿。

孟德斯鸠:没有君主的国家就是共和

现代共和主义人物当推马基亚维利,在他《论李维》这本书里着重讨论共和国的公民概念、公民德性。马基亚维利理解的共和是从君主制的对立面理解的,认为一个共和国肯定是没有君王的,就是人民自治,人民自我管理。所以共和概念既是一种政体概念,也是一个国家的框架概念,跟政治学密切相关的,所以歧义很大。跟民主有没有关联?也有关联,特别是后来美国的联邦制,好像这样的共和制跟联邦又关联在一块,所以要完全剥离清楚在西方很难,不只是在中国。

真正从现代意义上讨论共和概念的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最初也是从君主制的对立面出发,也就是说一个共和国肯定没有君主,有人称之为“君主的怯儒”(没有君主的国家就是共和)。所以马基亚维利继承了西塞罗的传播,一般从君主的对立面理解。但孟德斯鸠发现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结构好像不能这样理解,他说英国是混合政体,有国王,有贵族,有平民,平民院行使一部分权力,贵族行使一部分权力,英国国王行使一部分权力,所以王制、贵族制、民主制混合在一起,英国表面上是君主国家,但实际是共和制。这是孟德斯鸠比较模糊的表达,本来就很模糊,一方面要从君主的对立面理解,但发现英国有贵族制、平民制,可又特别像共和国,所以他说混合制的政体可能更符合共和的概念。

之后最典型的人物是英国的哈林顿,从孟德斯鸠到哈林顿。

麦迪逊:共和就是代议制

我认为给“共和”概念重塑含义固定下来的是美国国父,美国有两个人物对共和概念做出很大贡献,最主要的是麦迪逊(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对共和概念的解释最有代表性,说共和就是代议制。从这个意义上把民主制区分开,认为民主制只能是直接民主,像古希腊的城邦制度,那就是民主制。美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袤、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能实行代议制,或者只能实行共和制,不能实行民主制,这是麦迪逊一直强调的。后来美国很多人接受了共和概念:代议制。但麦迪逊把代议制与联邦制结合在一起,所以把美国共和国称之为“复合型共和国”。现代共和主义基本上从马基亚维利到孟德斯鸠、哈林顿,到美国的国父基本有这样的思考。

共和在西方不光是古典还是现在都有两个含义:一是君主制的对立面,这没有问题,这一点恰好被中国的共和主义接受过来。但中国人可能忘了一点:从西方的古典到现代共和(关于混合政体的因素)。大家知道波考克(当代共和主义者),他认为美国是典型的混合政体,特别符合共和概念。他说法官就是贵族,总统像国王,美国宪法除了总统不能世袭之外,权力很大,而参众两院特像民主,分析很到位:美国是典型的混合政体,类似于英国。中国从西方接受“共和”概念时,中国人从君主的对立面来理解这样的概念。后面会专门谈这个问题。

公民德性:自由主义跟共和主义的最大区别

现在我谈一下当代共和主义的语境,这方面我了解得不是太多,但阅读了一下材料。当代公民共和主义有几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剑桥学派的波考克,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学者佩迪特,还有美国的桑德尔、斯金纳。这些都被称作为当代的共和主义者。当代共和主义者从自由主义旁边升华出来,我要告诉大家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英语世界,自由主义跟共和主义最大区别并不是反对自由。换句话说共和主义跟自由主义一个共同点,认为共和国必须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和根基。共和国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维护每一个公民的个体自由,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者更强调消极自由,共和主义更多强调积极自由。那自由主义跟共和主义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我认为重大的区别在于:在一个共和国的框架下,我们作为一个公民个体,除了每个人的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义务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关涉到每一个人,这个领域共和主义者表达为“公共利益”。恰好在这样的领域里才能生发出一个概念:公民德性。共和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区别是共和主义者告诫自由主义者。当我们行使宪法赋予我们个体自由时,眼珠子转一转,看看周围人,要关切到周边人,因为我们利益相关,别人需要帮忙时,拉别人一把,这是实现个体自由的前提,所以共和主义很多时候强调了公民的德性,一个积极概念的公民元素。这是一个。

