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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再复《驳顾彬》原文节选
  • 顾彬疑问:刘再复为何对我发动“文革”
  • "文革式批判”与“批评的伦理”

书院笔记

【本期摘要】2014年9月20日,由《三联生活周刊》主办的“思想·广场”文化节上,沃尔夫冈·顾彬就刘再复《驳顾彬》长文,首次给出回应。顾彬提问欧阳江河:“80年代重要的文学家批评我,用的都是文革时候的语言。这是为什么?”顾彬与欧阳江河的对话经报道后,在文化界再次引发讨论。[详细]

刘再复《驳顾彬》原文节选

刘再复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刘再复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给“欧洲愤青”一个必要的回应

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我本来对顾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如2010年许子东先生把我和顾彬一起请到岭南大学中文系时,和他一起吃饭、开会,我只和他“和平共处”,但不赠书,也不走访,那时我就知道他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理极不平衡(他推荐的人没能得此奖),便退避三舍,让他三分。一起吃饭时,只是沉默,避免争论。今天我所以对顾彬要“顾一顾”,乃是因为他此次得寸进尺,在香港太横行,一副让人难以忍受的殖民者姿态与腔调,甚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比在大陆所摆的“洋教师爷”架势更咄咄逼人,完全越过做人治学的道德底线。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

知道“顾彬”这个名字,是前几年偶尔在网上看到消息,说有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很像“愤青”,在中国当代文坛里混迹了几年,作了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因为这“垃圾论”,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垃圾论”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暴得大名”之功。面对“垃圾论”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

读了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推出骇人听闻的“垃圾论”:因为只凭一部只有复制性而没有艺术感觉的文学史书,很难在偌大的中国引起“轰动”,唯一的办法是制造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论,即写一书不如骂一通,编一“史”不如踩一脚。我要问:有这么一本唱老调子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就可以信口雌黄侮辱中国当代文学与高行健吗?

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

顾彬在德国远不如在中国出名,可见他的“垃圾论”还是在中国凑效了。谁能起哄,谁就能在中国的浅薄文化圈里得逞,顾彬真不愧是“中国通”。

总结二十四年的所见所学,我觉得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

关于第一点,中国本来也不差,曾国藩的治家八本,就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但近数十年来,此“本”却被上上下下的国人大打折扣。没想到顾彬也丧失此“本”,进而践踏这两项基本的学术品格,通篇讲话都是妄说妄评妄言妄语(下文我再举例说明),更谈不上进入学术问题。谈论高行健与莫言,本可以引发许多学术问题。

就说莫言吧,我说莫言的作品呈现了“酒神精神”,但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精神,就大可讨论。莫言获奖前,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就认为中国没有“酒神精神”,而他的学生刘东博士则说“有”,而且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另外,李欧梵说当今欧美小说缺少“现实幅度”与“想象视野”,而莫言恰恰具备这两项,我还补充说,莫言是现实幅度、想象视野和审美形式的“三通”。但有朋友提出质疑,认为如此界说欧美小说有些不公平。还有,莫言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来自本土蒲松龄的“狐幻现实主义”?这也可以讨论。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精神变态

顾彬除了不知进入学术问题而热衷于“妇姑勃谿”的低级斗法之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绝症,就是不尊重事实,以妄言代替分析,以泄愤代替论证(和曾国藩所说的“以不妄言为本”正相反)。

