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卡托沙龙
2013年6月15日及16日两天,“得与失” 再次作为墨卡托系列沙龙的核心话题被关注,这一次由于奥雷?冯?于克斯库尔(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主席)及杰瑞?扎娄勒(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的出席,而融入了全方位的欧洲视角。他们分别与中方嘉宾梁捷(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及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一同应邀参加由墨卡托基金会主办,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合作方的第三期及第四期系列沙龙。
面对GDP长期高速增长和环境随之不断被破坏,国人开始反思,也开始发问:“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GDP增长带来的物质富足是最终目的吗?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什么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中国梦?
慈善行为能像比尔·盖茨所描述的那样“改变世界”吗?私人基金会的历史在欧洲十分悠久,而在中国却很短。除了明显的差别之外,中国和欧洲都面临一些相同的问题:是什么促使捐赠者捐出部分资产用于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活动?基金会应该在哪些方面、通过哪种方式工作,才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效果?…[详细]

奥雷·冯·于克斯库尔 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主席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电子刊物《读品》创办者
奥雷·冯·于克斯库尔:经济增长和幸福未必成正比

经济增长和幸福未必成正比。低成本的挖掘方式能够推动GDP的增长,但对当地人的生活有很大影响。GDP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它不考虑成本因素,只关注收益,忽略了自然资源损耗等造成的亏损。在全球化时代,当发达国家意识到他们的生态环境是有限的,他们就去占用别国的资源。幸福感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建立在损害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家应该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保护资源,提高人民福祉,同时保证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详细]

梁捷:政府应当思考如何从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转向更多维度的考核指标

对于贫困国家来说,经济收入、物质财富的增长对人民的幸福水平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然而一旦收入超过五千美元这个特定阈值,财富收入和幸福水平就不再存在显著关系。在中国地方官员的选拔机制上,GDP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政府现在应当思考如何从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转向更多维度的考核指标。另外,相对于GDP而言,全球幸福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在衡量幸福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考虑到了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这个核心指标。但它仍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详细]


杰瑞·扎娄勒 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杰瑞·扎娄勒:有一些事是只有基金会能做,而政府做不了的

在欧洲,政府与慈善界的合作很紧密,它们甚至联合展开业务。基金会新辟一条道路,承担先失败、后改正的风险,然后政府按照正确的模式带着大量的资源投入进来。基金会应该通过经营来增长自身的财富。如果一直守着最初那些钱,基金会是不能发展下去的,这种发展模式也适用于中国。基金会通过塞内加尔的一个农业项目项目,可以帮助流散在意大利都灵的非洲妇女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件事就只有基金会能做,别的机构做不到。[详细]

王振耀: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着税收政策和观念陈旧等障碍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进入全民公益的时代,从数额上看目前已进入千亿元捐赠的阶段,但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着税收政策和观念陈旧等障碍。中国目前共有大约3100个基金会,平均每10万人只有0.24个基金会,正好和德国相差100倍。其原因是,中国人过去对基金会抱着一种警惕的想法,成立基金会的标准也高达200万元。现在应该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个人和家庭在社区里、村庄里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善。中国基金会的工作目前主要围绕慈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潮流,如推动资本精神的发展以及政策研究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