另外,共和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的区别不喜欢用“权利义务”、“人权”概念(自由主义通常表达这些概念),共和主义喜欢用“公民”、“德性”取代了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权利”“人权”概念。如此意义在哪儿?对中国人有什么启发?启发最大的在这儿,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了自由的个体价值,共和主义强调一个人的个体自由固然很重要,但每一个公民个体行使这种自由的能力也同样重要。比如言论自由,按照共和主义的理解,大家都具有言论自由,但一个君子,一个具有公民德性的人说的话跟一个狂妄之徒说的话,价值不一样,共和主义强调这一点。当然我们的价值不同,那是价值实体意义上讲的。自由主义说人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同样价值,共和主义说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说的话跟一个无赖说的话不可能具有同样价值,所以他把这称之为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这恰恰符合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上,大家知道君子说的话跟小人说的话的份量肯定不一样,这是我们缺少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不管你说的是君子之话还是小人之语,大家都有说的权利。共和主义强调都有说的权利,但价值不一样。

共和追求以个人、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一种基本制度

我记得日本学者沟口熊三专门对能力问题进行了东方式的解读,这样的观点更容易被日本、中国、东亚国家所理解和接受。我认为如果没有大错,共和主义是针对自由主义的一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所出现的弊端加以纠正,由此出现了这样一个学派。所以当代共和主义者一般不讨论“共和”概念,换句话说他对共和的理解继承了古典西塞罗的共和,同时也包含了从孟德斯鸠到美国国父的共和,也强调公民,强调公民的德性。那公民德性共和主义包括哪些?公民权利太多,消极自由太多,言论、出版、游行、结社、罢工、宗教信仰等。但共和主义强调的公民德性除了智力、理性外,还必须具备国家德性,一个公民要慷慨,要大度,要节制,要审慎。“审慎”概念在马基亚雅维利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现代人不可能每个人变成轻狂的人,做事思考要有审慎的态度,不追求奢靡之风,而要节制。

共和主义恰好是为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带来的趋向。当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但西方有志之士也发现抑制西方世界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整个世界的平庸化,过度追求财富、重欲之外,极端的个人主义造成了极端的遗落化。大家想想,鸟叔的一首破歌能风靡全世界,就知世界成什么样了。美国给我们提供的很多都是从自由主义生发出的很多治国方式,“好声音”,“江南Style”,如果古人听了这玩意儿会怎么想?我不想评价音乐的属性是什么,但整个世界往这儿走:平庸、娱乐、奢靡。这都不是公民德性所具有的。自由主义到西方宪政,但宪政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过度的自由、过度的放纵肯定有问题。自由很重要,但不能过度,否则我们世界会有问题,这是西方病。西方病跟中国病不是一回事。如果西方过度自由,中国是什么?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体制。

从西方从古典到现在“共和”是什么东西?共和追求以个人、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一种基本制度,保证这样的制度能有效运行最好实用混合型政体。若再往前延伸,共和可以表达为“没有君主的公民自己自治、自我管理的一种国家框架”。这个概念挺复杂,不能单从一方面理解它。

近代中国人:排满就是共和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共和知识传到中国,我们面对西方Republic这样的概念,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概念?就我所看到的材料是中国从日本借用了意译的方式。换句话说日本把西方英语中的Republic翻译成“共和”,中国人又从日本移植过来。但当西方的“共和”被中国人拿来实践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只从君主制的对立面理解共和。大家都知道没有皇帝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追求的共和价值。瞿秋白总结了几个字:皇帝倒了,辫子割了。皇帝倒了就是共和的标志。中华民国没有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皇帝,这是中国人从西方理解的“共和”概念。先不说这样理解对不对,中国人在近代对西方共和是这样接受过来的。谈到中国接受西方的共和就要谈到一位重要人物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在这个组织的誓词里有这样几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大家都知道“驱除鞑虏”是什么意思,“恢复中国”可能会引歧义,谁的中国?最具有模糊意识的是“创立合众政府”,“合众”两个字怎么来的?“合众”是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事后孙中山先生回忆,当时“合众政府”是学美国,要建立像美国联邦制的共和国。但事后解释跟当时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我的理解当年共和革命者对于“共和”到底是什么自己也不是太清楚,最主要的是要把满清推翻,没皇帝、没王制的国家就是共和,在此意义上创建一个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但美国国家什么样孙先生自己也不清楚。按我的阅读发现孙中山先生英文很好,但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对美国联邦制、美国宪法做了深入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共和从西方传到日本,从日本传到中国,被理解为要在中国发动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就是排满。所以我认为中国共和革命是在没有非常完善、清晰政治纲领前提下冒然进行的一场革命。1894年是什么年份?1898年才有戊戌变法,兴中会比戊戌变法要早。