顾彬在发言中,讲了许多“事”,但都不“实”。就我亲身经历的相关之事而言,就明白顾彬全是信口开河,肆意歪曲甚至造谣诽谤,说话极不负责任。现举几个例子。

(1)断言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说高行健“离开中国并非政治因素所致”,而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金钱收入的考量”本是顾彬的生命密码,他居然移植强加给高行健,十分可笑。而说“非政治因素”,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高行健是个典型的流亡作家,他的人生经历过多次流亡(大约有五次之多,其流亡史可写成一本很有趣的书),这本是众所周知的鉄铸事实。未出国时,他就经历了一次著名的从首都到边陲的大逃亡。一九八三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当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幸而,得知这一信息的剧作家苏叔阳,连夜告知高行健。在此政治压力下,高行健只好匆惶逃出北京,到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流亡,北至大雪山,南至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也因为有此次流亡,才产生了被马悦然教授称赞不已并译成瑞典文的《灵山》。高行健早就说:“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人,总在流亡”(《没有主义》第154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所以他总是高举流亡的旗帜。一九八九年 ,他因宣布退党、并发表声明,又导致被开除党籍、公职和更久远的流亡。至今国内仍严禁他的作品,扼杀他的名字,封锁他的消息,连我的《高行健论》也无法出版。与顾彬横行无阻的宾客待遇完全不同。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德国人顾彬却闭着眼睛硬说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这种不顾基本事实的无聊歪曲与挑衅,不仅毫无根据,也毫无意义。我在这里加以驳斥,实在是浪费口舌。

(2)顾彬说德国《法兰克福报》批评《八月雪》的演出是一堆木偶戏,这也是瞎说。2005年马赛演出《八月雪》时,我正在附近的普罗旺斯大学参加高行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就近去看戏。这是台湾戏剧精英和法国马赛歌剧院的联合演出。我亲自看到法国观众一再起立,热烈鼓掌欢呼,演员谢幕达八次之多。那天晚上,我真为慧能、为高行健、为中国艺术而激动不已,彻夜不眠,并写下了一段文字。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中国文化年”,排斥高行健,所以此剧未能在巴黎上演。因为有此经历,所以我不相信遥远的德国《法兰克福报》会特意攻击马赛的《八月雪》演出,于是,便打电话问高行健。行健说,这就叫做“天方夜谭”。


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

顾彬疑问:刘再复为何对我发动“文革”

顾彬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顾彬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纳粹语言与文革语言

沃尔夫冈·顾彬与欧阳江河本次对谈的题目是《受伤的汉语》,发给观众的论坛手册上有这样的题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必须重新学习德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原来思想丰富的德文变成有用的德文,它就丢掉了它的美。基本上德国作家帮助德国人回复他们的母语。文化大革命也利用了中文来得到它的目的,它宣传的是一种错的意识状态,在中国也是作家想修改这个现象。”

关于德国纳粹语言和中国文革语言的共通性,顾彬回忆道,“1945年以后的西德受到思想教育,使用德语必须非常小心,如果我们无意识用词,马上会被批判。”这种语言习惯至今仍在延续,顾彬以一位当代德国诗人为例,诗人在五年之前出版了新诗集,用的都是纳粹时代的语言。对比中国,顾彬想知道中国文革语言为什么会留下来,以及刘再复为何要使用文革语言批评他。

军事斗争奠定文革语言基调

欧阳江河认为,“刘再复不是用文化交流的方式看待顾彬的工作,而是使用了媒体意识形态。”

究其原因,欧阳江河指出,“刘再复50年代大学毕业,90年代初离开中国,他受的教育有很深重的文革文化痕迹。文革语言起源于批判,毛泽东在中国当代文言文和旧白话转型成新白话文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也犯了很大的过失。他的文革语言‘炮打’用的是军事语言(编者按:《炮打司令部》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军事语言定了文革语言的基调,就是斗争、批判、骂人,把你一只脚踩下去,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所有这些语言最深处的隐喻是来自斗争,而不是和平。刘再复那一批人只要在批评时,语言语法的那种紧迫感、严重性、语气立即回到了文革时期。”

徐当代商业语言继续伤害汉语

欧阳江河认为文革语言对汉语的伤害甚至是犯罪,必须加以清除。这种伤害到了当代,又进入到商业广告语言、媒体语言、网络语言等等行话的混合,这些影响有时赋予我们语言一种更有活力,更灵活,更当代的特质。但如果我们完全听凭其他元素对汉语的引领,有时会走向反面,产生副作用,而且我们自己都认识不到。

“文革式批判”与“批评的伦理”

刘再复(图片来自网络)

刘再复(图片来自网络)


“文革”在政治层面结束,语言层面并未结束

腾讯文化:对您的批评,顾彬有疑问说“刘再复为何对我发动‘文革’”,对此您怎么回应?您的批评是“文革”大批判吗?

