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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思想录》:科学家的社会历史责任

2013年04月08日09:37新京报[微博]邓玲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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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赞成搞自然科学的人,多向人文科学的人学习,学习他们关注价值问题的一些理念。反过来,人文学者,多向自然科学家学习他们在科学上比较严肃、严格的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大家就有共同语言了。

《中国科学家思想录》:科学家的社会历史责任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邓小平写信,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当年11月,“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启动实施,对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一段科学家建言献策、与最高领导人密切互动的佳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进入转型的新世纪,科学家们在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破解资源和环境等各种社会难题上起着重要的决策参谋作用,他们建言献策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

近日,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中国科学家思想录》,首次公开发布1998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学部完成的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将科学家的思想成果一次性集中展现在公众面前。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受国家委托或根据院士的建议,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展规划、技术决策提供咨询。从这套书中,不仅可以解读出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更是一次针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和启蒙教育,并可以寻觅出科学家们建言献策的思想路径和社会担当。

开卷:国计民生问题均有建言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大发展和改革转型的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进一步呈现——从2003年的非典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从三峡库区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从动车故事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城镇化、老龄化、住房、教育、医疗等等,牵动着无数国民的神经。《中国科学家思想录》记录了院士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的战略研究和咨询建议。这些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为国家宏观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许多已经被采纳并成为公共政策,真正服务于民众。

比如,针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陈可冀、秦伯益等院士,综合大量数据和资料,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出路。

气候问题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雾霾沙尘天气,让人们逐渐熟悉了PM2.5这个新词,叶笃正、丑记范等院士提交了“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的报告,早在十余年前就对华北的沙尘天气起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防治措施;秦大河等院士在另外一篇“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与防灾对策建议”中,也针对气候问题给出了分析和对策,提出了建立重大天气气候灾害预警与防御系统的建议。

医疗改革关乎着千家万户,曾益新院士等就目前突出的“看病难”问题,提出“我国现行医疗体制改革的建议”,建议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改革,完善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等等。

针对中小学生课程负担重、素质教育差的现状,李大潜、孙义燧等院士,提交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的报告,为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高呼;转基因是近年来公众关心的热门话题,有大量的人士对转基因存在误解和质疑,张启发、李振声等院士提交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在教育、交通、住房、“三农”、食品安全、环境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这套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分析及政策建议。

收录报告最多的院士,当属有“两栖”院士之称的何祚庥,书中共有他的20多篇报告,内容涉及能源、交通、环保、资源、经济等领域。何祚庥院士在社科领域也著述颇多,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媒体和公众平台。

历史:从边缘的“畴人”到“院士”

中国科学家建言献策的历史,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而开始的。

在古代,科学技术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天文历算家被称为“畴人”,在传统士人中处于边缘地位,科学成为不了晋升之阶,更无法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发表言论。近代后,“畴人”逐步向科学家转变,他们在学习传统科学技艺的基础上,逐渐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例如华蘅芳,在全面学习了古代算学的基础上,研读并译介了大量西方数学论著。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徐寿、吴嘉善、杜亚泉、丁日昌等,都是在译著和研习的双向过程中,实现了向近代科学家的转变。他们有科学救国的热忱,但还没有真正登上建言献策的政治舞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家群体,出现在20世纪初,是与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和留学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1896年至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学热潮。这些学生中,一半以上是理工科学生,许多成为开创学科的优秀人才,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丁西林,等等。他们积极投身于科学救国的实践中,提出“专家治国”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学者从政”的热潮,科学家正式走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之路。

中国的院士制度始于1948年,81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郭沫若成为第一任院长,但院士制并未确立。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委员成立大会,选定了233名学部委员,其中包括社会科学部61人。十年动乱期间,学部活动完全停止,直至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活动。1984年,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会上,明确了学部委员大会的职能: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改为咨询机构,规定了学部委员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重大科技问题提供咨询,对中科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中科院与新成立的中国工程院正式实行院士制,院士大会两年召开一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科学家与高层领导人密切互动、建言献策的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自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管理上彻底分家,虽然有关部门曾经数次做过设立社科院士的考虑,但终未通过。本文中的科学家,主要指的是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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