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天朝上国，连物价也总要领先世界：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来访的英国使团发现，大清国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与英国差不多。英国特使马嘎尔尼(LordM acartney)的副使斯当东(Sir GeorgeStaunton)，在其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吏们的薪金仍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根据过去传教士的帐目看，过去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同英国差不多了。

英国人的观察是准确的，大清帝国的物价的确是在这100年中大幅度地提高了。

根据经济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在全国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苏州与扬州，每石“上米”的价格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都是0 .99两，而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分别是4 .3两和4 .80两，上涨了430%-480%！粮食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物价的整体上涨。丝价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每担100两，涨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255两，到嘉庆四年(1799)达到了270两，也上涨了2倍。

对于物价上涨的原因，时人及后人多从粮食收成、人口增长进行分析，而斯当东却独出心裁地找到了白银过度流入的新角度。不幸的是，他的分析的确在理：被后世当作盛世标志的贸易入超，不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改善，相反倒是推动了物价的飙升。

在这个百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对华贸易都呈三角形。欧洲以英国为主，将工业品运往印度，再将印度棉花、鸦片运往中国，之后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运往欧洲，三角对冲之后依然存在的巨大逆差，则直接用白银输往中国填补。美洲对华贸易则是另一种三角：美洲的产品运往欧洲销售，获取白银后运回美洲，再运到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或者，在欧洲获取白银后直接开到中国采购。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这家公司在1708-1757年的50年间，因贸易逆差而向中国运送了650万镑的白银，而在1776-1791年中又运送了367万镑的白银。在65年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17万镑，年均15.65万镑，折合63万银元。

如再加上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的逆差白银流入，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算，从1700-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综述在9千万到1亿镑，年均77万镑、折合308万银元。

清代从开国到乾隆朝，货币的总趋势是“银贱钱贵”———制钱因含铜，民间往往不顾禁令，将其融化后制作铜器，谋取暴利。官价1两白银可兑换1000文制钱，但实际上只能兑换800文左右，制钱升值约20%左右。随着民间私铸铜钱日渐泛滥，逐渐拉低了钱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银价开始攀升，24年后(1790年)首次突破1000文大关，白银开始扬眉吐气。

在白银与制钱的供应同步激增后，天朝的物价自然起飞；而银贵钱贱的结果，又导致使用制钱的主力军———草根阶层，在购买力上更趋弱化，催化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草根阶层承受着诸如物价飞涨的盛世成本，自乾隆末期开始，各地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动层出不穷。当紫禁城以为堆积如山的白银足以托起国运时，银山却如同沙丘或者冰山一般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