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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视觉艺术家及电影剧照摄影师Lisa Tomasetti已有23年的拍摄经验。这次，她将优雅轻盈的芭蕾舞搬上了粗糙的巴黎、东京和纽约街头，创造了一种精致艺术和粗糙生活完美融合的独特画面。

在摄影师Lisa的镜头中，这些美丽的舞蹈演员身穿紧身衣，芭蕾舞短裙及芭蕾舞鞋在嘈杂拥挤的街头演绎着一个个芭蕾舞经典动作。她们优雅地在半空中劈叉，巧妙地用一个脚趾头保持身体平衡，而她们的身后，是粗糙的街角，地铁站和繁忙的购物区。这些无不给人一种现代拥挤吵杂和古典优雅精致并存的视觉体验。

中国芭蕾演变：政治寓意消解 成大众欲望符号

在许多中年人的记忆中，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那段不到两分钟的“四小天鹅舞”是刻骨铭心的。正是通过这一镜头，人们第一次看见了“穿短裙跳大腿舞”的女人。而这在当时的中国，俨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最恶劣表现。因此，必须开创性地借用芭蕾舞这一艺术形式，来讲我们自己的革命故事。

周恩来在1963年8月提出“音乐舞蹈必须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随后，《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剧中那场四个红军女战士与炊事班长嬉戏的表演，显然可见四小天鹅舞的影子，只是柔曼的白纱短裙变成了硬朗飒爽的灰色短裤军装和八角帽。随后，《白毛女》等相似题材的本土芭蕾舞剧相继问世，芭蕾舞台上穿足尖鞋的革命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由于自上而下的推广，初来乍到的芭蕾以及芭蕾舞演员在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李春华说，她1972年上舞蹈学校学芭蕾时，享受的是国家的“运动员待遇”：不交学费，一星期吃两次水果，经常喝牛奶。在物质匮乏、一切凭票证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芭蕾舞者如此“奢华”的待遇，就这样把这个群体符号化，从而定格在了“国家形象的演绎者”的位置上。

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舞蹈从来就是展示身体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的载体。于是，国家领导人对舞者群体细致入微的关心也就成了必然。甚至连练功房这样具体的事也会过问。李春华回忆说：“如果练功房地板不好了，周总理一个电话，马上地板就换了。”

运动员被期待着为国争光，而芭蕾舞演员则被期待着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李春华记得，当年，包括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内的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前来参观舞蹈学校，看中国人怎样训练和培养芭蕾舞演员。

作为中国第一部“自主创新”的芭蕾作品，中央芭蕾舞团多次携《红色娘子军》进行世界巡演。这部舞剧俨然已成为新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

如今，在与俄罗斯、法国等“芭蕾舞大国”共同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中、在诸如“德中同行”等各种国际艺术节上，以及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外交演出”节目单上，中国芭蕾舞都是保留节目。

2007年中秋，耗资30亿元人民币、由法国人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开张试演。中央芭蕾舞团选择《红色娘子军》作为首演剧目登场。

中芭副团长黄民暄表示，《红色娘子军》是“不可动摇的红色经典”，是“世纪舞台精品”，“我们发展‘民族芭蕾’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