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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拍片因为心疼他们

2013年04月07日15:32中国青年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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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纪录片有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和阶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游民”是一个隐性的社会,他们的情感方式、心灵生活鲜为人知,但通过纪录片可以让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

从去年开始,依靠朋友和家里的资助,已经拍了4年多纪录片的徐童终于在燕郊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拍摄之余,可以在这做做剪辑和其他后期工作。燕郊是个神奇的地方,属于河北,但能收到北京和天津的手机信号,而很多时候,所有手机信号会一齐消失。所以,联系徐童一定要打他的固定电话。

每周六下午4点半,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都会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3层免费放映一部纪录片。从2009年春开始,已经陆续放映了150多部。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多功能厅,观众多则满座,一般维持在五六十人。也许,纪录片能公开放映的机会不多,纪录片导演也没有商业片导演那么“忙”,所以大部分时候,导演本人也会亲到放映现场与观众交流。徐童就是其中一位。

这些访谈汇集成了三册《清影纪录中国》,最近刚刚出版。据说,这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独立纪录片展示和导演访谈。不管这样的描述是否准确,书中收录了45位导演的50余部作品,已经是一次为数不少的独立纪录片的集体亮相。

“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我心疼他们。”一位女导演回答。

以影像温暖世界

2009年4月25日,清影工作室第一次正式放映。起初的口号是“以影像关怀世界”,后来觉得“关怀”有些居高临下,于是改为“以影像温暖世界”,沿用至今。雷建军,年纪不大但人称“老雷”,拥有很多身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导演、清影工作室“室长”,也是他主持了《清影纪录中国》的编撰。他回忆道:“第一天放映的那个下午,我们摆好了从‘金五星’(记者注:北京著名的批发市场)买来的小椅子,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些即将到来的观众。”

然后,雷建军听到了“冯艳讲她被抓的故事,盛志民讲摇滚和撒娇的区别,张以庆讲《幼儿园》之后无法再拍纪录片的心情,徐童讲东北的见闻,蒋樾讲理想横行的年代”。当然,这是一位大学老师略显文艺的描述,真正的故事可能有另外一个版本。

徐童从2008年开始创作独立纪录片,《麦收》、《算命》、《老唐头》是他的代表作“游民三部曲”,镜头都对准社会底层人群。书中收录了他的《算命》,这是个并不美好的故事:历百程是一个残疾的“算命先生”——这不是个好职业,如果还算一个职业的话;而他的顾客们更不走运——为了改变“孤单命”请他帮忙改名的唐小雁,因为好赌而年年攒不下钱的煤矿工人,丈夫在监狱服刑的按摩房服务员……“我愿意把镜头对准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一个变化无常的江湖、一些善恶掺杂的人性。”徐童说。

这套书的主编之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君健说:“我们在选择放映什么片子时,会更偏好社会观察类型的纪录片,因为它能和当下的真实生活形成对话。也有一些其他题材,比如历史、自然、环保、艺术等。”

于是,也有孙曾田讲述鄂伦春族人生活的《最后的山神》、金铁木重现盛唐气象的《大明宫》、马莉记录藏地佛教的《无镜》,这些暂时跳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也在放映列表中。

什么是独立纪录片?梁君健解释有两个标准,一是制作方式,一般指非机构生产的纪录片,二是内涵和感受,指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而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尽管《最后的山神》是“体制内”导演在“体制内”拍摄,还曾在央视播出,但仍然是一部具有独立精神的独立纪录片。

在雷建军看来,诞生于1990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在1998年遭遇了比较大的起伏,因为从这一年开始,电视行业出现产业化改革,收视率和盈利成为主旋律。之前很多人能在电视台的体制下进行较为独立的创作,比如孙曾田,但这在彻底的栏目化之后已经行不通;但与此同时,新的技术发展带来了DV的流行,也使得个人拍摄纪录片成为可能。

拍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无镜》的导演马莉是一位体重只有80多斤的南方姑娘,为了这部片子,她在青藏高原待了4个月。和她一起去的还有几个男的,其中一个3天后跑了,并且从此在纪录片行业里消失。后来,摄影师、助手都走了,只有马莉还在。