反君主制和建立共和是两码事

但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分清楚:

第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共和主义者们从君主的对立面理解共和。在1894年的誓词里看得不是很清楚,后来的“三民主义”可看得清楚些,是从君主的对立面理解共和。而孙先生在中国进行共和革命,高举的旗帜好像不是反君主制的旗帜,反满跟反君主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孙先生的共和革命排满重于反君主制本身,而两者在意识形态、理论形态上完全不同。反君主制是从整体、整个意识形态上对君主制的一种颠覆和反叛,不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王朝。孙的共和革命主要反对的是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之所以遭到以孙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共和主义者的反对,首先不是因为它的君主制,而是因为它的身份,孙先生一直觉得爱新觉罗的政权是外来政权,或者说中国王朝统治者身份是可疑的、身份不合法。“驱除鞑虏”中的“虏”字是什么意思?跟君主不是一个观念。所以反满、排满革命反的是爱新觉罗家族为代表的满清王朝,满清王朝之所以遭到共和主义者的反对首先并不是因为为君主制,而是因为他们是满人。大家都知道中国士大夫总愿意以汉族的身份理解中国的君主制,这跟西方不一样。有人说,孙中山认为满清政府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它的身份不合法,篡夺了中国政权,中国应该是中华汉族之政权,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是恢复以汉人为统治者的那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决定了他的不合法性。

第二,恰好少数民族身份道出了中国的惨败,因少数民族统治者无能,没有汉族人统治国家有智慧,所以现实很糟糕,满清政府不但没有把中国引向繁荣,而且中国一步步堕向地狱。这是当时共和主义者的判断。所以排满不等于是反君主制,反君主制并不等于排满。所以后来的共和主义运动中就有这样的声音:把满清推倒了,由汉族人做皇帝就可以。对于这样一种声音毫无疑问是反共和主义的,可孙先生一个耳朵听,保持沉默,并不刻意反对这种声音,因为这种声音恰好能唤醒中国很多下层百姓一个非常光荣的记忆——大家知道中国下层百姓都会说“我们那个朝代,我们自己人那个朝代如何如何”,这个朝代一般指明朝,所以反清复明是中国下层百姓最乐意听的。江湖上的反清复明跟孙先生的共和革命恰好对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这是后来中国共和革命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孙先生乐观地认为排满革命是“逼其宫、先利其器”,认为把清朝推倒了,中国自然会实现共和。这和反满、反君主制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反君主制很简单,君主制倒了要建立共和是两回事。可因孙先生极度排满,把满清政府推倒后,汉族人掌权就是共和。共和革命在理论上准备得很不充分,满清政府倒了,能必然是一个共和制度吗?汉族人主政必然是共和吗?那些参加共和革命的人,有多少人想当皇帝?而且作为老百姓做好共和国公民的准备吗?都没有。所以后来革命出现了诸多问题。有意思的是,孙先生的共和革命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跟西方的每一次革命不一样,依靠学生、会党,会党人士对共和压根儿就没有认识,唯一的方式是暗杀、起义、流血。当年鲁迅先生在日本就自动要求回国杀某一个人,把他干掉,不过在日本住了一晚上就想:回去干这种事万一死了,母亲怎么办?后来跟革命组织说:我肯定回去革命,搞暗杀,但万一我死了,革命组织要对我母亲负责。后来同盟会的人认为你这样哪能成为革命者?牵肠挂肚的,算了。后面没有把他派回来,所以鲁迅活下来了。

地方割据势力崛起影响共和进程

中国共和革命是怎么完成的?以辛亥革命方式完成。辛亥革命跟孙中山关系不大,当时他正在美国一个餐馆用餐,看到报纸说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所代表的辛亥革命跟孙中山关系不大,他在北美筹资金,没想到革命这么早爆发。辛亥革命爆发跟西方近代革命不一样,一个偶然因素,制造炸药走火爆炸,一爆炸就去勘察,结果提前起义。辛亥革命在一个城市爆发,后以各个省宣布独立而完成。为什么这样?辛亥革命不是自上而下领导推翻君主制彻底的共和革命,而是一个城市偶然爆发各个省宣布独立而完成。这是日本学者沟口熊三一直想搞清楚的:为什么中国革命会这样发生。