刘再复:知道顾彬也拒绝“文革”,我很高兴。都对“文革”采取否定态度,这就有相通之处。我对“文革”深恶痛绝,并认为“文革”虽在政治层面上早已结束,但在语言层面上并未结束,所以一直反对“文革”式的语言暴力。然而,我是一个经受过十年文革的人,所以在潜意识里也可能保留文革语言的病毒。如果出于善意,对我的语言作风进行批评,我会乐于听取并会衷心感谢他。我去年发表于《明报月刊》的《驳顾彬》一文,确实一反我的闲淡语言作风,确实以非常犀利的语言驳斥顾彬。但我不是“发动”,而是“被动”,即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是被迫挺身而出为我的朋友高行健辩诬,被迫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辩护。也就是说,是顾彬对高行健和当代文学“发动文革”,即攻击中国当代文学为“垃圾”(这是极为典型的文革语言)和对高行健、莫言嘲弄和诋毁,我才不得不作回应,不得不仗义执言,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尽管我遵循的是《道德经》“不为天下先”的原则,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不得已”的愤怒文章。

腾讯文化:我想到“批评的伦理”。社会或者知识界应该如何展开批评?它需要恪守什么样的原则?批评必须要兼顾“汉语之美”吗?

刘再复:你提出了“批评伦理”这个概念,非常好。今后我们还可以多探索这个问题,也希望顾彬教授能参与探索。不管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还是文学批评,都有一个伦理问题。英语中的“费厄泼赖”,其实正是竞赛伦理也是批评伦理。可是鲁迅先生却写了“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给予拒绝,这显然过于激进。八十年代王蒙写了一篇“费厄泼赖应当实行”,我很赞成。我到美国已25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有所认识,但对于两党在竞选中遵守政治游戏规则和遵守“批评伦理”,则有好感。例如总统竞选时,相互批评对方,但基本上都能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即就事论事,不涉及事外人身。进入问题,不攻击题外人身;一旦离题涉及人身就算违反规则,输了一局。例如老布什与克林顿的辩论。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军事政策时,老布什说克林顿在越战时是个“逃兵”,没有资格谈论军事。这就把“事理”转向“人身”,违反了规则,克林顿的团队当然抓住不放了。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只能“抨击论据”不能“抨击人身”,要相互尊重人格的尊严,这恐怕就是“批评伦理”中最关键性的内容。批评的力量也应体现在对于论据的驳难上,而不是体现在骂人的凶狠和耸人听闻的“结论”上。

腾讯文化: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所做的批评或许是简化的,他的流行言论——比如“垃圾论”多有被媒体曲解误读之处。以您的观察所及,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品质?

刘再复: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分前期(文革与文革之前)与后期(文革之后)。前期因为政治话语压倒文学话语,多数文学作品成了政治注脚和政治号筒,所以应当否定,但也不是“垃圾”一词可以了结。而后期的当代文学,包括当下的文学,多数作家已从政治理念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甚至是天才作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信念。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大约三十年期间,中国当代作家多数拥有灵魂活力,并获得很高的成就。其所以会获得成就,是因为当代作家的自性与个性(即主体性)已经确立,一群杰出作家已告别意识形态的阴影,赢得了自己的语言(不再使用集体经验语言)并发出独立不移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不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写出人性的真实和生存环境的真实,其精神质量与艺术质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行健与莫言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种征兆。这至少说明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机构充分重视与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中国当代文学也有许多令人失望的现象,也可以进行否定性的批评与对话,但说它是“垃圾”,就未免太本质化、太简单化了。

文学批评不是政治审判,也不是道德审判

腾讯文化:我看到您发表的文章《莫言了不起》,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公共言论表现遭遇到的广泛批评,这是来自人文知识界的批评,人们对莫言作为“诺奖”作家在公共事务上表现出来的境界强烈失望。

