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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解读文革文学:生活不可摧毁 别光纠结政治

2013年05月07日08:45腾讯文化王蒙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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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事实上,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的时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荒谬变成了笑料,荒谬变成了段子,荒谬变成乐。生活的细节不可摧毁,你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

小说《这边风景》是王蒙1974年至1978年间在新疆创作完成的,由于种种原因,作品直到近期才被重新梳理并将在今年5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3月20日,王蒙做客“腾讯书院”,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当年的生活与创作经历。

1963年起,王蒙开始了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在这里,王蒙不仅经历了自己的政治低谷,更从一个青年人成长为“四十不惑”的中年人。王蒙坦言,小说创作时自己正值“盛年”,其中细节之丰富、手法之生动,令今日的自己都感到讶异。

小说中描写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新疆地区所发生的趣事,在这里,各族人民互相欣赏,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生活有时变得很荒谬,然而正是这样的生活,才催生了作家写作的愿望和动力。王蒙强调,小说创作虽在“文革”背景下,但自己却始终坚持不写教条、不写口号,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正是这种既规矩又细致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自己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学空白。他说,“生活本身是没有空白的”,“虽然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但同时,生活也会淡化政治、解构政治”。

王蒙解读文革文学:生活不可摧毁 别光纠结政治

【精彩语录】

1、我写作,选择的不是写那种抵抗中国体制的风格。符合社会的主流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写出我自己的东西。

2、尽管我文章里头也是充满了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但更多写得是社教初期的那种蛮不讲理,那种阶级斗争中的诽谤,那种越是好人越要扣帽子的这么一个过程。

3、当时大队书记整天开批判会,就问他:你受谁指示,谁指示你偷东西,你受了谁的影响?你猜小偷那哥们说什么?他把头一低说刘少奇,全场都乐了。

4、事实上,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的时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荒谬变成了笑料,荒谬变成了段子,荒谬变成乐。

5、不戴脚镣这个事情非常要命。我们认为创作越自由越好,你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你的想象力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但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情况下,有时候你写得又太容易了。

6、我毕竟年岁也大了,我也会做,有些事我知道怎么操作

7、对我评论太多了,没有什么意见。太正常了,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很正常。“如果大家都骂我我会很难过,如果大家都夸我我就不准备活下去”,那证明我是一个小人,我一个人都没得罪过、滑头滑到精的人。

如下是书院讲座现场实录——

我写作符合主流 但又有自己风格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主题与我即将出版的上下两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有关。小说是我差不多将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我出生于1934年,1974年开始写这本书,正好是过四十岁生日时。

四十岁生日时,我非常感慨。当时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也不知道日子会怎么过,记得当时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话。文章是写一座坟墓,坟墓上有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大概意思是,埋在这儿的是一个大作家,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写作;埋在这儿是一个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他唱的歌;埋在这儿的人是一个百米运动员,但是他的训练还没开始……类似这样的话。实际意思就是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也可能潜能也非常大,但什么都还没开始干。

看完那文章,我很受刺激。我都四十了,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可能基本会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写。那时候我爱人也说,“你写,不要管那些发表不发表的,爱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不发表也没关系,你写给自己看也行”。当时,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二十四岁到四十岁已经十六年都过去了,再等十六年,我就五六十了,闹不好就死了,当时没有想到能混到今天这样七十九岁。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写作。

我写作,选择的不是写那种抵抗中国体制的风格。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文革,也不认为文革搞得好。那时,江青一出来我都着急,她那洋相百出的样子:戴着帽子,说话脖子往前伸。我又觉得必须从大方面来说,符合社会的主流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写出我自己的东西。那时有的文章写得非常教条,比如《朝霞》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写成浩然那样也不可能,我感觉非常地吃力。