中国革命跟美国革命不一样,美国革命是把殖民者赶跑成立共和;法国共和是把君主送上断头台。中国不是,为什么这样?说来话长,不过有几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是中国军事制度本身的问题,明末清初,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一直主张地方分权,为什么?因为他们针对满族政权,害怕中央集权,不能明着说中央集权不好,只能回到封建,主张地方封建,增大地方权力,特别是士绅阶层的权力。共产党理论家称顾炎武和黄宗羲代表了地主阶级利益的主张,就是为了增加地方权,以增大地主权力的方式制约中央集权。这是最早的一种形态,沟口熊三称之为“中国的乡里空间”——士绅阶层权力的扩张。

后来出现太平天国,这是中国的转折点。天平天国闹腾的那么多年,怎么镇压农民起义?当时清政府没办法,第一是财政跟不上,国库没什么钱;第二是绿营、八旗多年不打仗,当兵不打仗就养坏了,战斗力下降,挡不住。所以清政府说每个地方、每个省份可以自己组织省武装,特别是湖南,比如允许曾国藩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湖南省,这就是湘军的崛起。湘军实际为曾国藩的私人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军队性质名义上是朝廷的,实际是曾家的。从湘军到淮军。这里我想说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让地方武装崛起,地方武装越来越具有私人性质,所以地方的崛起是满清政府头疼的问题,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一直到后来。所以清政府想了一个办法:在天津练兵,根据西方的制度练一支国家的部队出来,命令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很能干,不但练出了一支组织有效、战斗能力很强的队伍,而且培养了忠于自己的军官队伍,这就是北洋军。荣禄到天津视察,大家列队、喊口号,“吃大清的饭,要为大清效命”,荣禄一走,口号就换了“吃袁大帅的饭,为袁大帅效命”。清政府为了实现军事的朝廷化或者国家化要组建新军,但组建过程中袁世凯把北洋军培养成忠于自己的武装,这是中国共和进程中很重要的事件。后来各个省模仿中央练习新军,新军跟以前的军队不一样,征兵入伍的人要识字,这些识字青年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容易培养成反政府的一股力量。而各个省后来能够独立就是练新军的结果,新军很多人都是反满的革命者,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新军加上当地每个省的士绅见风使舵,一看共和革命成气候就倒向共和思潮,与新军士兵们、下级军官们联合、串通宣布独立。所以辛亥革命是地方革命势力为主要力量。

在这时清政府没办法,因为各省都独立了,但是清政府仍然要把这个势头扑灭,于是让袁世凯的北洋军出来扑灭革命的火焰。袁世凯派他的北洋军,冯国璋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汉阳。关于这场战役,德国一个新闻记者说:两军交战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北洋军,哪个是革命党派。革命党是一帮乌合之众,装备不行,没组织没纪律;北洋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革命党唯一优势是不怕死。袁世凯有这样的能力,训练出的北洋军很厉害。不过袁世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把汉阳拿下来就不打了,不停地向清庭要钱,说没钱不能打,现在不能进攻,没有装备,没有后勤,清庭就不断地给他拿钱,他就跟革命党谈判。袁世凯很清楚把革命党扑灭了,拯救了大清,但不会得到大清的礼遇。用我的话来讲,他扑灭了共和革命的那一天就是他的忌日。清政府肯定会把他杀掉。所以袁世凯很清楚当自己把这样一个运动镇压后,清政府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于清朝而言这样强大的力量能放心吗?所以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南北议和。革命党没有打进北京城的力量,虽然南方很多省份独立了,但北方大片领土全在袁世凯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共和革命者的子弹打不到北京城,甚至打不到袁世凯的地盘。所以袁世凯仗着他的北洋军向两方面要价,这是历史。后来革命党不得不做出妥协,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后来以孙先生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说你当总统可以,但首都不能定在北京,北京是旧官僚中心,没有受到革命洗礼,在那个地方做首都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共和国的首都只能在南京。袁世凯傻了,说那不行,首都只能在北京(那是他的地盘)。最后袁世凯赢了。中国共和革命者除了给袁世凯一部《临时约法》之外什么都没有。《临时约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是因为孙中山大总统要让位给袁世凯,议和的结果是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结果革命者不放心,“ 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当大总统能放心吗?”所以制订《临时约法》,从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大总统无权。袁世凯傻了,你孙文当大总统是总统制,轮到我当大总统改成内阁制,是对人不对事。不要看宪法条文,要看《临时约法》背后的东西,所以《临时约法》从它颁布开始就注定是悲剧。