刘再复:对莫言的批评需要具有两个前提:第一,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以作品面对世界的人,所以首先要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极为丰富,仅小说就有11部长篇,30部中篇,80多部短篇。只要通读莫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不仅具有宏大叙事的才能,而且具有深广的作家良心。他的良心在千百万个汉字中呻吟着,跳动着,磅礴着,这颗良心包涵着最真挚的大悲悯,也包涵着中国人民整整一百年的苦难史、挣扎史、歌哭史。如果真的进入莫言的小说世界,真的读了莫言的作品,就会说,有这些作品就够了,不能要求太多了。而且还会说,这些作品的精神总量和艺术总量绝对不在加缪、萨特、福克纳、马尔克斯之下。

第二个前提是对莫言的批评应是文学批评,即对莫言进行审美判断,而不应对莫言设置政治法庭、道德法庭、社会法庭等等。一个杰出作家,他通过作品表现个人的大关怀、大悲悯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要求他也要同时充当“精神领袖”、“正义化身”、“人民代言人”和“救世主”等等。更不能要求他在公共事务中充当“包青天”、“海瑞”和“公共知识分子”等角色。要允许作家作为艺术主体(本真角色)表现出勇敢正直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现实主体(世俗角色)表现出懦弱的一面。例如,对于伟大的诗人歌德,我们只要拜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及《浮士德》,欣赏他的天才就够了。大可不必去计较他当过魏玛公国的臣子,以及其到了八十多岁还在谈恋爱等俗事俗行。恩格斯批评歌德在现实社会中常表现出“庸人”的一面,这其实很正常。进入创作时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与伟大心灵,那才是真正的歌德。天才的弱点是可以忽略的。当然,我也希望莫言多一点知识分子的承担。

腾讯文化:就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刘再复:外语翻译对于中国文学文本在世界的传播,其功当然不可抹煞。但是这两者之间,最后的“实在”(决定因素)还是文学文本,而非外语翻译。葛浩文翻译了十几位中国作家的3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都未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而他没有翻译的高行健却第一个获奖。葛浩文先生真诚地热爱莫言,努力翻译莫言,但仅仅靠他的英译,也不一定能获奖。我相信莫言作品所以能打动瑞典学院院士们,还借助于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以及各国各种译本的综合辐射。而归根结蒂,是莫言本身的作品太杰出,太动人。我特别尊敬葛浩文教授对中国文学的真诚之心,并在回答《金融时报》时正式对他作出高度评价;但也不同意把莫言的成功完全归结为老葛的翻译,老葛也不会同意歪曲性的解说。

腾讯文化:您多年游学欧美,就您的所见,欧美对中国文学是否存有误读?西方是在怎样的语境下看待中国文学?当然我们知道就文学的影响力而言,所谓西方其实也是很小的圈子,可能仅仅是西方的汉学圈子,是选样吗?

刘再复:西方(主要是指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确实主要是西方汉学圈子的批评,这个圈子很小,能称上是“汉学家”的更是屈指可数。很小圈子里的人又不是三头六臂,其力量非常有限。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其力量也非常有限。一个文学批评机构要面对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这几乎不可能。他们之所以让人敬佩,乃是这些评审主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他们献身于文学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把握世界文学的真实与中国文学的真实。中国当代文学那么丰富,那么复杂,我早已被吓得逃之夭夭,“返回古典”了。连我们这种中国批评者都跟踪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怎能要求西方学者跟上这种步伐呢?这种“跟不上”,就决定了批评者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独断、武断、主观、片面,顾此失彼。仅仅高行健,他的作品就不仅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有十八个剧本,还有诗集与论说集。我曾为他的七部作品集作过序文,深知要读懂读透他的全部著述并非易事,所以我对不认真读高行健又妄评高行健就非常反感。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还得靠中国自己的批评家。西方文学批评机构的批评意见,我们要倾听,但不要迷信。

文学成为政治工具导致文学的消亡

腾讯文化:每个国家或每个族群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史,由谁来撰写文学史,呈现的文学气象是迥异的。比如在夏志清先生文学史中,张爱玲和沈从文被提到很高的位置,而此前被生流意识形态接纳和推崇的作家——比如以茅盾、老舍、郭沫若代表的“革命”文学被降到低处,您以为这其中存有偏差么?就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贡献而言,您心目中的价值排序是怎样的?