在此之前我还写过一两章。印象最清楚就是写新疆维吾尔族农民的,我在那里的农村人民公社里待了六年,还担任过红旗公社副大队长,完全和维吾尔族农民打成一片。

我记得我写过的那一两章写的是刷墙:每到春天的时候,农民家里多少都会买点石灰,石灰撒点盐不容易掉色,而且受当地俄罗斯族的影响,会往石灰里放点蓝颜料,买不着蓝颜料就弄点墨水,墨水倒铁桶里面,放生石灰,再放一大把盐倒点水,石灰热了会咕嘟咕嘟响,然后拿这个刷子刷墙,刷墙挺卫生、挺高兴。 毛泽东主席是1976年中秋节那天晚上去世的,然后1977年四人帮就抓起来了,1978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写的,所以作品当中很多东西显得特左:有关对毛主席歌颂的内容,这个还好办;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内容就显得有点问题了,如地主婆子、地主的儿子怎么搞破坏,怎么和苏联现代修正主意联合起来,阶级斗争怎么残酷,怎么紧张,尤其是这里头写的内容没有写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写社教运动。

农村“四清”运动,就是指在农村要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清除。社教运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社教运动搞一段以后,毛主席领导搞了一个叫做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桃园经验”的,王光美在唐山那边,有一个桃园,在那个地方搞社教,把那个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叫做“反革命白色两面政权”,好像当时宣布的时候是把书记管制起来。

写婚礼几乎“钻进人家洞房” 感人处自己都哭到不行

1963年底我来到新疆,1965年春天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开始当副大队长的时候,坐长途车,就看见墙上贴着布告,布告上是什么呢?我去开展社教运动,当时所谓“四不清干部”,就是多拿钱逃避社会主义运动的,该逮捕逮捕,该严惩严惩,任何人不允许包庇“四不清”,空气很吓人。毛主席搞二十三条,就说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是行左实右的。

总算里头有一点批左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充分抓住了这一条,尽管我文章里头也是充满了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也描写了怎么学习毛著等,但更多写得是社教初期的那种蛮不讲理,那种阶级斗争中的诽谤,那种越是好人越要扣帽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这样不会出问题。但是到1978年我小说写完以后,这些东西却显得很不合适,经过一大堆编辑,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改,没法办,就搁起来了.

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包。那时候没有别人抄,没有电脑,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就放房梁上,也没有其它的地方放。1978年到去年,经过34年,在里面就搁浅了34年。

比较重要两个小说,一个《青春万岁》,是1953年到1956年写的,因为文章不够革命,只写中学生,没写当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说这样不好出。所以1953年开始写的作品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经过了26年;而这个《这边风景》则经过40年或者39年。一个是不够革命不能出版,一个忒革命也不能出版。但是去年就是找到稿子以后,是我孩子找到的,孩子看后特别受感动,说这个写这么好。

所谓“好”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从个人创作来说,这部作品写在我盛年,也就是从40岁,写到44岁,一个人精神最足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很少有人能完成心愿,但是我是真正在很特殊情况之下做到了——就是我在新疆在农村里头,跟新疆的少数民族农民,当时叫“三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当副大队长,还学维吾尔语,那时候比现在说得好,特利索,特别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我能看到里面的那些生活细节,现在有些我都记不太清了,有些词我都记不太清了,记不清是我自个儿的经历,我现在想我怎么把生活细节写得这么细: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怎么吃饭等等。

我写一个特别善良维吾尔女子,她第二次结婚(因为第一次结婚是很小的时候被继父继母强迫结的特别没有感情),后来嫁一个人非常好,那个人思想很新。维吾尔新婚有一个规矩,女孩结婚时要给这男孩把靴子脱下来。他们穿高腰的皮靴,为什么穿高腰皮靴?因为新疆土大雨少,雪多泥多,土大,土特别大,新疆很多规矩跟咱们内地不一样,它有它的地理原因,它这个高腰靴子,自己拖相当费劲,既然两人成为夫妇,所以这女孩要半跪在那,把拉锁拉开。

但是这个男子就接受新思想比较多,男女平等,他就不让这女孩给他脱这靴子。可这女孩心理挺别扭,觉得自己终归嫁给自己特别喜欢一个男人,结果他不上脱靴子。我看到这儿时,就非常惊讶,我说我怎么会钻到人家洞房里头去呢,连这事我都知道,我太惊讶了。

我写赖皮,有一个赖皮维吾尔。这人真是无处不赖皮。当时有人民公社,一到外收时候就会宰牛。记得那功夫泡牛杂汤特棒,有的人连一碗都喝不着,他一个人喝三碗。他用什么方法喝三碗杂水汤?我现在看到都觉得惊奇,我也不会喝三碗杂水汤,我这样把赖皮写在书里了。