袁世凯掌权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革命者大功告成,下野了,退出政坛,干什么去了?修铁路,说在十年内修铁路20万里,他的外号是“孙大炮”。可中国现在铁路还没到20万里。这时袁世凯当了共和国的总统,国会两帮人掌握:一帮人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一帮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梁启超的进步党为了能实现他们进步党的政治抱负跟袁世凯联合,所以梁任公在袁世凯政府里担任了重要官职: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国民党作为袁世凯的反对党。中国反对党不是英国、美国意义上的反对党,而是只要是袁世凯总统的行政命令、行政法规到了国会就全死掉了,反对党的唯一责任就是反对,中国人叫“掣肘”,袁世凯什么都干不成。梁启超代表的中间势力,因为历史上的间隙,跟国民党恩恩怨怨不断、互相掐。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分权制度,就是窝里斗。所以梁启超跟国民党斗,国民党跟袁世凯斗。当时中国一片废墟、百废待兴,总统没有实权什么都干不了,所以袁世凯要推行两个改革:废督裁军、军政分开,结果改革一个都实行不下去,为什么?南方各省反对,抵制的理由是你有集权。

共和革命到国民革命,百年之累,我们还在路上

宋教仁为什么被刺死?有人说宋教仁被刺使中国失去了走向宪政的机会。是这样吗?中国有走向宪政的机会吗?就是窝里斗,互相不信任,缺乏信任,用现在的话说是没有最低限度的共识。现在的舆论,左派、右派就是窝里斗,能达到最低共识吗?中国没变,跟那时差不多。袁世凯看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还不如当皇帝,看当皇帝后能干什么。但他一当皇帝,就是一个最聪明的人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什么都可以干,就不能把皇冠戴在头上,中国有中国的禁忌,老袁犯的致命错误就在这儿。有人说袁世凯多活几年,中国不会乱成那样,但他就早死了。袁世凯死后就是军阀,北洋分裂,军阀出来了。中华民国没有统一,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分南北两个政府:广东、广西、云、贵、川,这都是南方革命党占领的地方,袁世凯的军队到达不了那个地方,所以中国共和革命都是分裂的,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最后是军阀混战、军阀割据。

当时学界在军阀格局下接触军阀政治的人提出一个方法、路径:联省自治,以胡适为代表的学界、商界都主张联省自治。但有两种人反对: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二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共产党人反对。反对的原因我就不讲了,主要是他们看清一点:不管是联省还是自治,只要在军阀统治下,所有自治都绕不开军阀,不可能做到像西方公民的自己自治。比如选一个省长,你选谁?如果能保证军阀不大选是自治,但即便军阀不大选,没有军权的一个省长选出来了,可在军阀的地盘上能干什么?所以中国不得不再重新走消灭军阀革命的路,从共和革命到国民革命。为什么进入国民革命?为什么孙中山先生最后会选择这条路?大家知道苏俄,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在孙中山先生最困难时向他伸出援手,所以孙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快淹死了,向英美求救,他们在岸上耻笑我们。就在这时候飘来一根俄国稻草,英美国家说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这是孙先生的原话。不能责怪别人给你送来稻草,在寒冷的夜里别人给你炭火能责怪送炭的人吗?这是孙中山晚年一直左倾的原因。在中国共和革命困难时,西方国家没有伸出援手。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否自私,西方有自己的判断,在中国的西方人也有他的利益。

再比如戊戌变法,当“帝后”(皇帝跟太后)两党争得那么厉害时,谁代表了进步倾向西方很清楚。如果那时西方主要国家向光绪帝稍微伸出一下援手,戊戌变法可能就成了。可中国一部近代史,中国要搞成一件事,必须要看列强脸色、外国人脸色,不看他们的脸色能搞成吗?那时西方国家没有向光绪帝伸出援手,戊戌变法失败,所以有了后来的义和团。如果当时西方国家伸出援手,戊戌变法成了,哪有后来的义和团?孙先生那时也是这样,列宁伸出援手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给他制定政策,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军校(黄埔军校),给你钱而且派教师训练你的革命军人。这是后来孙中山国民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到老家湖南搞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两党联合、国共合作,他要搞农运。所以历史不能回避,共和革命到国民革命,我们走了这样一条路。中国共和革命为什么一直从排满、中华民国失败才有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建立了一个国民共和国,后来又一次革命才带来了人民共和国。百年之累,我们还在路上,这个事件很重要。