刘再复:文学史撰写也是一种文学批评。你说文学史由谁撰写,呈现的文学气象是很不同的,的确如此。文学史撰写者也是批评主体,文学史的面貌是由批评主体决定的。最近我在科大人文学部讲课,把批评主体分为五类,即政府批评、机构批评、大众批评、批评家批评和时间(历史)批评。文学史有“钦定文学史”和“官定文学史”(政府批评),有“社(出版社)定文学史”和“校定文学史”(机构批评),也有文学研究者的“自定文学史”。最后这种文学史算是行内批评,可是行内也有真内行与假内行之分,有“眼光如炬”与“眼光如豆”之分。较好的个人写作的文学史能扫除“官定文学史”的偏见,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史在”的真实,例如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也有其局限,夏先生开掘张爱玲与沈从文,还以崇高的地位,这是很对的,但贬抑鲁迅则不妥。无论如何,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文学批评应当超越政治标准。以往的“文学史”贬斥甚至开除张爱玲、沈从文,这不对;现在如果刻意贬斥茅盾、老舍、郭沫若等也不对。然而,我要说,茅盾、老舍、郭沫若还有曹禺等现代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确实都经历了一次悲剧性的大倒退,其作品和评论都没有真价值。对此展开批评,并非恶意,乃是面对事实,总结文学实践经验。对于现代作家,我心目中有自己的价值排序,但此时还不想在无法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宣示。

腾讯文化:从20世纪到今天,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一直紧贴,2010年4月,我们在台湾参加华文文学高峰论坛,马英九先生有个演讲很有意味,他的大意说“不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而是政治要为文学服务。”这个语序的变换呈现出新的文学态度。这是值得赞许的。您以为呢?

刘再复:政治与文学,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两者过于“紧贴”,绝非好事。作家从政,更不是好事。各种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改变不了政治的基本性质乃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说,政治是充分功利化的事业,而文学恰恰是超功利的心灵事业。文学创作在呈现社会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呈现政治生活。然而,这也要用超越的眼光来审视与呈现社会功利活动,呈现时不应当带入“政治倾向”,更不可以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肯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但也无须要求政治为文学服务,一旦“服务”,就可能导致“干预”。我主张政治不要干预文学,也主张文学不要干预政治。要求“文学介入政治”或要求“文学干预生活”都会损害文学。相比之下,马英九提出“政治要为文学服务”当然比“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路好一些,至少,这种态度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作家最宝贵的品格是“独立不移”,不需要任何政治为其“服务”,不需要“他者”过分的“关心”。

腾讯文化:在九十年代,您与李泽厚先生做过一个哲学对话《告别革命》,现在您还认同当时的思想么?

刘再复:迄今为止,李泽厚先生和我都认为二十年前我们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对的。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香港天地图书推出第六、第七版,我们坚持“一字不改”,仍然坚信改良的方式比暴力革命的方式好。“你活我也活”的和谐哲学比“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好,更比“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好。我在《双典批判》中批评“造反有理”的旗号,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唯有非暴力的文明手段才可能达到崇高的目的。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标。这本是托尔斯泰、甘地的信念,我追随而已。

总结

刘再复认为“文革”虽在政治层面上早已结束,但在语言层面上并未结束。他一直反对“文革”式的语言暴力。然而,作为一个经受过十年文革的人,所以在潜意识里也可能保留文革语言的病毒。

本期信息

嘉宾: 沃尔夫冈·顾彬 欧阳江河
时间: 2014-9-20 13:00--15:00
地点: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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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017期
陈丹青 邵建
《陈丹青对话邵建:三个胡适 三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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