我写一个残疾女医生和一个马车夫的爱情。写伊犁的马车夫怎么和人交朋友、怎么有男儿气概、怎么有男儿豪兴,但是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残疾女医生,缺一只手,因为自己残疾,所以父母老是逼着她嫁一些人,她早就宣布死活不结婚的。但是她接到了马车夫的求爱信。马车夫文化完全不如她,但是写的信特别真诚,所以这女孩看到这信就感动地光哭了。恰恰就在这关键时候,马车夫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这个女医生就痛斥他,我每次看到这女医生痛斥他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个不行。

生活很荒谬 问:谁指示你偷东西 答:刘少奇

有时候政治解读是一个命名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村生产队,一个公社里头,有好人有坏人,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一个社区里头,我相信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一个单位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在那个时代就会把这些解释成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向老百姓怎么解释?他也是生活里边的好人与坏人。所谓“好人受气,坏人横行”这类语言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说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们现在不这样提,老是没完没了提,国家就乱成一团,但这不等于我们生活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

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时,毕淑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变成了生活以后,就是不管搞什么体制,搞什么政策,柴米油茶酱醋茶、爱恨情愁,这些任何时候都会有。有时候我很感慨这是一个空白。

我们搞了很长时期的强调集体、强调大集体、强调计划经济、强调领导人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在1955年,1956年就大搞特搞,人民公社在1958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才解散。这20多年如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上看,人民公社弊大于利,但不是完全没有利,比如说修那么多水利工程。我这边也写到水利工程,因为我在伊犁参加水利工程,我住在地窝里头,地窝里就是在地里挖一个坑,挖一个盖就算房子,因为新疆雨水少,旁边挖个沟有点小雨就从沟里流了,修一个台阶从这边下去还暖和,地窝子冬暖夏凉。当时,还会修很多水地。记得当时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先宰牛,宰牛完喝杂水汤,动不动就集体开会。在开会时,队长先讲话,讲话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也挺热闹,也有某些大集体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情调。也有一种互相碰撞,也有各种玩笑话,也有各种因为人多了,整天开会,一开会时候男男女女,荤的素的,真的假的,那场面热闹地不得了。

这种场面我都见过,队长开一年,年终了,给大家报公分评情况,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干什么,每个公分合多少钱,另外现在能花多少钱,多少钱被困难户借支等,都强调日子过得如何之穷……记得当时有一个老社员,还不是维族是汉族,维文非常好,祖祖辈辈都在新疆,说想赚钱不容易,他就有好办法。队长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说说听听?他说修个大炕,队长老婆往炕上一躺,钱就到了。当时这种胡说八道都敢有。另外有一些就是那种革命意识形态的,也有感动人的地方,念愚公移山,然后搞毛主席著作讲用,然后就学焦裕禄,学欧阳海、学王杰,这些都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我小说里面没有。

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毁的,甭管你搞什么?甭管你政策,你政策再空洞再过分,再不全面不准确,但是生活本身仍然是不可摧毁,在大队的时候最逗,文革已经开始,开始批判刘少奇,忽然大队民兵大喊小叫,抓着一个偷东西的人,是南疆的不是本地的,相较于新疆伊犁,南疆那边比较穷,不知道怎么过来偷东西的,就给抓来了,抓来以后我们大队书记也在这儿,大队长也在这儿,我是副大队长,就审问这个人:你怎么偷东西?当时大队书记整天开批判会,就问他:你受谁指示,谁指示你偷东西,你受了谁的影响?你猜小偷那哥们说什么?他把头一低说“刘少奇”,全场都乐了。

说是刘少奇指导他偷东西,还不能说不对。大队长说:你偷东西不对,但是要有认识,我就知道你受刘少奇影响,要不然能上这偷东西?现在当然感觉到那个时代荒谬。

事实上,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的时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荒谬变成了笑料,荒谬变成了段子,荒谬变成乐。你现在我要一想起偷东西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个你上哪编去?编都编不出来。所以这里头充满了生活,而生活是不可摧毁的,生活的细节是不可摧毁的,你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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