焦瑞青在影片放映结束后采访马莉,马莉告诉她,自己是如何叩开一位闭关了18年的僧人的门:“最初那位僧人不同意,但他没想到一个女人能坚持这么久。为了理解僧人的生活,我像僧人们一样去诵经、转山。僧人被感动了,打开了闭关院的大门。”

“马莉写过一条微博,讲她对纪录片中人物的态度,是‘我心疼他们’。有时候与拍摄对象的沟通不需要言语,需要的是行动和态度,需要你对他们真正的关心。”焦瑞青说,“很多导演都说,纪录片拍到最后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以怎样的态度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你。”

焦瑞青自己也拍纪录片。拍摄《未名湖》时,她每天早上5点多就去北大未名湖边待着。有个老人每天都会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婴儿十分可爱。焦瑞青提出想拍,老人不同意。20多天之中,焦瑞青几乎天天都能遇见他,并和他礼貌地打招呼。终于有一天,老人主动对她说:“可以拍,我觉得你是认真的。”

相比之下,徐童的拍摄故事可能更市井,也更粗粝。这位参加电影节时衣冠鲜亮的导演,经常出没在城乡交界地带的出租房、污水横流的逼仄街道、肮脏的公共厕所,以至于“很难分清这是片中人物的生活还是我自己的生活”。《算命》在文津放映时,梁君健问他是否还住在杂院,徐童答:“我还在杂院,但不是原来那个。底层的生活流动性很大,有时候由于闹了矛盾,翻脸了,没法处了,只能走人。”

拍《算命》时,徐童和历百程老两口一起住了一年多,而且一直交往到现在。因为他认为“拍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作者必须进入到人物生活中,你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员,是他们的朋友”。《茶马古道》的导演周卫平甚至说:“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属于被拍摄的对象,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纪录片必须考虑观众

纪录片没有预设的目的性,每一部都是导演与人物的邂逅。焦瑞青在拍摄《扇鼓·乐》时,发现这种流行于太行山区的民间艺术,在当地人心中并不是什么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给日常生活带来快乐的小玩意儿,她看到了“贫穷中的美好、辛苦的快乐”。

《麦收》还没剪辑时,徐童就遇上了“算命先生”,并和他“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拿起了机器拍他,也没什么尴尬,徐童说“这是缘分”。

与独立纪录片对应的概念,是工业纪录片,这类纪录片需要考虑市场和营利,因此收视率很重要。而工业纪录片要得到大众的喜爱,题材不能太小众,观点也不能太犀利。这些纪录片和商业电影一样,往往会讲述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

“相比之下,大多数独立纪录片更加关注观点的表达。这是对纪录片价值认识的差异。”梁君健说,“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和喜欢我的片子,但前提是‘片子是我自己的充分表述’。如果为了更多人喜欢而在拍摄和剪辑时改变我的初衷,我不会愿意。”梁君健认为,当大部分观众主要还是希望从荧屏上获得消遣时,略嫌沉重的独立纪录片服务的,就是“剩下的那部分”。

徐童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对观众也十分重视。拍《算命》时,因为拍摄时间较长,而导演总想把故事说全,所以第一版的片长达183分钟,后来想剪成100分钟内,最后成片129分钟。为什么?答案无关主题、思想、表现力,而是“观众”。“观看纪录片的方式多是集体观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徐童说,“纪录片必须考虑观众。纪录片是交流的途径,如果仅仅拍给导演自己,那么对观众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没什么帮助了。”

徐童说:“纪录片有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和阶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游民’是一个隐性的社会,他们的情感方式、心灵生活鲜为人知,但通过纪录片可以让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位观众在看完片子之后,直接站起来问我能不能给片中的人物捐点钱,这也算是纪录片的影响力吧。只是,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力没有那么立竿见影,需要一个过程。”

定期播放纪录片的场所在北京并不多,除了文津,比较著名的就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图书馆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还有一些零星的酒吧、咖啡馆、主题餐厅,和艺术电影的播放渠道相似,但更窄。其观众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小群体,就算在“豆瓣”这样文艺青年扎堆的地方,组织看纪录片也仍是个小众活动。

不过,让梁君健欣喜的是,清影工作室在文津放映时,大部分观众不是学生,也不是圈子里的专业人士,而是来自各行业的普通人。“纪录片也许并不需要显赫的出路,像商业电影那样获得高度关注,只需要给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人提供一些文本和途径,为这个时代保留一些记忆。” 梁君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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