巴黎和会失去山东,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

还有一个事件更重要,比孙中山先生事件更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了中国这样一个共和主义走向的重要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跟中国没什么大关系,中国到底参不参战是一个问题,由此出现一个纷争: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发生争论。段祺瑞想出兵参战,黎元洪不愿意。为什么段祺瑞想参战?因为他找到梁启超,咨询了梁启超,梁先生告诉段祺瑞中国要征得在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必须参加一方战争,但必须要算算哪一方能获胜就参加哪一方,中国没有办法。段祺瑞问梁任公哪一方能胜?梁任公算了算说,我认为协约国能胜。段祺瑞说那就参加协约国。于是派14万劳工参战。后来梁启超赢了,一战结束,中国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大家都庆祝第一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知识分子发表演讲,有两个演讲大家可以看看:一个是蔡元培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劳工神圣》;一个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听这些词,就会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一直在变化,“劳工”“庶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劳工做出了很大贡献,14万劳工在协约国各个战场挖战壕,拿着弹药往前线冲,所以14万劳工以北方农民为主大多在异国他乡,知识分子特别感动,所以说“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歌颂劳工、歌颂下层从这时开始,这就为了后来能够接受苏俄做了思想感情铺垫,这很重要。

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争得了中国的权益,中国最大利益是什么?是山东问题。当时德国占领中国山东青岛胶州湾,作为战胜国从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权利自然而然,结果巴黎和会不是这样。梁启超自费组织团体到巴黎和会,可西方国家最后没把山东权益给中国,而是送给了日本。这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非常大。

正是巴黎和会这样的结果才导致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当北京大学的青年孩子们听到这样一个结果时纷纷走上街头,火烧赵家楼:谁在和约上签字!知识分子再一次受辱。我们学习西方,所以五四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文化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开始,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抱着非常大的热望,认为旧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即把西方的先生请进来——“德先生”、“赛先生”。结果没过几年,“德先生”、“赛先生”没来,西方在这个的会议上对向他学习的学生给了一巴掌。

恰好在这时又是列宁和他的苏俄伸出了援手,列宁所表现的强烈反帝国主义色彩,让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悲凉时感到特别温暖:列宁多伟大,西方的不是好东西,反帝国主义打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然后又看到以工农为主体的新型国家诞生,他们歌颂劳工、歌颂庶民。这是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体转身往左转的重要事件,我们不要责怪这段历史,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如果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主持公道,中国不是这样。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走启蒙而是都走向了革命?陈独秀、李大钊首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启蒙走向革命。这个阵营里一个主要干将感到很悲凉,即鲁迅,都散了,就他一个人在文字战线上战斗,而那些人都成了革命者。在革命者队伍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有人民共和国?跟苏俄有什么大关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集体往左转,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苏俄所表现的态度,另一方面跟西方对中国的判断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仍在路上,仍在人民共和国的路上,我们没有走向西方公民共和国那条路,为什么?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到最后中华民国的诞生,或者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方式、完成的方式,再到袁世凯的死所产生军阀割据,怎么应对军阀割据,恰好西方加入,第一次世界世界大战以及1917年列宁所领导的工农共和国的诞生,这些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进程,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使中国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公民共和主义,而走向了人民共和主义,所以我们的共和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两个字不能丢掉、没法丢掉,因为共和国的组成、组织、权力行使方式跟西方的公民共和国肯定不一样。

我想在座各位以同情的心情理解这段历史,责怪没有用,可以不喜欢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仍存在,怒骂、责怪都无法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主要问题是我前两年主张的: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说,因为中国的启蒙没完成,五四后就中断了,文化的五四到那儿中断了,把那个香火接续过来是中国要走的路。当然现在世界格局跟以前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前期一个国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做到了,它是一个独立的,至少表面上让西方平等相待的国家已经完成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主语绝对不叫中国公民,而叫“中国人民”。1954宪法到1982宪法,主语是中国人民或者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概念放在一百多年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格局中看待我们的主体,跟西方的公民共和主义、公民共和国不一样,但我也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剩下的是怎么能使人民共和国变成得更共和、更好。而若否定或者回避这段历史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这是我想告诉大家共和为什么是中国的百年之累,为什么我们还在路上。谢谢各位!

即便儒教能成为一种宗教力量,这种宗教也中断了

网友提问:您好!我关注到西欧共和在文艺复兴时期跟皇权、教会有关系,那在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和宗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就中国而言,中国的共和和中国传统文化,您认为将来有融合的可能吗?或者说中国也需要新的宗教文化才能融合?谢谢!

王人博:问题非常好,当代公民共和主义者对宗教兴趣非常浓厚,也就是说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从哪儿来,最终离不开西方的宗教因素,因为公民很多都是教徒,通过宗教教化的作用能够使公民的德性更加完备。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对一项事物的判断和德性不一样,这是现代共和主义寄希望宗教、道德对公民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知道法律规则只能关注我们的行为,不会涉及我们的心灵,心灵和行为两者之间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我认为心灵更重要,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所以对心灵的教化可能离不开宗教。自由主义也责难共和主义者:为什么非要强调公民德性?这个德性不做到,人都是自私的。共和主义者说那就要通过宗教力量。我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多重构造的,他们可能是教徒,可能是政治共同体的独立个体,也可能本身是一个神职人员。跟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太私属化了。

主持人:接着这个问题,秋风老师一直认为现在中国要转型应该在共同的儒家价值之下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才可能有有限的转型,这是不是跟宗教信仰有类似的作用?

王人博:我觉得差别很大,倒不是说中国儒教、儒家文化太世俗,这个角度我就不讲了。我认为西方宗教传统从古代经过中世纪到现在没有中断,香火没有中断。但中国儒家不一样,随着满清王朝覆灭,儒教早就散列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什么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因为北洋政府也像秋风先生说的:重拾香火,建立儒教。中国跟西方这点不一样,即便儒教能成为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也中断了。从宗教本质意义上讲,儒家文化算不上宗教,太世俗化,不带有超越性的东西。秋风作为儒者想用儒家重述中国的信仰,想法挺好,而能否做到,是否一厢情愿我不敢评价,就我本人来讲我不信,若儒家能够重构道德,道家可能更管用,我喜欢道家,道家不超越,但超脱,不那么世俗,所以我更喜欢道家。但我从来没有说建立一个道教宪政主义,不能这样干,宪政就是宪政,不能加上过多的修饰词。当然这不是说儒家没有用,满清覆亡后,中国儒家作为整体的思想体系崩溃后有很多碎片,很多碎片对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有价值,比如儒家强调的“君子之德”跟公民德性相通,但不是一回事。公民共和主义者也强调一个公民要大度、慷慨、审慎、节制等,这些德性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德”很多是相通的,比如君子要义、勇、仁,这些德性是相通的。换句话说一个儒家意义上的真正君子,比一个小人更容易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能帮到忙。但儒家能帮到忙时,一定要注意儒家的负面价值,也就是说君子概念有很多消极因素在里面,比如儒家君子从来不提倡个人自由,只提倡修身,这跟公民的德性不一样,公民德性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去修身,儒家没有这个前提,儒家不讲以个人自由为前提。所以不能过分强调儒家对我们的意义,过程中有很多消极意义。我不反儒,但我也不是儒者。

主持人:谢谢!今天讨论的个问题我想用两个人的两句话做回应:当时壹基金成功转型时,我采访了广东深圳的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先生,他说政府和民间的相互不信任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源头在政府,他主张政府应尝试放开,管得更少一点。第二句话是李连杰说的,他说“现在是一个多元世界,这个世界有人喜欢李连杰,就一定有人讨厌李连杰,是必定的,但他不可能不喜欢一个好制度。”所以他认为做壹基金一定要做出一个好制度。他还说“如果你做一件事,不要指望得到百分之百的共识,有60%以上的人达成共识就可以去做了,而且做的过程中不一定要说服那些人,坚持做3年、5年、10年、30年,做到第二代了,中国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中国当下处在混乱时代,中国从“人民共和”走向“公民共和”是否有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谢谢王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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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信息:
嘉宾:
王人博(著名宪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时间:2013-4-25 15:00-17:00
地点:希格玛大厦演播厅
编辑:曾茜
制作: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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